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美学研究中的'简单性'范畴

本文认为,科学美学研究中的'简单性'范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简单性是科学理沦和谐,统一、对称等标准的核心。数学形式美的主要特征是简单性,在解决问题上的'简单明了'是科学修养的一个重要标志。     

《说文段注》'义同'字类型论考

据统计,《说文段注》使用某与'某义同'等一类术语共有128处,即有128组'义同'字（词）。对这些'义同'字（词）,一般都把它们视作'同义词'。经作者逐一考证,结论并不完全如此,其中有一些是通假字、古今字、异体字等,另外还有少量意义相近相关的词,从而澄清了人们对《说文段注》'义同'字的误解,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说文段注》的有关内容。     

南北宋之争与清代浙西词派的发展演进

南北宋之争肇因于词家振衰起敝的共同意识,是清代词学的重要命题,也是浙西词派理论建构的重要基点,相关探讨贯穿了浙西词派的发展历程:为反拨明代"花草"词风,朱彝尊提出宗尚南宋,正式开启南北宋之争,除南宋雅词一系外,南宋豪放词也曾是其推尊对象;厉鹗在朱彝尊的基础上丰富了争论的内涵并提出南北宗之争的概念,借此将豪放词剔除出宗尚序列;浙派后期词家对南北宋之争进行弥缝补苴,王昶提出诗教意旨作为衡量词格高下的标准,吴锡麒则借用明人正变说以变革厉鹗南北宗概念,在宗尚序列中加入了北宋婉约词;郭麐则在宗尚南宋雅词前提下,规避了界化南北的词风分判。姜夔被浙西词派词人赋予词圣的地位,以与常州词派所推尊的周邦彦相对立,成为南北宋之争中的一个理论节点,反映了浙西词派的新发展及与常州词派在理论内核上的逐步趋同。南北宋之争也是考察清代词学的一个关键点,该争论与清代词坛各种思潮皆有互动关系,并参与了整个清代词学的建构。     

从'汉籍'到'域外汉籍'

在现代文献中,'汉籍'一词出现频率颇高,却罕有辞书收录之。学界均以'汉籍'指称中国典籍,然此义项非中国固有。在中国语境里,扬雄《方言》最早使用'汉籍',尔后从魏晋至隋唐,再经宋元至明清,汉籍即'汉代典籍'之义项传续有千余年。在日本文脉中,'汉籍'相对'国书'而言指中国书籍,相对'和书'则泛指汉文典籍,又相对'佛书'专指儒学经典。现代汉语中的'汉籍'既传承古汉语基因,又吸纳日语词血液,熔铸出一个新词,不仅包括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还涵盖佛经及章疏乃至简帛、碑刻、尺牍、图赞之属。当今方兴未艾的'域外汉籍'研究,论者各自定义、随意取舍,呈现种种乱相。若从'汉籍'乃中华文明结晶推演'域外汉籍'应定义为凝聚域外人士心智的汉文书籍,是在中华文明浸润下激发的文化创新,构成东亚'和而不同'的独特文明景观。     

浅析元好问的苏轼词论

苏轼词论历来非之誉之者甚众,北宋词坛对东坡词非多誉少,南宋词坛对东坡词则誉多非少。而元好问从“以诗为词”的词体观念出发,认为东坡词最根本的创新精神在于“吟咏情性”,即对主体意识的表现,并首次提出“东坡体”概念来概括东坡词独特的词体形式。同时又指出传统的“宫体”词也被东坡赋予了言志抒怀的性质,而且进一步指出“东坡词”与“东坡体”的区别。     

论遗山词的词史地位及其独特性

在金词融会北宋词风的过程中,遗山以其在文坛上的领袖地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金词和北宋词的交融是中原地区汉民族的农业文化和北方少数民族的草原文化的交融,遗山以其极高的词创作成就而成为这两种文化交叉点上的佼佼者。遗山推崇苏、辛,词风豪放,对元词的发展走向很有影响。在沟通宋、金词以及在金、元词的延续上,遗山词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遗山还是在具体词学理论指导下进行词创作的金代最重要的词人,其词体制完备;词中尊杜,极善融化唐诗;其词又有明显的“史”意识影响的痕迹;金、元之际文人歌酒狎妓之风在其词中时有反映;清代词论对其词毁誉不一。凡此种种,都体现了遗山词的独特性。     

北宋'翰林图画院'职官制度初探

宋代'翰林图画院'的制度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画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文从北宋'翰林图画院'的职名设置及其递迁制度、'改官'和'佩鱼'制度以及院画家的'出职'和'当差'制度等三个方面 ,对北宋'翰林图画院'的职官制度进行了初步探讨 ,并在此基础上对画院和院画家在北宋地位的变化情况进行了探索     

“以诗为词”辨

"以诗为词"是宋人对苏轼词的批评,辨明"以诗为词"之涵义,必须回到宋人的语境之中。对"以诗为词"正本清源之辨析,首先是一个文体学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是否合燕乐歌唱就是词与诗根本不同之所在。这个划分标准的不科学在于把格律和音乐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如唐声诗合燕乐歌唱,却是诗;南宋部分词不可歌,却是词。诗词之辨实质在于教化与娱乐。诗言志,其功能目的为政治教化;词言情,其功能目的为声色娱乐。唐代词体尚未独立,与诗体混淆是一种必然的现象。针对这一阶段的曲子词创作,不可以使用"以诗为词"的概念。晚唐五代词体完全成熟,词体特征得以确立,"以诗为词"的创作随之发生。从冯延巳、李煜、晏殊、欧阳修之词作中,皆可寻觅"以诗为词"之痕迹。苏轼填词时时以柳永为靶子,融诗体于词体,努力追求一种新的审美风格,"以诗为词"创作进入新阶段。"以诗为词"拓宽歌词表现范围,成就歌词新的审美风格,对歌词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以诗为词"淡化或取消文体的独立性,该文体存在的意义同时被淡化或取消。即:"以诗为词"是一把双刃剑,得失并存。     

汉语句尾“了”和韩语先语末词尾‘-■'的将来时间用法对比研究

汉语句尾"了"和韩语先语末词尾‘-■'的将来时间用法主要包括将来完成体用法和主观将来时用法。词尾‘-■'的将来完成体用法相对句尾"了"更加灵活,可与不同韩语连接词结合,这与韩语是黏着语,汉语是孤立语的语系差异有关;两者在主观将来时间用法上最为多样,都可表示推测、确信、回想和担心等多种心理,体现了语言的主观化特征。但在主观将来时用法表否定时,虽都需与副词结合使用,但句尾"了"和汉语否定标志词(如"不/不用/别")结合,多用于祈使句;而语尾‘■'则不与韩语否定标志词结合而是与副词"■"结合,多用于陈述句,且这类句子对语境依赖性极强,是语言话用论的体现。     

本体、文体与主体：黄庭坚的词学理论

本体论、文体论、主体论构成黄庭坚的词学理论。在词之根本上,黄庭坚提出词为“诗之流”的词学观,认为词是诗歌的分支、流衍,本质上与诗歌一致;在词的体式上,持长短句说,即词的句式长短不齐,而非近体格律诗的齐言句;在词与音乐的关系上,黄庭坚认为词是合乐可歌的。黄庭坚的词体论,表现为诗赋之间的文体定位、“道人意中事”的抒情性、以“清丽”为词美之标准、“体物浏亮”的形象描写。黄庭坚的词学主体论,包含三个层面：读书深思,有自己独立见解,不取媚于世;人格高逸脱俗,不依傍权贵求取功名富贵;有超凡的文学表现能力和独立的文学标准,不受世俗左右。与苏轼、秦观、陈师道、李之仪较为单线式相对明晰的词学思想、词学观相比,黄庭坚是北宋时期词论最丰富、词学观最复杂,也是最具时代性的一位词学家。     

“歌者之词”与“文人之词”

从传播学角度而言,宋词的发展以宋室南渡为界,由口头传播的"歌者""应歌"向以书面传播为主、抒发个人情感和文人之间的酬唱应和转化,传播媒介除了歌者,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纸质媒体的书面传播,词学理论的成熟和系统化均成为南宋文人之词时代的主要特征。     

论<绝妙好词>对词学思想的影响

周密编纂的<绝妙好词>一书,对前辈词论家沈义父的词学观有所酌取,又因与张炎论词主张相通,故为张炎之<词源>以及传张炎词法的陆行直<词旨>所取材.这部词选对清代词学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所昭示的"南宋体"词;对词选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开宗立派.自<绝妙好词>后,一种新的选词型态--选派词选确立,即通过选词确立宗派阵营.     

《全宋词》罗愿小传辑补

南宋知名学者、文学家罗愿,有传附见《宋史》其父汝楫传后,甚简略,于其生平仕历多所未备。《全宋词》小传虽较《宋史》为详,可补者仍有若干事,兹予增辑。要点有: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荫补右承务郎,监临安府新城县(故地在今浙江富阳、桐庐之间)税。二十八年(1158)五月前,皆在此任。约三十一年(1161)至孝宗隆兴二年(1164),右承务郎、监饶州景德镇(今属江西)税。乾道元年(1165),监南岳庙。约三年(1167)至六年(1170),主管台州崇道观。八年(1172)起,通判赣州(今属江西)。曾摄知州。淳熙三年(1176)秋冬间仍在赣。六年(1179)二月至九年(1182),知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一带)。九年秋或冬,朝奉郎、权发遣鄂州。十一年(1184)七月病卒于任。尚著有《新安志》。     

明代词学思想论略

明代词学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严守诗词之别,强调诗言志、词言情和诗雅词俗;在风格的取舍上,崇尚婉约,贬抑豪放;"小道"、"卑体"的词体观居主流。明代词学思想上承宋元,下启清代,对清人的词体观影响较大。作为词学史上的一环,明代词学思想自有其历史地位。     

梦回荒馆月笼秋何处砧声唤客愁——王沂孙词恋宋情结的文化阐释

王沂孙词中的恋宋情结主要表现在怀念故国和追忆以前的生活两个方面。这种恋宋情结不同于以前的泛泛怀念旧国,它产生于蒙元代宋这样特定的历史场景中,而源远流长的华夷之辨则是其根本原因。这两种特定的文化场共同作用,构筑了这种难以化解的恋宋情结。     

四库馆臣对词之起源及其"变"之认识

清代纪昀等四库馆臣认为,词是伴随隋唐燕乐的兴起与发展由诗转变而来的,它萌芽子唐、五代,盛行于两宋。金元以降,词与音乐日趋分离,流为一种文章。四库馆臣之宋词之“变”说,较为客观地显示出宋词发展的阶段性,以点带面地反映了宋词发展的一般规律。     

试论汤显祖的《花间集》评点

汤显祖喜爱《花间集》由来已久,晚年更为其作了评点。曾有学者批评汤显祖的评点"内容极为贫乏",窃以为不够恰当,事实上汤显祖的评点覆盖面相当广:在内容方面,不仅阐发了花间艳词的情感内涵,而且揭示了花间词丰富的内容,以事实证明"词为艳科"之说是片面的;在艺术方面,对花间词的艺术特征进行了多角度探索,选择了词境与诗境、词境与画境相比较的批评视角;在词史方面,探讨了花间词的艺术渊源,也探讨了花间词对宋词乃至元明曲的影响。鉴于汤显祖在文坛的地位和评点本身的质量,他的评点不仅扩大了《花间集》的影响,推进了词学及诗词曲研究,而且为我们探讨他的戏曲创作道路、创作特色及其成因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周密诗、词之考察

周密是宋元之际著名的文人,著作丰富。他的诗、词创作在当时都有名气,两种文体之间因为渗透了周密的文学思想、生活经历,在很多地方都存在共同之处,比如:崇尚自然、工于炼字造句、善用事、追求清雅之美,创作技巧和风格上诗、词作品间也有互相影响的地方。但是,诗、词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尤其是周密严守词自是一家的观念,导致他的诗、词所表现的范围有明显区别。周密诗、词作品中体现出的互动与不同,与南宋晚期文坛对诗、词的认识是一致的。     

论刘辰翁对稼轩范型的总结、继承与发展

辛弃疾是南宋词人中的大家 ,其词作对后世影响深远 ,业已成为一种文学范型 ,而宋元之际的刘辰翁对这种范型归纳得最为详尽具体 ,共有四个方面 :1)以诗文为词 ;2 )用经用史 ;3)牵雅颂 ;4)入郑卫。而这四个特点也始终贯彻在辰翁自己的词作中 ,并为其所发展 ,形成了独具面目的须溪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