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参加企业培训的影响因素——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实证研究

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是中国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应对结构性失业问题的关键。本次研究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本的理论视角,利用上海、深圳和天津等10个城市的问卷调查数据,探讨农民工参加企业职业培训的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是否参加过企业组织的培训,与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年龄、工作更换次数、专业技术资格、劳动合同签订、月收入和行业类别存在显著相关。依据社会交换理论,利润生成机制的行业差异,劳动者忠诚的重要性程度,以及劳动者将培训技能进行转化的程度和预期时间长短,影响了企业提供职业培训的初始动机及其风险评估,可能导致了上述现象的发生。     

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情况及影响因素

本研究基于代际研究的视角,对1012名城乡迁移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月收入、每小时收入、收入分布层次均低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男农民工比第一代男农民工的月收入低,新生代农民工的月收入存在文化程度差异,不存在性别差异。对两代农民工每小时收入的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影响两代农民工每小时收入的因素有异同之处。针对现状本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及其影响因素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的一支重要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多地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对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关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情感心理及主体意识、个人发展等层面社会心态状况的考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总体呈现健康、积极向上、理性平和的心态,也呈现出与传统农民工相异的特点．部分领域则存在消极、不健康的社会心态,值得关注。如此新生代农民工心态问题的出现既与当前社会变革、社会管理及保障机制不健全、社会支持不足、经济收入低等现实因素有关,同时也与农民工身份认同等主观因素密切相关,需要进行综合的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问题研究

问题范式是支撑既有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主导范式．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常常被当作一个“问题群体”在研究。本文基于对一个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之历程的阅读、理解和阐释,从社会认同角度探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方式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并非一个问题群体所能简单概括．需要细致、冷静地观察与追踪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研究应摆脱结构化的问题范式,走向一种过程性的理解范式。本研究认为,群体资格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研究新的可能的研究路径。     

社会排斥对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认同影响的探讨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目前我国农民工的主体,受到了来自不同层面的社会排斥,这些排斥直接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认同。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运用深度访谈和观察的研究方法,描述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受到的社会排斥现状,深入剖析了社会排斥对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认同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与对策——基于社会资本视角

我国未来30多年的时间将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黄金时期,这一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将成为城镇化实现的关键环节。从社会资本的视角下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探索了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组织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所形成的障碍。在此基础上,就如何构建新型次级社会资本、完善组织型社会资本的利益代表功能及强化制度型社会资本的保障功能三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重点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影响因素。确定研究数据为无锡市具有产业代表性,分为随机抽样与非随机配额抽样相结合的调查方法所获得的有效样本。通过Binary Logistic分析方法得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留城意愿主要和受教育程度、来无锡市的年份、在无锡市的朋友有密切的关系。并针对三个重要留城因素,对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提出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现实与梦想

他们是80后90后的年轻群体,他们生长在农村,却不迷恋故土,他们工作在城市,却难以扎根城市。这个人数接近一亿的庞大群体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知识结构、工作需求、生活态度、人生观念等方面有着明     

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越来越壮大,已经成为我国当代青年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化进程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产生,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也受到了社会环境发展的影响,他们的价值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主流价值观取向,影响着社会的安定,因此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进行关注和引导也是社会必然趋势。从新生代农民工的来源和定义入手,并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特点进行详细阐述,再从影响新生代民工的价值形成的原因进行着重分析,旨在为今后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劳动保护问题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生代捉民工对城市的建设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的劳动保护问题得不到切实解决。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保护现状出发,分析其劳动保护不完善的原因,并提出一定的解决方案。     

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价值观现状

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问题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生活价值观是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和维度,但现有文献中从生活价值观视角出发的研究却较少。对青年农民工生活价值认知、生活态度和行为取向3个维度的实证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价值观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融入城市生活空间,总体上是健康向上、理性务实的。同时,城乡流动中形成的现代性元素还不足以使新生代农民工形成现代生活价值观,价值观的现代建构从根本上需要通过教育和再学习提升其自我意识和主体实践能力。     

城市工人与农民工的收入差距研究

本文选择2008年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中城市工人和农民工样本,使用布朗分解方法解析城市工人与农民工收入差距,重点解答城市工人与农民工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和过程。研究发现单位之间的收入差异是总体收入差距的主要部分,而入职户籍门槛是阻碍农民工进入公有制单位,获取较高收入的重要原因。在同一所有制性质单位内部,城市工人与农民工同工不同酬占总体收入差距比例不大。人力资本差异能够解释收入差距的36.2%,说明人力资本要素虽然能够影响到收入状况,但统一、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并未完全形成。     

Back Pay for Trafficked Migrant Workers: An Indonesian Case Study

In 2015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identified almost 1,200 trafficked migrants working in slave‐like conditions on fishing boats in East Indonesia. The IOM helped the migrants and offered to cover the cost of repatriation to their countries of citizenship.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appreciated the financial support, not least because the victims’ embassies refused to pay. But most victims in one location refused to return to their home country without the wages owed to them by their trafficker‐cum‐employers. IOM policy states that migrants are eligible to use the Assisted Voluntary Return and Reintegration (AVRR) service if they are unable or unwilling to remain in the host country. But another condition is that migrants must use the services voluntarily. The IOM could not force the migrants to leave the country, and national law prevented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from deporting the migrants because the IOM had identified them as victims of trafficking. 1     

家庭结构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参与影响因素

农村劳动力供给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是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变量。运用Probit和IV Probit模型考察家庭结构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及其机制发现:多代同堂的家庭结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参与存在负效应。从性别看,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参与受家庭结构影响的程度大于男性。因此,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特征差异,配套采取多种措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市场劳动,是解决"民工荒"与"就业难"的着力点。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家庭社会资本存量与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关系的实证研究

目的: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出发,探究家庭社会资本与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作用机制。方法:采用方便抽样与滚雪球抽样,设计家庭资本存量量表并选用林迪奇等设计的人际交往能力量表,对大学本科生进行调查。结果:调查有效对象134人,家庭社会资本得分为(60.22±13.11),人际交往能力得分为(76.65±12.70)。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在家庭阶层、父母学历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父亲小学学历子女人际交往能力平均得分最低,本科及以上人际交往能力平均得分最高;低保户家庭个体得分明显低于小康与中产之家。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家庭社会资本对人际交往能力具有正向显著影响(β=0.44,P<0.05),具体而言,家庭资源对人际关系建立、冲突控制与自我表露能力有正向预测作用(β=0.051,0.300,0.503;P<0.05);家庭内信任对情感支持能力有正向预测作用(β=0.283,P<0.05)。结论 :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情感支持、冲突控制等维度有显著影响,要强化对家庭资本的地位认知,完善家庭资本,帮助提升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     

Financial Knowledge and Behaviors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a Financially Vulnerable Population

ABSTRACT

Making informed financial decisions is crucial to the wellbeing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Using interview survey data (N = 329), this study examined financial knowledge and behaviors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Results showed that participants demonstrated low levels of financial knowledge (51.4%) and beneficial financial behaviors (51.0%). Multivariat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 modest proportion of the variance in financial behaviors was explained by financial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e.g., marital status and income). Findings underscore the importance of disseminating culturally-relevant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s to financially at-risk, low-paid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压力源及群体差异——以深圳市产业工人为例

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压力的研究发现,消极事件、子女教育、经济困难、人际疏离是该群体主要的生活压力来源,其中,经济困难与人际疏离两个维度的压力相对突出。并且,生活压力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男性的子女教育压力小于女性;已婚群体的子女教育压力较大,经济困难压力较小;年龄越大的群体受人际疏离压力的影响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受消极事件与经济困难压力影响越小;个人租房的群体在经济困难方面面临较大的压力;工作职位越高的群体经济困难压力越小,但受人际疏离压力的影响越大。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关注多维的生活压力,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切合需求的社会服务,有利于破解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压力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