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党协商民主论析

政党协商是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政党关系和谐是中国政党制度的本质。当代中国的政党协商民主缘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多党合作,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得以构建,并以政治协商会议为载体,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为指导方针。厘清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党协商民主应把握两点:一是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是政党协商民主的政治核心;二是共存与监督是保持良性党际关系的基本方针。     

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历史与文本的考察

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都是中国协商民主的重要载体,同属政治协商,关系紧密。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是有区别的高度关联,两者的内容有着高度交集。从参与政治协商的主体来看,政协协商的协商主体较之政党协商的主体更广泛;从政治协商的形式来看,两者有原则规定和规范化的区别。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的高度关联是通过执政党相关文件的规定和人员的双重任职实现的。应通过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这两种协商的高度关联,带动各种协商渠道的拓宽,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与政党制度

协商民主是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社会兴起的一种新型民主理论,尽管目前其实际运行的经验还不是很多,但是已经引起了众多中外学者的关注。协商民主关怀的核心是立法和决策达成的形式,而政党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是立法和决策形成的重要参与者。因此,协商民主情境下必然涉及政党和政党制度,现有的政党制度虽然不能按照协商民主的路径行进,但是无论是竞争性还是非竞争性政党制度,都能够从协商民主的理念中获得知识资源而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     

浅析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政党制度建设

协商民主理论是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社会兴起的一种新型的民主理论,它的兴起和发展为中国探寻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视角。协商民主理论和中国政党制度在根本原则上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它的兴起和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中国政党制度应对其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更是具有重的意义。     

历史与现实: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研究(专题讨论)

正编者按:在中国特色民主政治框架内,凡是关系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都可以通过协商来体现民主,各种民主类型都可以纳入协商民主的范畴。就我们党来说,协商民主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政协就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民主协商的主要渠道之一。在政协里,各个党派、各个阶层、各个界别、各个民族、各个宗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根本性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同于西方的协商民主。就其根本性质而言,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基于儒家传统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观;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基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民主协商;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基于"民主集中制"对立统一原则的民主协商。三者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根本性质。     

我国社会组织协商发展研究

从清末民国时期社会组织的萌芽与形成,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组织协商的逐渐推进,再到改革开放至今的迅猛发展,我国的社会组织协商经历了较为长期的发展历程。如今在党和国家的重视下社会组织协商也已经成为关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它的进一步健康发展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国家全面现代化的实现以及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密切相关。但我国目前的社会组织协商仍不完善,在政府重视程度,社会组织本身以及民众了解程度三大层面上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对我国社会组织协商发展进行研究,探索一条使其良性发展道路具有科研和实践两个层面的重要价值。     

政党协商的基本原则与策略选择

政党协商是推进协商民主的首要形式。认识政党协商、协商民主与政治协商的区别,有助于把握政党协商的内涵;政党协商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方向;服务大局、以人为本;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公共治理、公众参与;新形势下提升政党协商质量的策略选择有:更新协商理念、规范协商过程、完善协商制度等。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明确定位人民政协在协商民主建设中的性质和职能,在经济领域、司法领域和外交领域开展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实践,并初步建立了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法律保障。历史经验表明,加强理论研究,坚持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课题为内容,完善人民政协的组织体系,是当前推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途径。     

对中国党际协商民主地位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党际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围绕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进行平等协商的民主形式。对这一民主形式在中国民主政治中的地位的思考,直接反映了对其的重视程度。要弄清这一问题,需要理清三种关系：党际协商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关系、党际协商民主与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关系、中国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关系。     

当代中国党际协商民主的形成及其意义

当代中国党际协商民主的形成总体上可划分为三个时期:1921 ～1937年萌芽期、1937 ～1947年初步形成期、1947～1949年正式形成期.其正式形成,展示了一种新型的政党关系,呈现了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成立70年社会组织协商的实践探索与发展趋势

社会组织协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协商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在协商渠道、协商领域和协商能力等方面均取得了积极效果。然而,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也面临着一些"失灵"困境,包括制度失灵、机制失灵、认知失灵和组织失灵四个方面。因此,新时代社会组织协商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完善的机制保障,正确的协商意识,以及成熟的组织架构和专业能力,进而为提升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水平贡献专业智慧,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

协商民主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现代民主和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平等地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政府决策与政党执政以合法性的过程。为此,要将涉及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辩论机制有效纳入协商民主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体制和机制,实现由政策性协商向制度性协商的根本转变。     

协商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生长点

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应该从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来衡量。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需要找到适合其发展的有效生长点。协商民主的本质内涵与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之间具有一致性,因此,发展协商民主,以推动政治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协商民主在中国场域的内在涵义及其制度保障、政党基础、文化底蕴和发展趋势等方面的内生资源,不断的、积极的开拓着中国协商民主的可发展空间。中国协商民主在政治制度、社会治理、基层民主和公共参与四个层面的实践形式丰富多样,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深化和完善。     

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协商民主制度体系构建

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质上是民主治理。作为一种治理型民主,协商民主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具有内在契合性。这就要求:深刻认识积极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价值;从政党协商民主、政府协商民主、基层协商民主以及网络协商民主等方面着手,积极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体系构建,努力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     

发展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宪法学思考

我国《宪法》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最高法律依据,《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发展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逻辑起点,《宪法》并从运行原则、制度载体、必要条件、现实保障等方面为发展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提供了规范依据。当前发展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应当坚持《宪法》规定的原则,同时通过宪法解释对社会主义民主形式之间的关系进行宏观设计,促进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为协商民主的良好运行提供坚实的宪法保障。     

试论社会主义乡村协商民主

社会主义乡村协商民主是探索、建立和发展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现实产物,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质属性,与西方协商民主具有根本差异。社会主义乡村协商民主经历了从肯定乡村协商是一种民主形式到确立乡村协商为一项民主制度的过程,是与相关政治制度既紧密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制度。社会主义乡村协商民主以马克思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为灵魂,以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为底蕴,以协商为核心价值,其在乡村社会生活中功能作用的大小取决于乡村协商质量的高低。     

关于协商民主的若干认识问题

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实质上是民主的两个基本环节。说二者是民主的"两种基本形式",其实是指:它们是居于民主两个基本环节地位上的"两种基本形式"。协商民主一定要有协商,但协商决不等于协商民主。这意味着协商民主是有条件的:协商的开放性、平等性、理性化和制度化等。协商民主适用的范围十分广泛。形式上,协商民主可以是政府、政党、阶层、团体、群众等两两之间或各自内部的协商,也可以分为听证式、座谈式、公共论坛式、提案式、电视或网络公开对话式等多种协商;内容上,凡法律未予明确规定的或不涉及国家机密的公共事务,都可以运用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应当成为政府决策的制度化程序。     

专题协商民主制度的程序建设研究

专题协商是21世纪初在我国兴起的一种民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的基本国情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专题协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提供不同利益主体的对话协商载体、创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现方式、推进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等制度价值。然而,在当代中国,协商理想与当前民主实践、协商目标和协商实效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张力,导致出现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程序规范的缺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深化专题协商的程序建设已迫在眉睫,党和政府应从规范专题协商的选题确定、实地调研、全面协商、信息反馈、跟踪问政等方面着手,不断完善专题协商民主运行的程序,进而增强专题协商的民主示范作用。     

党领群议:协商系统中社区治理的引领式协商——以天长市“1+N+X”社区协商实验为例

基于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作为治理手段的社区协商日益受到关注。已有的权威性协商、行政式协商、引导式协商、包容性协商四种模式及具体形式概括还较难阐释中国特色的党建引领的社区协商。随着"带回"学研究的兴起,把国家带回社会、把决策带到社区、把组织带入行为、将政党带入协商、将政党带进框架、将政党带入社会等范式逐渐浮现。结合中国社区协商治理的实践,政党视角有必要带入群议分析范式。天长市社区"1+N+X"协商组织及其辅助的"六步六单"协商流程显示:中国城乡社区已经形成了党领群议的引领式协商模式,这一模式充分展现了社区协商系统的公共空间及其开放性、授权空间及其灵活性、传播及其连接性、问责制及其回应性、元协商及其组织性、决断力及其自主性等要素特征,既契合了国际上第四代协商民主最新理论标识的协商系统质量能力标准,也呈现了中国实践对国际理论的超越,是"真实性"协商。因此,党领群议的引领式协商模式既为分析中国特色的社区协商提供了新视角,也为中国学术走向国际对话打开了新窗口。这就要求新时代中国城乡社区治理要运用好社区协商抓手,探索完善本土特色的引领式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