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新村带头人

老区大埔县百侯镇侯北村,连续三届被省委省府评为"文明村"。村民们认为,村党支书肖曰生是带领他们奔向美好生活的引路人。     

在心灵对话中寻求突破与超越——论北村小说的对话艺术

本文运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来研究和探讨北村小说的叙事艺术,分析和阐发北村小说中“作者与自我”、“虚幻与现实”、“人性与神性”三种主要对话模式的具体表现,力图探讨促使北村寻求对话试图突破自我、现实和形式束缚的三种状态,并揭示对话性在北村及先锋文学创作中的超越性意义。     

八面来风

大埔县侯北“和谐康乐新村”初具雏形近年来,大埔县百侯镇侯北村致力于新农村建设,按照“四改六化一分离,五有三无二配套”的创建内容和“三有序两繁荣一和谐”的创建目标进行建设,采取改造老区与建设新区相结合,在“两桥两路两横一堤一环”之间打造了“六个新亮点”:一是以路渠结合的形式,进一步完善水利设施,打造了烤烟、蜜柚、西瓜、香蕉等四个“生态农业园”新亮点;     

《伤逝》：鲁迅、北村同名小说艺术效果探析

北村的《伤逝》和鲁迅的《伤逝》篇名相同、题材相近,但两篇小说却呈现出大相径庭的艺术效果。文章以“真实性”、“艺术典型”、“悲剧性”为参照标准,对两部作品进行了比较分析,并由此说明了各自的得失所在:鲁迅的《伤逝》达到了艺术真实而具有不尽的艺术魅力;北村的《伤逝》缺乏的也正是艺术真实。     

苏北第一个轿车村见闻

拥用轿车和别墅,这是当今许多城里人心目中的梦想,而祖祖辈辈出门靠舟辑而行的苏北水乡农民却提前圆了这个梦,拥有了自己的轿车和别墅。江苏省兴化市戴南镇董北村由此成为远近闻名的“富康村”。 提起苏北,人们的脑海中很容易联想到“贫穷”,多少年来“贫穷”二字似乎就是苏北的代名词。 董北村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可以用三句话来形容:“书记只剩下一个戳子,会计     

湖北襄阳双北村回汉关系调查

湖北襄阳双北村回汉关系调查王奎正湖北省襄阳县双北村是一个回汉杂居村。历史上该村经济落后，民族矛盾多。改革开放后，该村实现了经济腾飞和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目前，双北村已成为鄂豫皖民族杂散居地区回汉团结致富、实现富裕和文明的典型之一。那么，该村在加强民族...     

论北村小说中的基督徒形象

基督徒形象是北村小说中占很大比例的人物形象，作为基督徒的北村在这些形象身上注入了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思想感情。对于北村小说中的基督徒形象，可以根据其皈依上帝的时间及其在整个故事中充当的角色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类别,这些基督徒形象在现当代文坛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从反叛到屈从——北村基督教小说创作论

北村(康洪)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先锋小说转型开始创作基督教小说,其转型后的创作,尤其是近年的小说如《愤怒》《我和上帝有个约》等表现出稳定的艺术模式。对外,关注现实而表现绝望;对内,依赖信仰而寻求喜乐。作者当年的转型与现在的焦虑都基于对现实的关注和态度,而信仰是其自救与救世之路。作为基督徒的北村,信仰日益坚定并借此走出绝望,而作为小说家,北村的先锋性几乎荡然无存。北村的小说,一方面通过抨击、反叛现实而试图不断拓展信仰的大道;另一方面以日趋固定的、趋众的艺术模式向现实投降。北村的小说内在地陷入反叛与屈从的两难困境,从而很容易流露出焦急的宣教倾向,其反叛因而也显现出不彻底性。北村以他的成就宣告着先锋性创作在中国当代文坛的死亡,这是中国当代文坛的悲哀。先锋性创作手法也许并非无懈可击,但先锋性创作精神却是文学生命力的源泉。     

当“人必生活着”成为可能之后——鲁迅、北村同名小说《伤逝》主题的一个侧面的比较

鲁迅的《伤逝》告诉我们一种貌相：当＂人必生活着＂成为可能之后,爱情也＂必须时时更新、生长与创造＂。北村的《伤逝》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爱情最终是虚无而令人绝望的,无法使人类心灵得到拯救。鲁迅和北村的《伤逝》中理想爱情模式的主体是不同的。面对包括爱情在内的人生＂绝望＂,北村确立了以神性拯救为唯一的终极救赎之径。而鲁迅在现实的土壤上信奉＂绝望的抗战＂。北村的愿望虽然美好,但在中国语境中,却很难付诸实践。     

陕西耀县北村商代遗址分期刍议

北村遗址处于商文化西渐路线的关键位置,是商、周文化之交汇地带。北村遗址以西不再有典型的商文化遗址。在相对年代上,包括郑州二里岗下层二期、上层一期、上层二期、洹北商城早期、殷墟一期以及殷墟二期等。     

错注三则

《庄子·外物篇》中有段“庄周贷粟”的故事,其文说:“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王先谦的《庄子集解》注说:“释文说苑作魏文侯”.郭庆藩的《庄子集释》疏说:“监河侯,魏文侯也.”王光谦的“注”是多余的,因为“释文说苑作魏文侯”不但不是对“监河侯”的注     

“王氏五候”有误

翻开《成语典故辞海》,第65页,在词条目录中出现“王氏五候”一成语,这里的“候”应为“侯”。再看正文,正文不错。引述如下:[王氏五侯]汉成帝时,外戚王凤之五弟,同日封侯。汉书元后传: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谭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红阳侯,根曲阳侯,逢时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     

纯粹自我的浪漫主义追求——北村透谷文学观初探

19世纪后半叶的日本处于传统与变革的骚动期.面对西欧浪漫主义的冲击,北村透谷自觉地吸收了主情和个性自由的观点.在一系列的文学实践中,北村尤以评论见长.北村的创作特点与日本浪漫主义主情的一面是完全相同的.他的文学实践极大地丰富了日本浪漫主义的表现形式和方法,扩展了浪漫主义的文学视野.     

百合香染的颂歌——论北村《诗八首》

北村的《诗八首》展示了基督信仰的向往、感动、苦难、赞美、弃绝、救赎、平安、前行的八个历程,在一个无法抒情的时代,抒发了一种真挚的信仰和情感。对基督信仰的真实体会使得北村赋予了《诗八首》非凡的内涵和超越的向度以及心灵的幸福和灵魂的大美。《诗八首》导引了一种生命,即人心的纯正与美好。北村把信仰生命和诗歌创作结合在一起,《诗八首》是信仰中被释放的心灵的成熟、自由之歌,是重生的心灵在湛蓝的天空诞生出的精致的赞美。     

侯方域家世背景与散文创作

明末清初，侯方域与魏禧、汪琬三家并举，其文章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一般认为，三家文章仍带明人习气，才情多而学识少，文章畅达有余而深厚不足。相对而言，侯方域因为后来《桃花扇》的渲染，他的“文章才情”更为后来学者所熟悉，但其“遗民心态”却往往被大家所忽视。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从易代之际的社会环境出发，依托侯方域自身的家世以及阅历，从公子性情、名士风流与遗民心态等方面，力图完整呈现侯方域文章创作的背景及其艺术特色。     

侯方域散文论

一六九九年(清康熙三十八年)大戏曲家孔尚任的传奇《桃花扇》问世,这是“借儿女之情,写兴亡之故”的一出宏伟的历史悲剧,它通过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演出了一部南明弘光王朝覆灭的历史。“两朝应举侯公子,忍对桃花说李香”,侯公子因晚节不终,得到后世的讽喻,说明文品和人品最终脱节,总是不好的。     

云南怒江地区的少数民族源流

《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唐，侯王国以十数。”“南中”指秦汉时期史籍所称的“西南夷”地区，三国时始改称“南中”，范围大致在今天的四川南部和云南全境以及贵州省大部分地区。所谓“侯王国以十数”，说明...     

乐为乡邻增收忙——青年农民周广基的致富经

已过而立之年的周广基,家住江苏射阳县新坍镇开北村。历史上,这里地处偏僻,当地群众为了生产、生活力方便,便纷纷在该村与邻镇兴桥交界处聚集而居,惭惭形成了一个有南北、东西两条“十”字型街     

北村:价值向度重构的尴尬

中国在历史上是个缺少宗教情感的国家,文化结构中缺乏彼岸世界的纬度,现代启蒙并未弥补这一缺失,在当代这个问题也被搁置.而北村皈依基督后的作品具有浓重的宗教特色,作品传递的此岸-彼岸二元对立理念恰好为中国文学提供结构性文化资源.同时,与中国既有文学相比,北村的小说存在异质性因素,它对人性和现世的关注亦有欠缺.北村作品尴尬的处境即由这两方面的局限所致.     

论北村的创作与基督教文化

北村自1992年皈依基督教后,他的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努力关注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探寻与追问,突出对处于精神绝境中人的拯救。他说;“对苦难的揭示是我的小说承担的责任。”他努力描写堕落世界中的苦痛的人生和内心。他执意让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在走投无路中皈依基督获得拯救。他的作品努力剖露离开神性后人性的缺陷,塑造一些充满神性的形象。北村的创作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有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