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庶昌及其《古逸丛书》

十九世纪末,黎庶昌出使日本时,在他的幕僚杨守敬大力协助下,访求辑录了二十六种国内久已失传的极为珍贵的古籍,影印复刻了《古逸丛书》。李一氓同志去年在《论古籍和古籍整理》中谈到孤本、善本复印时说:“是否可以考虑在黎庶昌《古逸丛书》,商务《续古逸丛书》之后,选印《古逸丛书三编》。把不可多得的宋、元本古籍和明刊善本,都选编进去。”(见《人民日报》,1982年1月20日)因此,认真对《古逸丛书》进行研究,对我们今天整理古籍,复印孤本、善本,搜访校订古书,都有借鉴作用。黎庶昌,字莼斋,道光十七年(1837年)生于贵州遵义。〔注〕祖父黎安理、父黎恺,长兄庶焘、仲兄庶蕃都是举人。伯父黎恂藏书宏富,著名硕儒郑珍曾从其受业。莼斋六岁丧父,家贫多疾,伯父、长兄督学甚严,他与次兄每日“并案读,属文必尽夜分”(《黎氏家集·黎庶昌仲兄椒园墓志铭》),又得郑珍指导,自幼即博览群书,长于诗文,讲求经世之学,“意气迈往,不可一世”(《续遵义府志·本传》)。有“思以瑰伟奇特之行,震襮乎一时”的非凡抱负(黎庶昌《拙尊园丛稿·答李勉林观察书》)。曾国藩曾赞叹云:“莼斋生长边隅,行文颇得坚强之气。”(薛福成《拙尊园丛稿序》,又见《续遵义府志·黎庶昌传》)“笃学耐劳,内怀抗希先哲,补救时艰之志,而外甚朴讷,不事矜饰。”(北京图书馆藏《黎莼斋先生手稿》抄曾国藩上奏)     

《庄子》三大版本及其异同

郭象的删残篡改,导致后人不知《庄子》初始本,仅知《庄子》大全本,但又难以确知后者的成书时间和编纂者。本文列举诸多史实,考定《庄子》初始本成书于战国,编纂者是庄子再传弟子魏牟,《庄子》大全本成书于汉初,编纂者是先于司马迁的淮南王刘安,最后辨明《庄子》三大版本之异同。     

魏源《诗经·国风》次第研究与今文经学理论的建构

魏源《诗古微》有两种版本,一种是道光初年刻二卷本,另一种是道光二十年二刻二十卷本。《诗古微》初刻本与二刻本关于《诗经·国风》次第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其初刻二卷本《国风》次第不同于《毛诗》《左传》和《诗谱》,是一种全新的顺序,在二刻二十卷本中,魏源放弃了这一次第,而借鉴了郑玄《诗谱》的次第,并对其义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魏源《国风》次第研究前后的差异与其今文经学理论的探索密切相关。魏源《诗古微》关于《国风》次第的研究对于现代的《诗经》学研究仍然很有意义。     

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读札记

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保存了大量的先唐及初唐佚文，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但同时，《文馆词林》规模宏大，经众手抄撮而成，又经转抄或传刻，不免存在着一些失误。笔者近日校读《丈馆词林》，作札记数则，敬请方家指正。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今本《汉书》与《文选》李善注引文互校

中华书局1962年整理出版的标点本《汉书》,可以说集《汉书》各版本之大成;但是,其中错讹之处也在所难免。《文选》李善注本大量引用《汉书》,使我们得以窥见初唐《汉书》的基本面貌。利用《文选》李善注中的《汉书》引文及其他相关资料,考校异同,辨别是非,对《汉书》的校勘整理和《文选》的研究均会有所裨益。     

《醒世姻缘传》对《金瓶梅》的继承与发展

《醒世姻缘传》和《金瓶梅》是中国古代章回小说中的两部巨著 ,同属于描述家庭生活的人情小说。随着对此两书研究的深入 ,《醒世姻缘传》对《金瓶梅》的继承与发展得到承认。这种继承与发展主要体现在 :后出之书《醒世姻缘传》继承了《金瓶梅》的写实精神 ,真接反映现实人生 ;《醒世姻缘传》对《金瓶梅》的发展表现在对写实的进一步推进 :不止于暴露黑暗现实 ,而是探求原因 ,表达理想 ,这样就使《醒世姻缘传》有了一层淡淡的理想色彩 ;《醒世姻缘传》对“亵墨”的处理也较《金瓶梅》更为积极健康 ;在作者结撰时代故事上 ,《醒世姻缘传》并不以前代作品作为自己创作的起点 ,表现出个人独立创作的发展趋势 ;从章回小说的外在形式上 ,《醒世姻缘传》的回目更加整齐 ,说话的套式渐渐淡化 ,标明章回小说在体制上的变化发展     

古本《坛经》存在的文献依据

当我们质疑敦煌本之外的《坛经》各本时,需要考虑《坛经》的结集和流传问题。至少从六祖活动的地域和《坛经》的传承宗旨两个方面,敦煌本都存在漏洞和缺陷。考虑到《坛经》记录的方式,敦煌本的原本或古本《坛经》是存在的,这也可以得到唐代碑传及唐代禅宗史书的证明。另外,惠昕序、郎简序以及南宋朱翌的《南华五十咏》都提供了古本《坛经》存在的佐证。禅门语录所见《坛经》异文,也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证据证明惠昕本等后出版本增补部分的可靠性。     

《周书》校读札记(四)

1."入为吏部中大夫,历御正、纳言中大夫。"(《周书》卷三二《唐瑾传》,第565页)"纳言中大夫",《北史》卷六七、《通志》卷一五八《唐瑾传》作"纳言、内史中大夫"。按:《周书》本传系后人据《北史》所补,此当脱"内史"二字。2."天和中,以齐驭下大夫使于陈。"(《周书》卷三二《唐瑾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65页)"天和中",《北史》卷六七《唐瑾传》作"天和初"。按     

《郑笺》对《毛诗传笺通释》的影响

《郑笺》成绩斐然,代表了汉代《诗经》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代注释之作起到了典范的作用,垂范百代。《郑笺》的释词之例、训解方法及其表现出的文学质素对《毛诗传笺通释》都产生了影响,《郑笺》与《毛诗传笺通释》在传统训诂、文学、义理上均有相通之处。《毛诗传笺通释》对《郑笺》全面地继承发展。从汉至清,诗经的注释之学紧密传承,可见中国学术之源远流长。     

《东方圣典》中的《诗经》

1879年,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将其所译的《中国经典》(Chinese Classics)之一《诗经》中具有宗教意义的部分诗篇结成一集,收入由其牛津大学同事马科斯.缪勒所主编的《东方圣典》(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丛书中的第三卷,《中国圣典:儒家卷》(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Texts of Confucianism)。这套丛书的宗旨,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东方的宗教文化及其典章制度。但是,由于理雅各没有对中国古代的宗教做出明确定义,在编选本书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导原则和标准,因此所选的篇章未免有些零乱。结果是读者在读完本书后,仍然无法对中国古代的宗教文化形成一个基本的认识。倒是理雅各对《诗经》中"天"、"帝"以及"上帝"等关键词语的翻译和理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中西宗教文化的一个契机。     

《陈竹山文集》的史料价值与版本

《陈竹山文集》是明代西域使者陈诚的个人文集,对考察陈诚及明代西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为研究陈诚的家世、生平、交游、仕历明王朝的西域经略及《使西域记》的版本源流提供了大量的新资料,陈诚及其西使记研究中长期隐晦不清、久悬不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由此得以廓清。《陈竹山文集》有明刻本两种、清刻本两种,其中明刻本已佚,清刻本两种传世极稀。目前,易见的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收录的雍正本《陈竹山文集》。     

朝鲜林椿《孔方传》与《毛颖传》之比较

韩愈的《毛颖传》与朝鲜林椿的《孔方传》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是以物喻人的假传体小说,二文皆篇幅不长,但所用意象鲜明,寓意深远。韩愈借《毛颖传》对统治者弃老臣如敝屣的行为提出了大胆的批评。林椿在《孔方传》中揭露了那些利欲熏心、不择手段捞取国家钱财的蠹虫。     

试论《史记》人物传记对《水浒传》叙事的影响

本文从《史记》人物传记的历史叙事为中国叙事文学提供了叙事元模式这个理念出发,探讨了《史记》在叙事时序、叙事速度上对《水浒传》的影响,并认为《水浒传》继承和发展了《史记》人物传记中的单传、合传及附传三种形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结构。     

《宋史·王柏传》勘误

王柏,朱子嫡传,《宋史》有传。然《宋史》本传中有关王柏学术见解及著述的记载却多与史实不符,今略作考辨。1.《王柏传》载其论《书》曰"大禹得《洛书》而列九畴,箕子得九畴而传《洪范》。范围之数,不期而暗合。《洪范》者,经传之宗祖乎!"(《宋史》卷四三八《王柏传》,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12981页)按:危素《王柏补传》与《宋史·王柏传》相校,仅多数     

《牛天赐传》与《远大前程》综论

本文运用文本对照的方法,对《牛天赐传》和《远大前程》之间的关系作了分析、探讨。文章指出《远大前程》在形式结构（如人物设置、人物关系、主要情节）和艺术风格（如幽默、比喻、夸张、对照等艺术手法的运用）等方面对《牛天赐传》有一定影响,同时老舍还有意识地以《远大前程》为隐性参照物,在《牛天赐传》中对中西两种文化作了多方位的跨文本比较     

《红楼梦》与《金粉世家》异同之探讨

本文对《红楼梦》和《金粉世家》两者之异同进行探讨。     

日藏《毛诗诂训传·唐风》残卷研究

《毛诗诂训传·唐风》残卷,为初唐写本、奈良朝钞本,现藏日本东洋文库.今存113行,大小字约2200字.所存内容为《毛诗唐风》中的《蟋蟀》、《山有枢》、《扬之水》、《椒聊》、《绸缪》、《杕杜》、《羔裘》、《鸨羽》八首诗及《毛传》与《郑笺》.本文在详细介绍此写卷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试以该卷为底本,取阮刻《十三经注疏》本《毛诗》、四部丛刊本《毛诗》及敦煌本《诗经》进行校读.以期对该写卷的价值,特别是对诗经研究的价值作出更为准确的评估.     

文渊阁四库本《太平广记》底本考索

《太平广记》成书之时,即已被人认为是“非学者所急”,因而“收墨板藏太清楼”(《玉海》卷五四),致使“《御览》盛传,而《广记》之传鲜焉”(《广记》谈恺序)。近代以来,小说的地位逐渐上升,小说的研究成为专门的学问,《广记》才逐渐地引起学者的兴趣和重视,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与《广记》的价值,与《广记》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相比,无论是规模,还是深度来说,对《广记》的研究都还是不成比例的。 现在通行的是汪绍楹先生点校的中华书局本。影印的文渊阁四库本出版以后,读者又多了一种比较容易得到的本子。笔者经过对照和考证以后得出结论:文渊阁四库本的缮录底本就是黄晟的乾隆二十年槐荫草堂本。 首先必须说明:一、四库的各种阁本都是缮录本,并非刻本。在《四库全书》的纂修过程中,纂修官根据乾隆制定的标准,曾选出一部分送内府刻书机构武英殿,这就是著名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可是,《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一百三十四种,其中并无《广记》,况且丛书版式,半页九行,与阁本并不一样。二、阁本与阁本之间,即便所缮录的底本相同,也     

也说《中山狼传》与《中山狼》杂剧的作者与寓意

《中山狼传》与《中山狼》杂剧的作者和寓意问题,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通过明清特别是明代众多相关材料的剖析,结论却只能是《中山狼传》的作者是马中锡,《中山狼》杂剧的作者是康海;《中山狼传》的创作目的是讽刺李梦阳的忘恩负义,由《中山狼传》改编而成的《中山狼》杂剧的寓意也是如此的。虽然它的寓意要比《中山狼传》本身更为深刻和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