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逻辑史研究之误区

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以《墨经》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名辩逻辑究竟属于何种逻辑类型？这是近年我国逻辑学界争论的热门话题。本文不打算讨论中国古代名辩逻辑是不是形式逻辑，只想就有些学者提出的“中国逻辑史应以中国古代的传统形式逻辑思想作为主要和基本的研究对象和范围”[1]这一主张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问题发表看法。笔者以为，既然是“中国逻辑史”，那么，循名责实，其研究对象就应当是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就是说，中国古代思想家有关逻辑问题的思想、理论，都应当纳入中国逻辑史的视野。“中国逻辑史”不等于“中国形式…     

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研究三议

对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应把握如下三点:一是中国古代有着不同于西方形式逻辑的逻辑思想;二是正确理解"据西释中";三是将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放在思想史的大背景上进行的同时,我们也要坚持中国古代逻辑作为一门学科本身的独立性。     

研究因明的学者及其学识的概述

在世界逻辑史上,因明(亦称因明学)同古希腊的逻辑、中国古代的名辩学是三颗瑰丽的明珠。因明不仅在古代印度佛教和人们思维活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世界各国逻辑科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世上界上许多国家的学者利用翻译、注释、论文、著作等形式探讨和推广因明。在介绍和研究因明方面,中国的学者首当其冲。过去有人把中国逻辑史粗略地划分为先秦的名辩学,隋唐的因明和明清以后的逻辑学三个阶段。而今中国已故著名逻辑史家汪奠基先生在其《中国逻辑思想史》和周文英同志的《中国逻辑思想史稿》里也都列专     

驳类比推理“个别推个别”说

我国现行逻辑教科书把类比推理说成是“由个别推个别”的推理.这既有悖于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又违背了亚里士多德有关类比推理(例证)的论述的原意.中国古代墨家、荀子提出了“异类不比”、“以类行”、“以类度类”、“类不悖,虽久同理”的“类推”思想,认为类比推理要在两个同类的对象之间进行,以“类”(一般)为中介,由此及彼,由他物推此物(个别推个别).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中关于“例证”(类比推理)思想的本质是它是一种有别于归纳和演绎的连用式.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理论、实践、价值逻辑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完整严密的三重逻辑体系: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价值逻辑。理论逻辑在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借鉴和充实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基本内核、总结和汲取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经验;实践逻辑在于总结习近平总书记扎根基层的实践经验以及中国历史实践过程的经验教训。以理论为依托,以实践为导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到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和超越,这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梦的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特定的价值逻辑和意义。     

“邓析开创中国逻辑思想史”质疑

中国逻辑思想史发轫于何时？开创者是谁？学术界对此似有定论。温公颐先生的《先秦逻辑史》第一章《邓析》中明确写到：“我们把邓析作为先秦逻辑思想的开创者”①；汪奠基先生的《中国逻辑思想史》第一编第一章《先秦名辩学派的逻辑思想》也从“邓析与形名”介绍起；周云之等著的《中国历史上的逻辑学》的第一篇即为《邓桥在“两可”之说中所反映的逻辑思想》，可见也把邓析看成是中国第一位逻辑学家。近年来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陈益麟《孔子在中国逻辑史上的地位》一文提出新的观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端，以孔子为代表。”③…     

中国“轴心时代”的精神觉醒

百家争鸣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世界"轴心时代"人类精神觉醒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类觉醒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在古代中国每个阶段的人类觉醒都有不同的特点,人类精神觉醒表现在诸子百家的思想的各个方面,尤其表现在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和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中。这种精神已经深深植根于古代中国人的骨髓,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     

思辨性与实践性：秦汉时期的推类原则思想研究

推类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中被普遍运用的推理类型。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推类也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对推理本身的一种称呼。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蓬勃发展的阶段,但在秦汉时期,推类的方法仍然被思想家们广泛采用并深入研究,体现出鲜明的思辨性与实践性双重特征,既关注抽象的逻辑思维规律,也注重具体的政治伦理原则。《吕氏春秋》《淮南子》和《论衡》中关于推类及推类原则的思考和探讨,对我们全面把握中国古代推类思想的发展脉络与特征,进而从思维方式和推理类型本身的角度理解中国古代逻辑特殊性具有重要作用。     

论王充关于论证基本法则的逻辑思想

王充(公元27～约97),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是我国东汉著名的思想家。王充的著作,据他自称有四部,但今仅存《论衡》一书,其他均已失传。王充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唯物主义传统及逻辑学的成就,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在《论衡》中阐述的关于论证的逻辑思想,对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他围绕论证基本法则的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阐发了一些放射着真理光芒的宝贵思想。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大家。     

晚周时期“阴阳”与“和”范畴的变化发展

“阴阳”与“和”都是中国古代辩证矛盾观最重要的哲学范畴,它们的影响涉及古代中华文化的各个领域。阴阳学说、“和”的思想,甚至到今天仍在某些科学领域(如中医学基础理论等)占有重要的地位。“阴阳”与“和”范畴最早在晚周时期具有朴素辩证法的含义。研究晚周时期“阴阳”与“和”范畴所经历的变化发展,对于探索中国古代辩证矛盾观形成的历史路径与逻辑过程,揭示逻辑与历史一致的规律,具有     

试论墨家的归纳逻辑思想——中国古代归纳逻辑思想初探之一

一墨家不仅写出初具体系的逻辑学——《墨辩》,而且为中国古代的归纳逻辑思想奠定了基础。如掌握经验材料的观察等方法,关于“类”的思想和偏有偏无的划分思想,以及“以类取”的归纳方法和归纳逻辑的性质和规律都有所论及。探讨墨家的归纳逻辑思想,就不能不从“类”概念谈起,因为“类”概念的问题,它在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既可以涉及到演绎的逻辑问题,也可涉及归纳逻辑和类比逻辑的问题。但从类的     

评黑格尔关于逻辑思想发展阶段的理论

黑格尔是辩证逻辑的创始人,在建立辩证逻辑体系的过程中,他深入地研究了哲学史和逻辑史,探讨了逻辑思想的历史发展问题,提出了逻辑思想发展三阶段理论。他说:“逻辑思想就形式而论有三个方面:(a)抽象的或知性(理智)的方面,     

中国古代的市场管理模式

将中国古代的市场管理思想归纳为三个方面：直接实行行政控制的市场管理思想,以《周礼》、商鞅为代表;自由放任的市场管理思想,代表思想家司马迁、叶适、邱浚;实行经济干预和调控的市场管理思想,以范蠡、李悝、贾谊、轻重论者、桑弘扬、王莽等为代表。代表思想家的主张,对处理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的关系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试论中国古代推理思想的语境化特征——以先秦时期为例

中国古代存在着丰富的逻辑推理思想,但由于不同文化背景所孕育的逻辑思想有其特殊性,所以对中国古代推理思想的理解就不能仅仅依照西方惯常的理解模式,而是要把它放在特定的语境中加以探讨,如此才能显现出其推理的合理性。先秦时期的推理思想显著体现了整个中国古代推理思想的特征,准确恰当地理解其语境化特征有利于我们深刻认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     

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两个理论问题质疑

在中国逻辑史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见解是：中国古代逻辑是传统逻辑，中国逻辑史也就是传统逻辑的历史。本文认为，“古代逻辑”是历史的分期，“传统逻辑”是指一种逻辑类型，两者不能混同。传统逻辑和古代逻辑虽然都用自然语言表达，但也不能根据表述语言的同异将中国古代逻辑归属于传统逻辑。另一见解则将逻辑问题归结为语形问题。本文认为语形虽然是逻辑研究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的内容。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应从语形、语义和语用三方面研究。中国古代逻辑的诞生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不应用西方逻辑框架来套中国古代逻辑。     

墨家科学思想的兴与衰

(一) 墨家的科学思想在先秦诸子思潮中是别树一帜的。它是中国古代以科技实践为基础,以自然为认识的独立对象,进行自觉理性活动的萌芽,展示了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另一个可能的方向。     

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四十种书

复旦大学蔡尚思教授在《哪些书最能代表中国文化?》一文中指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有下列四十种书:一、文学十种:(1)《诗经》,代表先秦古诗。(2)《楚辞》。(3)《李太白诗集》,(4)《杜工部诗集》,二者代表汉后古诗。(5)《白香山诗集》。(6)《韩昌黎文集》,代表古散文。(7)《宋元戏曲史》,代表古代戏曲。(8)《水浒》。(9)《红楼梦》,代表古代小说。(10)《鲁迅杂感选集》,代表近代文学思想。     

论西方逻辑学的超越与我国大学逻辑教育

逻辑与科学、哲学的关系是科技文化学和科技教育学的重要命题。有一种"中国古代无逻辑"的说法,是一种误识,影响了对逻辑的深刻认识和影响了对逻辑的教育,需要改变和超越:其一,中国古代没有明细的逻辑学并不妨碍其他学术的发展。其二,中国古典哲学的有些基本概念和观念的提出超越了西学。其三,按照中国古代观念,逻辑不是形式是名理,辩证不是逻辑是易道,辩证法与逻辑学是统一的。据此提出逻辑学中国化方案,建议增加三条定律:定义的约定俗成律、判断的同异交得律和推理的容欠理由律。我国大学高等教育的辩证法课,应重新设计,以克服西方传统逻辑学的狭隘和局限。     

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及启示

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第一个历史决议为赢得革命胜利总结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践行的正确革命道路;第二个历史决议为奠定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第三个历史决议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强了历史主动,构建了毛泽东思想在新时代的“出场”方式。三个历史决议不断深化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君主专制的历史进程与非君论的逻辑发展

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政治反文化现象,非君论与尊君论的对峙,不啻可以完整地勾勒出专制时代的政治思想史主轴,还可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古代社会内部的一种内在文化调节机制。本文按照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或思想对历史的还原方法来爬梳非君论的基本形态及生长过程,指出非君论的三阶段与君主专制的三进程是大体重合的,而非君论的逻辑发展恰恰凸现出君主专制的内在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