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之权力主义“法治”论剖析

在韩非法治论逻辑中，人性基础上所建立的法律控制形式是以君主权力为核心的集人治与刑治为一体的专制主义；其所导向的必然是以权治法、以刑治民、以吏为师的权力主义法治形态及其意识形态；韩非理论；从反面说明了在真正的法治社会，提倡民本乃有权利意识，限制君权乃有制度理性，二者乃法治之本，前者为法治之“体”，后者为法治之“用”。     

浅论中国古代法的刑治主义及其成因

在中国古代法律观念里，法与刑通用，法即是刑。法、刑、律主要指刑法，中国历朝法典都具有重刑轻民的特点，主要的法典也都是刑法典。即便民事法规也具有浓厚的泛刑法倾向，刑罚是最主要的法律制裁手段。刑治主义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大致可归结为根深蒂固的君主专制传统、性恶论的哲学观、家族本位的宗法社会形态等几个方面。     

中国刑事法律泛化的历史渊源

中国刑法呈现出泛化的特点,站在历史的角度考察,这一特点与中国古代刑治主义的法律体系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中国数千年的法典,尽管分别冠之以"法"、"律"、"统"的名称,实质上都是刑法典。儒家重"德",而法家重"法",无论"德治"还是"法治",都是公权之治。儒家的"德治"不是要废法,恰恰是以"法"为支撑。     

儒家德治、教化与礼制的现代沉思

儒家学说中有关德治、教化与礼制的部分在传统伦理道德建构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儒家学者认为,“德治”是一种比法家倡导的“刑治”更为有效的方法,因为道德有一种楷模示范的作用,而“德治”又必须通过“教化”与“礼制”两套措施才能现实化。中国历史上伦理道德建设的这一整套学说、方法与途径,值得今人高度重视、借鉴和应用     

关于中国法治的几个认识问题

本文认为，中国的法治在本质上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法治．它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刑治”和现代西方国家的法治都有着根本的不同。法治建设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为此需要认清“法律至上性”与“法治至上性”的原则界线。法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应特别注意所谓“德治”的基础作用。由于受多种因素制约，中国要建成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论后燕的法制

后燕是十六国后期中原地区最强盛的一个王国,后燕的统治者奉行以威刑治天下的法制原则,行政体制上采用胡汉分治,选官以随才擢用为主要方式,刑法的锋芒所指主要是危害君主专制的行为,且越到后期用刑越酷烈,后燕的法制处处表现出动荡之世的特征。     

论《礼运》与《中庸》在治政之道上的分野

德化与礼治通常是作为与“法治”、“刑治”相对举的概念在同一层域或相近意义上被论述的,然而,《礼运》所倡导的“以礼治人”与《中庸》所崇尚的“以德化民”却有着很大的悬隔。本文试从《礼运》之“礼治”与《中庸》之“德化”在哲学根据、现实根源与实践基点上的明显分别来管窥二者的差异,并力图通过更深层的抉发来揭示《礼运》与《中庸》在治政之道上的分野。     

当下中国刑事立法何以谦抑化

谦抑是刑事立法的帝王法则。刑事立法情绪化、想象化、道德改善化等违反谦抑性标准的提出,描绘了当下中国刑事立法不断违反谦抑性的刑治事实。在批判性吸收刑事立法应当如何谦抑存量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通过程序来实现刑事立法谦抑性的制度路径。刑事立法谦抑化要有通过SWOT模型验证的前置立法风险评估程序;要有刑法条文审议、辩论和质询等刑事立法过程的程序完善;要有刑事立法事后程序跟进,特别是刑法“落日条款”的制度设计。以“谦抑地立法”实现“谦抑的立法”,助益国家刑事立法科学化。     

试论儒家"礼乐刑政"治国方略中的和谐理念

儒家“礼乐刑政”治国方略中蕴含着丰富的和谐理念,“礼治”以“和而不同”为追求,推行教化,力求实现社会相对的公正合理;“乐治”通过发展“中和”之乐来促进礼乐交融,以乐化人;“刑治”以“无讼”为理想,恭行天理,执法原情,倡导体现公平的法律原则;“政治”则以民本思想为指导,强调君权的理性控制以及严格的职官管理制度。四大治国方略的实施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和谐稳定,也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试论儒家"礼乐刑政"治国方略中的和谐理念

儒家"礼乐刑政"治国方略中蕴含着丰富的和谐理念,"礼治"以"和而不同"为追求,推行教化,力求实现社会相对的公正合理;"乐治"通过发展"中和"之乐来促进礼乐交融,以乐化人;"刑治"以"无讼"为理想,恭行天理,执法原情,倡导体现公平的法律原则;"政治"则以民本思想为指导,强调君权的理性控制以及严格的职官管理制度.四大治国方略的实施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和谐稳定,也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董仲舒“任德不任刑”的思想辨正

董仲舒针对汉初因袭秦朝"刑治"所带来的弊政,提出了"任德不任刑"的政治法律主张。概括起来,董仲舒"任德不任刑"的思想主张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思想内涵:首先,是以"天人感应"说来总结德刑关系,提出"阳德阴刑"的主张,认为"德"与"刑"都是调整社会的重要手段,两者相辅相成。其次,董仲舒提出"任德不任刑"的主张是在社会管理模式的层面要求施行儒家的"德治",德与刑的关系是本与用,而非主与辅。自汉武帝复古更化之后,儒家"德礼为本、政刑为用"的思想逐渐成为主流,并且深刻影响了大一统时期社会治理模式的特点。     

传统辨

传统不是某种过去了的东西。传统存在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中，甚至即我们的生存方式。所以它对人是内在的。但并不等于说传统不能成为研究对象了。人的对象是人在实践中主动设定的，所以它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传统对人不仅是给定的，人们在接受传统时，同时也在创造传统。所以传统永远是活生生的、发展的。传统一旦形成，便会获得某种独立的生命力，而不是一堆僵死的教条。弘扬传统文化不是寻章摘句，而是理论联系实际。     

《弟子》对传统的坚守

中岛敦《弟子》中主人公子路，起初对孔子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发起挑战，继而被传统所征服，最终誓死捍卫着传统文化的尊严。文章通过对孔子及子路的分析，指出子路对传统文化的坚守。进而从师徒关系出发，阐述中日之间相互吸收借鉴的关系。传统文化是每个民族的象征，中日各有独自的文化特色，但不可忽视的是日本曾向中国的学习。     

在全球化浪潮中寻球文化认同

长期以来我们所进行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影响，二是传统文化在现代 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影响是一个现实问题，不管持有哪种观点，探讨这一问题的目的是为现代化服务，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我们首先必须要问的是：“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指的是什么？对于近代人来说，传统文化是他们生活于其中，沉淀于其内心的结构之中，与其融为一体的东西，因而当近代中国面对西方的挑战，国人先是从器物层面反思，进而深入到制度层面，最后挖掘到文化层面以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时，对…     

齐鲁文化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影响

民族性是体育发展的突出特征。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从原初开始的嬗变过程大致上包括三个阶段，一是体育元素的出现，二是民族体育的成形，三是民族体育的发展。民族文化是民族传统体育的决定因素。齐鲁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主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民族特色的基本决定因素。从源头上看，齐鲁文化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影响，突出表现为三点，一是促进了民族传统体育思想观念的形成，二是推动了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发展，三是提供了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直接动力。     

发扬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建设

发扬民族文化传统、进行现代文化建设，需要对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区别“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对于把握文化传统的精髓，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具有重要意义。正确对待和处理文化传统的“传”与“变”是发扬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前提。使传统服从现实、更新传统是解决现实与文化传统的矛盾，发扬民族文化传统的根本途径。现代文化建设的实质是文化的再创造，既不是抛弃传统，也不是照搬传统，而是融汇古今，再塑现代民族文化精神。     

“新诗与传统”专题笔谈

王光明认为，传统不仅是变化的，丰富复杂的，也是有待通过创造性的实践来发现的。传统不仅是对过去的意识，也是对现在的意识。应当从现代性出发去汲取传统，不是将传统视为标准，而是将其视为创造过程中不断对话的资源。应以之衡量新诗。荣光启界定新诗“自己的传统”，就是新诗在多重困境中自觉寻求新的形式秩序，建设汉语诗歌的现代诗形，认为该传统对当下的诗歌写作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赖或煌根据时下混杂相生、相互歧异的诗歌传统，提出应将现代汉诗的传统问题，放在其寄身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评判。现代汉诗是在现代性过程中展开的，它不可能和古典汉诗在同一平面对接。伍明春在对“五四”后新诗理论中有关形式观念的分析清理中，考察了古代诗歌传统对新诗形式潜在的影响，从一个侧面描述了新诗被遮蔽的传统。殷鉴认为，在新诗的传统问题上存在三点误区，要走出误区的办法必须超越传统，而诗人及其创造性的艺术作品是超越传统的关键。龚奎林是从“五四”新诗的主体和创作角度看待新诗与传统的联系的，从而提出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黄雪敏认为，新诗在确定现代汉语为诗家语，抛弃传统的格律和形式之日起，就开始了自身传统的探求与发展，并在不断地反传统的同时也不断地去“发现传统”，将流传下来的富于生命力的因素整合到现代汉诗中。刘金冬强调了新诗与传统的联系，指出新诗本身就是传统的产物，新诗的发展已构成了自己的传统，即新诗的诗形与诗质就是中国新诗自己的传统。     

拉祜族传统道德的特点

拉祜族传统道德，既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有自身鲜明的特点。首先，拉祜族传统道德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其次，拉祜族传统道德具有丰富的民俗性；其三，拉祜族传统道德是阶级性与群众性相结合的产物。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对拉祜族传统道德的特点进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通过吸收与改造，使拉祜族传统道德升华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内容是本文研究的主旨。     

博学传统与史学创新

博学传统是历史学科基本特点的体现，是历史通识的要求；从知识论上说，是一个时代知识多样性对史学家的要求。历史学的博学传统是在历史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又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古代民族文化的特点直接影响史学博学传统的形成与变化，而博学传统促进了史学的开拓与发展。到了近代史学博学特点与史学近代化相联系，新世纪的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人类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也使得历史学的博学传统带上时代的特色。注意博学传统，创新史学是振兴民族文化的重要任务。     

中庸与周氏兄弟

中庸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的代表思想，是许多中国文人的理想信条。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作为从中国传统文化阵营杀出的反传统猛士，身上又潜藏着传统文化的因子。本文通过对传统文化“中庸”思想的世俗和本体解剖，来阐释鲁迅和周作人的两种迥异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