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纲管新论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在僧官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而设置了法律、判官等职,嗣后建立的归义军政权在僧官系统上沿用这些僧职的同时又恢复了僧政一职.这些僧官设立以后逐渐向寺院纲管体系渗透,伴随着僧政、法律、判官等僧官的寺职化,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纲管由原来寺主、上座、维那组成的三纲体制演变为由寺级僧政、法律、判官、寺主、上座、维那组成的新的六纲体制,在新的六纲体制下,寺级僧政、法律、判官拥有较大的寺务管理权,而传统三纲的地位则渐趋衰微.     

元末明初名僧宗泐事迹考

季潭宗泐是元末明初的临济宗名僧,明初先后住持中天竺寺、径山寺、天界寺,担任僧录司右善世,是当时佛教领袖.他撰《献佛乐章》,成为明代国家佛教法会的献佛歌曲;讲经说法,与明太祖唱和诗赋,拒绝还俗为官;奉命注释《心经》等三经,颁行天下;奉使西域取经,招徕藏民朝贡;推动设立僧录司等僧司衙门,管理佛教;推荐释道衍侍燕王朱棣,终致靖难之役;修建寺院,特别是主持徙建天界寺,成为南京三大寺之一;能诗善书,与来复并为明初最有名的诗僧.他既曾受到明太祖多年宠荣,名噪于时,最终又被牵连进胡惟庸谋反案,遭到皇权抛弃.     

晚唐五代敦煌僧尼饮酒原因考

僧尼不得饮酒是佛界通行的一条根本大戒 ,五戒、十戒及具足戒都禁止僧尼饮酒。戒律规定 :饮一滴酒甚或手拿酒器都是犯戒。敦煌佛寺亦不例外 ,S.2 5 75《戒坛榜》规定“甘汤美药 ,各住于时供承 ,非食醇醪 ,切断不令入寺。”但从大量敦煌文书看 ,现实生活中敦煌僧徒并不忌酒。从高级僧官都僧统、都僧录、都教授、都僧政、都法师、都法律、都判官到中级僧官教授、僧政、法师、法律、上座、寺主、判官 ,下至一般僧人徒众 ,基本都饮酒。如 P.2 642《诸色斛斗破用历》:“粟壹硕肆斗付武上座贴麦酒用。”S.1 5 1 9《某寺诸色斛斗破历》:“面贰斗 …     

颜好释氏教隔离僧俗界——论朱元璋佛教政策之特色

朱元璋的佛教政策,以洪武十四年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其佛教政策的主要措施有僧官制度、教僧制度、度牒制度等.朱元璋的佛教政策的特色有三:其一崇奉、抑制、控制并举;其二隔离僧俗、肃正僧界;其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极端强化.     

《中国古代僧尼名籍制度》述评

佛教传入中国后,一方面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内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广建寺刹,集结僧众,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力量。对于集权国家而言,对佛教的控制和利用自然就包括这两个方面,一是改造利用佛教义理作为集权国家意识形态的附庸或者一个部分;二是将佛教僧团严格置于国家监控之下,使其既不成为政治上的异己势力,在经济上也不侵害国家利益。就后者而言,自佛教盛行的南北朝以来,历朝都设有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僧官制度,以实施对寺院僧团的管理,通过各级僧衙僧官来向社会僧团贯彻国家各项佛教政策和法规。但历代对社会僧团…     

晚唐五代敦煌三界寺寺学教育与佛教传播

三界寺是敦煌晚唐五代时的寺院之一。有关学士郎的相关记载反映了三界寺开办有寺学,教授儒家经典,弥补了当时官学教育贵族化的不足。五代时期,三界寺道真和尚在担任观音院主、法律、僧正、僧录期间,收集各寺古坏经文,并向朝廷和施主乞经,为俗家弟子授戒,这一系列的活动都为敦煌地区佛教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太原北崇福寺初考

太原北崇福寺始建于唐高宗时期,为唐朝名寺,也是当时太原佛教的象征。通过对北崇福寺的历史演革进行初步梳理,并对历代住持此寺的名僧和其宗系进行探讨,可以看出,北崇福寺是唐代至宋初唯识学的一个重镇。     

论唐朝对西州佛教的管理

贞观十四年唐平高昌后,在西域形势逆转、西州基层社会矛盾交织的背景下,西州佛教整顿与建立户籍、勘查土地一样,于该年九月逐步落实.具体措施包括还宅还田、减少寺院数量、改换寺名、推行试经制度、建立以寺院手实为基础的僧籍管理制度、放良奴婢部曲等.此外,政府扶持下西州道教的迅猛发展对佛教势力也是不小的威胁.由是,伴随着政治转变,西州佛教经过一系列整顿,开始向唐朝佛教体系转变.     

明代宦官与佛教

明代宦官多崇信佛教.他们向寺院布施,礼敬僧人,修建寺院,怂恿皇帝违例度僧建寺,吃斋念佛,逃而为僧,组织养老义会,死后葬于寺院.明代宦官崇信佛教,既有与当时一般民众信仰佛教共同的原因,也有其个人或者说宦官集团的独特的原因,表现为其所处的特殊环境、悲惨而苦难的生活和境遇以及明代的宦官政治等.明代宦官的崇佛建寺之举,使佛教势力得到了一定程度地发展和膨胀,维护和巩固了封建统治;耗费了难以计数的民脂民膏,对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了阻碍和破坏作用,总体上应予否定.当然,它也有一些积极作用.     

论佛教目录学家释僧祐及其《出三藏记集》

僧祐是我国南朝时期的律学高僧,他精通萨婆多部的《十诵律》,以研究、讲习律学著名于齐梁,受到当时朝野的崇敬。僧祐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如研讲戒律、修缮寺院、度僧人、塑佛像、建立经藏等。然而,真正奠定僧祐在中国佛教史、学术史上地位的则是其编撰的《出三藏记集》。该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保存完整的佛教目录,录中著录了大量珍贵的佛经、经序、高僧传记,时至今日仍然是僧俗各界研究、学习佛学的重要工具书。从目录学的角度而言,该录在著录内容、著录体例、分类方法上都有很明显的发展和创新,是我国目录学宝库中一部承前启后的力作。     

中国古代僧侣管理制度浅析

中国古代对于整个佛教的整体态度,皆因每个帝王的好恶和个人信仰而有不同,变化很大,且无定式,而对于僧侣的管理制度则有迹可寻,除了个别帝王坚决灭佛的以外,其他朝代皆大体相同。本文从僧籍制度、僧官制度、度牒制度三个方面,对中国古代政权对于僧侣的管理制度进行解析,希望能够对现今存在的寺院、僧侣管理制度混乱和无法可依的问题的解决提供历史经验以资借鉴。     

论明代中后期的鬻牒度僧

明代中期以后,实行鬻牒度僧。景泰、天顺年间,是鬻牒度僧初行时期;成化至正德年间,是鬻牒度僧基本确立时期。嘉靖以后,是鬻牒度僧普遍推行时期。户部及督抚等官是鬻牒度僧的主要倡议和推动者,礼部及僧录司等官开始多反对鬻牒,至正德以后也转而同意,而皇帝则可分为拒绝型、摇摆型、坚持型三类。明代中后期的鬻牒度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危机,对巩固国防、保障百姓生活有一定积极意义;大量鬻牒度僧,使僧团冗滥混杂,对生产发展、社会稳定也起了阻碍作用;它与试度共同造就了明朝庞大的僧团,维系着佛教表面的繁盛;大量鬻牒度僧,导致僧众素质低下,佛学进一步衰微。对于明代社会来说,鬻牒度僧的积极意义是主要的;对于佛教来说,其消极作用更大。     

南宋川僧冠绝大宋国探源

南宋京城临安府(今杭州)是全国佛教活动中心,一大批川僧群集在这里,成为当时一个著名的文化现象.川僧大量东游杭州的最直接原因是由于宋蒙之间的战争频频爆发,第二个原因是江南禅法最先进,形成凝聚效应.解析10位高居都城敕差寺院住持的川僧,可明了川僧跨省学禅和成长为法门龙象的一般规律.     

明代佛教政策析论

空前专制的朱明王朝,对待汉传佛教的策略,可谓尊崇与统制并举.然尊崇的根本目的,实在于希冀佛教为皇图永固服务.故其所创之僧官体系,控制严密、政治色彩极其浓厚;对佛门教团的严厉整顿以及所颁<周知板册>、<寺院名册>、<申明佛教榜册>、<榜示僧教条例>等,规定之琐细、人身控制程度之严酷,不仅为历代所未见,而且比之为控制全国民户所制定并推行的"黄册"和"里甲制度",亦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对待藏传佛教,一方面废除旷世无匹之帝师制,取消番僧种种特权,另一方面从保障国家统一的角度考量,又多沿前朝旧贯,加意安抚,可谓相当优礼.     

汪古部石幢浅释

距今六百七十余年,元代汪古部的一通石幢,最近在呼和浩特东郊五路村被发现,石幢为汪古部赵王纪念当时定林永安寺住持智浚逝世所建“灵塔”的记事幢。幢高一米、直径55厘米,呈六面柱形。正面23厘米,有楷书大字两行: 法旨僧正赐紫沙门定林 永安禅寺住持濬公灵塔 左侧前后两面、楷书字共十行: 豊州在城定林禅寺住持赐紫沙□□门广慧妙辩大师师讳智浚出本州白塔赵氏之家生而奇异幼有空寂之乐十二礼州定林住持昭公祝发受具乐学深经一日师疾而逝承主寺风率诸友弟可副先师之心重修寺宇焕目可观大德丁酉奉     

金代度僧制度初探

金代度僧制度是对唐宋以来度僧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具体包括恩度、试经、鬻卖、私度等几个途径。在度僧数量方面,金章宗承安元年才得以规范,但并未得到认真执行。在僧人受戒年龄方面,金代大体遵行了年满二十以上方可受戒的规定。金代度僧制度折射出了金代佛教发展的连续性、复杂性、独     

竹林寺传说的演变——文言小说史中佛教传说的儒道化现象研究

源于佛教的竹林寺传说,分为访圣与海岛圣寺两种类型,其出色的艺术成就与良好的宣教效果,使其于文言小说史中辗转流变而蔚为大观.原本佛家以海岛圣寺的传说来神化疯僧形象,后此情节被借用来神化世俗中的权贵人物;再进一步发展到以道教的蓬莱仙境替代佛教的竹林寺,以谪仙之说来神化帝王将相;后世儒生们亦仿竹林寺创造了经香阁、文明殿,用以神化孔孟,排击异已.而竹林寺传说的演变史,也折射出文言小说情节模式的演变规律.     

四至九世班禅大师以及他们的灵塔

<正> 四世班禅大师法名罗桑却吉坚赞,藏历第十饶迥铁马年(1570年)四月生于日喀则西面的兰伦热布谿卡的竹加白哇村。他十三岁时被送到温萨寺(日喀则北面雅鲁藏布江边)出家学经,次年被公认为上一世温萨活佛罗桑顿珠的转世,就任温萨寺的赤巴(即住持,亦称法台),后来在札什伦市寺、甘丹寺学经,以学识渊博及辩才著名。1601年他应札什伦布寺僧     

后周世宗文明限佛析论

后周世宗限佛是“三武一宗之厄”中最为温和、文明、理性的一次。其限制整肃措施既严厉又有序、周全、斯文。对无寺院的地方还批给赐额增设寺院。实行“学而优则僧”。建寺赐额、剃僧度牒、出家试经成为限制驾驭佛教的三条羁縻。对和佛道二教有关的愚昧野蛮迷信巫术狂热行仪都予以禁止。既销毁多余的铜佛像 ,又废止官府的铜鱼符以铸钱 ,合理配置铜资源 ,妥善处理停废的寺院。文明限佛的原因在于统治者更富有经验 ,没有鼓动者 ,佛教已基本中国化 ,寺庵僧尼已不太多。     

《中国僧官制度史》序

谢重光和白文固二君是近些年活跃于佛教史研究领域的优秀中青年学者,主要致力于中国佛教寺院经济和教团史的考察,功底扎实,治学谨严,学术成果累累,已引起海内外学界的注目.他们二人合著《中国僧官制度史》一书,在出版之际,约我作序,表示了对我的信任和尊重.但我的专业在中国哲学,近些年也研究一点中国宗教,只不过对传统宗教和道教稍有涉猎,对佛教则仅有粗浅的了解,于僧官制度更不在行,不是合格的作序者,故当辞之以让高明.无奈谢君恳切相约,难以拂其好意,诚所谓恭敬不如从命,又我对谢白二君所从事的研究专题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