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经济学价值及其适用于中国的原因

由于排斥政治因素的新古典经济学已无法解释许多经济行为和现象,加上当前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政府干预经济,新政治经济学成为经济学关于“政治与经济”、“国家(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研究的新阶段。引入政治因素、制度因素和实证主义构成其基本理论价值。而实践证明,任何一种试图在宏观上对中国经济转型进行经济学解释的分析框架,它要么将政府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考察变量,要么就将政府行为本身作为其分析框架。因此,作为这种研究取向的理论范式,新政治经济学为解释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经济学中的不确定性——一种经济哲学视角的考察

长期以来,正统经济学要么无视不确定性的存在,要么把不确定性视为威胁,要么以假定的方式放逐对不确定性的研究.这不但与当今世界日益进入深度不确定性的事实不符,而且与现代科学揭示的不确定性世界观自相违背.细加追究可以发现,即便是经济学视域中的不确定性也会涉及很多哲学层面的问题:何谓不确定性?存在哪些不确定性类型?其界分标准是什么?不确定性与概率论、知识观、理性观和预期的关系如何?其哲学思想渊源如何?所有这些问题与经济理论有何内生关系?等等.一旦这些问题获得合理的解答,不确定性蕴含的如下经济理论意义就会凸显出来:不确定性是对机会的一种量度；不确定性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不确定性开辟了经济学思维的新空间；不确定性提供了观察经济问题的新视角；不确定性建构了经济学话语的新体系；不确定性开启了解释经济世界的新范式.     

经济学对不确定性问题的两种处理方法--行为经济学思想方法述评

在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关注的焦点一直是试图在不确定性的经济现象中寻找确定性的知识,并利用这些知识来解释经济现象和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后果,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将不确定性的世界转化为确定性的认识的过程.但是,20世纪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尤其是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否定了确定性思想,在微观尺度上将不确定性引入现实世界.这种认识论上的转变对经济学思想方法的演进起到了十分深刻影响.     

网络、制度和文化: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三个基本视角

随着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深入,社会网络、制度和文化成为经济社会学最主要的三个研究视角.网络分析学派揭示了社会网络在市场中的作用机制;制度学派则关注组织领域内合法性机制的作用和制度在历史过程中的动态变化及其社会后果;对经济现象的文化解释强调经济观念的社会和文化的"嵌入"属性.不同视角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对新古典经济学以理性选择和供求理论为基础的解释经济行为的学术范式发出了挑战.     

专业化分工的经济驱动效应

主流经济学极其注重对规模经济的边际描述,长期忽视对专业化分工的超边际分析,走进了一个缺乏解释和应用能力的"发展陷阱"。但与规模经济理论相比,专业化分工理论能够更为深刻地解释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贸易和知识创新的生成机理。经济增长首先是一个持续演化的专业化分工过程,其次才是规模效应,经济学应高度关注专业化劳动分工的重大经济驱动效应,并将分工分析置于一切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核心位置。这种思想既能够有效提升经济学的现实解释和实际应用能力,更能够有效改进发展中国家的决策水平。     

经济主体“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的历史纷争

长期以来,在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着关于经济主体是具有"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的争论。经济学家关于"经济理性"概念的理解深受"哲学理性"的渗透和影响。古典经济学受西方唯理论认识论的影响,强调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人"在主体上都是具有完全的认知理性的、对经济现象的掌握具有完全信息的"理性经济人"。现代经济学在对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学说不断的质疑与批评过程中,创立了"新理性经济人"学说,一直发展到今天,成了现代西方经济认识论中关于经济人认知理性的主导性观点。     

经济学的激进主义传统与现实影响

经济学的激进主义传统植根于激进经济学。激进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美国形成的一个经济学流派,该学派大体上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批判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问题,并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思想倾向。尽管这一传统不乏狂热、幻想或者显得过于悲观、消极,但能够采用与正统西方经济学截然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分析当今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不平等交换、两极分化、依附等现象以及世界体系的实质,极大地丰富了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宝库。     

科学,抑或人文?——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反思

主流经济学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前提基础上对现实进行描述,借助逻辑演绎推理,通过构建数学模型解释当下,并预测未来。这样一个建立在科学主义基础之上的程序化过程,令经济学放弃了对社会经济现实的历史性、复杂性和整体性的关注,呈现出片面化、机械化和形式化的倾向。为提高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和解释能力,经济学方法论需要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融,构建起系统观的思维,体现更多的人文关怀,以争取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高的境界。     

要市场,也要政府:互动中的互补--两大自由主义经济观比较

自发型自由主义经济学与理性型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存在严格的对立与替代。二者有着共同的自由主义基础 ,对市场机制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都推崇备至 ,都主张既要市场 ,也要政府。自发型自由主义经济学与理性型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的不同 ,导致在自由、理性、法治等问题认识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由此导致对市场和政府作为领域的界定有所不同 ,因而在不同时期提出消极政府与积极政府的不同主张。当代自由主义则以实用主义为准绳 ,对自由主义加以实用化改造和解释     

演化论、博弈论与演化博弈论:不可通约性及其超越

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进化生物学发展起来的演化博弈论,运用有限理性假设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并预测人的群体行为,极大地增强了传统博弈论的现实解释力。那么,演化博弈论1能否看作是演化论和传统博弈论的创造性综合与转换?演化论和传统博弈论是不是具有不可通约性?在笔者看来,演化博弈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经典博弈论扩展其理性基础(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而建立起来的,其分析框架、概念及相关范畴,很多都属于“正统经济学”2,而不是“演化经济学”;Christian Schmidt指出,演化博弈和传统博弈都包含在纳什均衡模型中,演化博弈实际上是对…     

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思想及对我们的启示

本文首先扼要介绍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经济思想。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缺乏微观分析基础以及违反传统经济学理性人假定的批判，理性预期的假说，宏观经济政策无效论，经济周期理论以及政策见解。其次，从理论与实践角度对理性预期理论作了一个简评。最后指出了理性预期学派思想对我国经济学发展及经济体制改革的三点启示：1．在我国同样需要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2．针对改革中出现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现象，经济政策的研究与制定者需认真研究改革过程中各种经济主体的理性预期行为；3．政府若想得到全社会成员的积极配合，使政策取得预期效果，必须取信于民，避免政策的“朝今夕改”，谋求经济政策、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及经济运行三者的和谐与稳定。     

区域制度变迁与地方政府功能透视——基于"苏南模式"的分析

"权力、制度变迁与经济兴衰"是政治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经典命题.本文以苏南30年区域制度变迁为经验基础,创建"利益共容体与比较制度优势"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以"政府理性人"为基本前提设定,形成三个层次有机联系与互动的理论体系,以对中国转型时期"权力、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这一命题作出新解释.     

中国金融研究新范式:主流经济学与演化经济理论有机结合

中国经济转型与改革的大趋势是纳入国际通行的市场经济体系,而针对"中国特色"经济现象的理论研究成果也逐步纳入国际学术界,这需要国内学者对中国经济现象进行研究时,尽量能够运用国际学术界常用的研究范式分析和论证各种经济问题。国内外学者已经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以及优缺点进行了归纳和论述,本文试图把这些作者的思想和看法进一步引申和细化到金融学领域,提出并论证主流经济学方法与演化经济理论方法的有机结合,是能够对中国金融问题进行解释的有效方法之一。本文的结论主要针对中国金融现实情况提出了理论界需要深入探讨和研究的有关课题之建议。     

企业技术创新路径依赖的演化分析

技术创新促进了企业的经济增长,创新本质上是一个适应性的学习过程和文化演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很多技术思想,增加了企业的知识存量,这些新的知识是技术创新的根本源泉。企业技术创新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一个市场试错的过程,这一过程存在着大量的随机因素,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和累积性。因此,技术创新过程存在着路径依赖,路径依赖原理解释了企业技术创新战略、学习过程和技术进步,发展和完善了现代企业理论,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路径依赖的现实意义在于,为了更好地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与传播,政府要进一步完善创新的制度与政策,努力为技术创新提供一个激励竞争与合作的经济系统环境。     

制度变迁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本文利用随机动态博弈理论,阐明了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以及经由有限理性个体的选择行为作用于制度变迁过程的机理,从而在理论上阐明了制度环境中个体行为的规则遵循与理性选择之间的关系,并论证了转型经济中制度变迁的多向性(或多重均衡性),以及秩序对于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意义。     

转型时期财政进入或退出竞争性领域问题的新视角

社会主义转型经济时期财政究竟应否进入或退出竞争性领域投资，不仅关系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与所有制结构调整的结合，微观充满活力和宏现协调稳定的结合；更对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定位、工业化的完成、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公有制本质的实现十分重要。分析政府在这一问题选择上的两难境地，并从新的视角解释财政投资于竞争性领域与否的理性选择和合适时机极具理论以及现实指导意义。     

不确定性与制度——关于制度研究的经济学方法

本文关于制度的研究,着重从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探讨了关于制度研究的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从交易的不确定性及人类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给出了制度形成的一般过程;制度在本质上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控制和对确定性的一种规定;制度的形成是一个不确定性与确定性不断均衡的过程.     

从“双重创造”到“双向塑造”——构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中国经验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主流观点隐含了一系列重要的制度条件-例如相对完善和发达的市场以及有效、有限政府,在发展中和转型国家都是付之阙如的。中国的经济改革采取“渐进改革”的策略,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探索出极具特色的动态演进路径,成功摆脱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政府-市场关系的分析偏误和陷阱。中国先是通过一系列政府治理改革重构地方政府激励,形成地方竞争,鼓励地方政府积极培育和创造市场,渐次完成经济转型所需的新型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创造”;然后,随着市场化进程加速,“官场+市场”双重竞争体制全面形成,政府与市场之间通过“双向塑造”共同克服经济发展中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中央政府在塑造中国特色的政府-市场关系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引导、协调和纠偏作用。     

基于中国实践的转型经济学理论构建

转型经济学的理论构建要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探讨转型发生的原因和过程,包括动力、方式和推进机制.体制转型是社会的理性构建和自发演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后发国家的体制落差是转型的动力基础.而"学习"的性质决定了转型的方向和目标;转型的实质是利益驱动下的权利结构调整;通过构建政府的目标函数和知识约束建立政府的决策模型,就可以解释政府的改革行为及其差异;中国平滑式转型的基本特征是一系列过渡性制度安排的相互替代,这是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之间进行适应性调整的结果,它不仅为自身提供了动力,而且在结构变化的同时保证了经济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当局角色转变误区与台湾经济衰退

本文构建台湾政治经济演化机制框架阐述台湾当局在21世纪面临的内外部冲击以及在此冲击下的角色转变的误区,以解释台湾"政府失灵"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和意识形态理论,分析台湾"政府失灵"对经济的基础性危害。指出当前台湾扭转经济衰退局面的首要任务是摆脱当局角色转变的误区,构建开放而理性的市场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