北朝史学与北朝政治

在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北朝史学有自己的特点。与南朝相比，北朝在研究前代史学、修撰前代史方面；在重视修撰当代国史方面；在民族史学的研究方面；在直书与曲笔修史方面都表现了与南朝史学的异趣。本文在揭示以上事实的同时，指出这些特点的出现是与北朝政治紧密相联的。北朝纷繁复杂的阶级、民族矛盾严重影响、制约着该时期历史学的发展，使之带有明显的不同于南朝的政治烙印     

《史通》增设“三志”的史学价值探析

刘知几根据时代的变化调整变更史书篇目,提出在国史中增设"都邑"、"氏族"、"方物"三志。都邑志是都邑学的发展在史学上的体现;氏族志对姓氏学的发展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方物志改变了传统历史学的研究思路。其在国史中增设"三志"的主张为后世史家所沿用,对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代皇权对国史修纂的全面干预

在中国史学史上 ,宋代皇权对国史修纂的控制和干预是全方位的。宋代通过一系列的制度程序把国史修纂的各个环节置于封建皇帝亲自审查和监控之下 ,从而影响并损害了史学的学术品格     

《册府元龟·国史部》史学思想初探

<册府元龟>是北宋前期一部官修类书.其中<国史部>广泛征引正史,勾勒中国古代史官产生和发展历程,评述史家、史著优劣.将史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总结古代史学中的成果、经验,同时批评反省出现的问题和舛误,以资史学本身发展,从而将史学纳入到正确的发展轨迹中,推动了宋代史学的繁兴.     

《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遗风

黄式三《周季编略》是一部编年体史著，为研究战国史基本史料之一。黄式三虽作为浙东学派的殿军人物，但《周季编略》对乾嘉史学遗风也有明显继承与发扬：首先《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考据精神相融，其次《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细节情怀相通，最后《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议论特征相合。因此，透过浙东学术“以经明史”、“践履之笃”精神传统与乾嘉史学遗风在《周季编略》中双重表现之个案分析，亦可看出浙东学派在近代以来新的发展趋向。     

日本的史学研究机构及团体

日本的史学研究机构大都是以大学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明治初年由政府創办的东京大学,在1886年改称帝国大学后第二年没立了史学科,1889年又增设了专以日本历史的研究、教育为目的的国史科。在史学科同国文科分科的同时,帝国大学創设了史学研究机构。从此以后,院系經常有所調整。根据1910年新制度的規定,除本国史学科外,从汉学科分出来的东洋史学科以及由史学科改称为西洋史学科的三个学科,就成为史学研究的专门学科了。     

努力发掘传统史学的民族精神--兼谈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

研究中国传统史学思想对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历史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史学思想研究展示中国史学思想的丰富性、深邃性，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历史学在世界史学上的重要地位，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古代史学思想研究，从思维方式上认识传统史学的民族特点，对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有着重要的意义。发掘史学的民族精神，是从深层次上理解传统史学所具有的现代价值。传统史学有着深厚的内涵：关心民族盛衰和人类历史的命运，以通变思想认识历史变革的必要性；在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力时，特别强调重民的民本思想，在治史上突出经世史学的主张。这些都是民族史学的珍宝。我们应当从时代高度重视古代史学思想的研究，把社会与史学联系在一起，把时代思潮、哲学与史学联系在一起，把经、子与史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把微观研究与宏观考察结合起来，思考21世纪史学发展的问题。     

试论马克思主义国史观与国史理论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性为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国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国史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其中,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国史观形成和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国史发展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国史观形成和发展的根本方向。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国史观的本质属性。国史理论是关于国史及其发展规律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论体系,它主要包括国史观、国史哲学和国史研究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论。国史理论建设立足于国史研究及其发展,建立在国史观和国史哲学基础之上。在国史研究中,国情调研和社会历史调查日益成为拓展国史研究领域和创新国史研究方法的重要途径。     

近代前期中国传统史学的嬗变

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革，与之相适应中国传统史学在其观念和内容方面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反映在传统史学中经世致用思潮的再度崛起、边疆史地研究开始兴起、外国史著编译掀起热潮等三个方面。上述三个方面为传统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内容，最终构成了近代史学的主要内容和特色。     

胡绳与中共党史学范式研究论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能顺利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史研究者对于其学科建设理论问题研究的重视。在党史学范式研究方面,胡绳运用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视角与方法解读中国近代史以及中共党史的进程,并且深刻地阐述了这两种史学范式之间的关系,还有力地回击了“告别革命”论的错误观点。他关于党史学范式问题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充实了党史学范式研究的内容,提升了党史研究的理论思维以及为完善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指明了方向。      

历史学：科学还是艺术？

１９世纪以前的史学实践表明了史学科学化与艺术化两种不同的学科倾向。随着科学概念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确立，从１９世纪开始，西方史学界展开了历史学学种胜质的争论。或认为其为艺术，或相信其为科学，或主张两者兼而有之。我的观点是：就学科个性而言，历史学是一门科学，遵循着从事实中得出结论、引出规律的研究途径；就表现形式而言，艺术对史学有重大影响。     

研究国史的思想指南──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对国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如国史阶段的划分、标志及评价、经济建设所处的地位及原因、“左”倾思想产生的根源等问题，作了深刻的概括；对国史研究中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如工业及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八大、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中外关系、我党与其它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关系等作了实事求是的阐述；在如何做好国史中领袖人物的评价上，也提出了不少指导性的观点。作者认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站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高度，对进一步做好国史研究，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北方民族政权历史文化认同的典型案例——《辽金元史学研究》评价

《辽金元史学研究》对辽金元史学作了贯通性的综合考察。从修史制度、多民族历史撰述、各族史家史学编纂思想入手,全面剖析了辽金元时期史学发展的新风貌和时代特色,拓展了辽金元民族史学研究的深度与维度,使人们从史学思想的视角看到中国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历史认同、文化认同的总体趋势。     

简析梁启超的民族史研究

梁启超民族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为“民族”概念问题、中国民族的来源、中国民族的分类、民族间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其对近代民族史学的贡在于,一是促进了民族史学科的独立与繁荣,二是为后世树立了民族史学的指导思想,三是为近代民族史研究提供了基本路径,四是为近代民族史学提供了研究的基本方法;其民族史学的不足和缺陷在于汉族中心论取向及具体问题研究之空泛。     

建国60周年前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述评

建国60周年前后,国史学者们在原有国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国史研究。笔者从新观点、新视角、新课题、新领域四个方面对国史研究的新进展进行了综述,一方面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战略部署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总结,推动共和国国史研究实现了新的突破。     

明代中后期私修当代史的繁兴及其原因

明代中后期的史学领域内出现了私修当代史繁兴的浪潮 ,究其原因 ,则多种多样。明代实录失实与国史失修刺激了私家撰史的热情 ,通今之学与以史经世思潮是私家当代史撰述的社会要求 ,史料的积累和实录的流布为撰写当代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而个人因素和思想原因也不容忽视。     

隋朝史学管窥

隋朝国运短促 ,但史学成就并非乏善可陈。隋朝统治集团的历史意识较以前诸朝进一步增强。隋朝史家既重视修前朝史 ,也重视修国史。隋朝史学对后世史学的影响颇为深远     

“他者”入史：历史统计学方法的产生与运用——以民国时期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中心

统计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不仅是知识领域的跨界合作,更是西方社会科学与中国历史传统交流碰撞的产物。统计入史有着不可更张的先天基因,不仅统计表与我国史表形式相近,而且统计材料翔实确切的要求与我国史学“记史求真”的传统相吻合。梁启超率先提出历史统计学这一概念,这不仅与他个人好制史表的个人习惯有关,同时也与他主动汲取先进治史理念有关,更重要的是受其业师康有为的影响。统计入史后,在民国时期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多有提倡与实践。统计入史为整理史料与研究问题提供了新方法。自此,数字与图表结合的历史书写方式常出没于史籍之中,史学的数字人文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日知文集》：一代史学巨匠心力集结的见证

林志纯先生从事学术研究长达六十余年,在史学教学与研究、古典学研究基地的创立、史学研究人才培养诸方面,做出了开创性与奠基性的成就,在现代学术史上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学术遗产。他晚年仍锐意创新,以比较研究方法,创立了独具特色的“中西古典学”理论体系,将我国的古典学研究水平提高到空前的新高度。他始终关注新方法的探索及新材料的运用,其作品展现出一代史学巨匠的气象与规模。林先生是个性鲜明的大学者,其至真至纯的学者风范值得珍视。     

词学之转关——重评夏承焘先生的词学贡献

夏承焘先生把史学引入词学研究领域,以知人论世、文史结合的方法说词,构建了一部别具一格的词史;以求真求是的精神说词,推进了词学研究的科学化进程.这两方面相辅相成、浑然一体.从方法论和具体词学研究实践两个角度,纠正了常州词派牵强附会、任意主观的说词风气,推进了词学研究由经学治词向史学治词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