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夫之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王夫之在认识论方面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他继承发展了中国古代唯物论者荀子、王充等人的认识论思想,并把它推向了接近唯物论的反映论原理。 王夫之和荀子一样,认为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客观事物是可以为人们所认识。他说:“万物皆有固然之用,万事皆有当然之则,所谓理也,乃此理也,唯人之所可必知,所可必行,非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而别有理也。”(《四书训义》)“原于天而顺乎道,……五常百行之理无不可知,无不可能。”(《张子正蒙注·动物》)“人有可竭之成能。”     

诗歌意境论略

“意境”一词,源自佛经。佛家认为,心之所履攀缘者,谓之境,所观之理也谓之境,能达之心谓之智。这里所说的“智”与“境”被引为诗学的概念就是“意”与“境”。我国古代的学者和诗人对意境曾多有阐述:陆机称之为“情思”与“物境”相互交融;刘勰称之为“神与物游”;陈子昂和李白都称之为“兴寄”     

在教学中大力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

马克思在一次回答女儿燕妮和劳拉提出的“你所中意的口号是什么”时说,“对于万物都怀疑。”这话启示我们在教学中应强化疑质意识,大力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 疑是什么?通俗地说,就是问一个“为什么”。作为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思维活动,这是十分自然的现象。人们获取知识、掌握本领、增长才干,总是由不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从认识客观来说,认识是不能穷尽的,疑问自然会产生,从认识主体看,一个人的认识能力总是有限的,因而主客观总是处在不断的矛盾中,即知与不知的矛盾,所以必然会出现许多疑问来。     

试论荀子的“至善”学说

一学术界通常认为,荀子所说的“人性恶”是指人的自然本质,是人的生理和心理的自然素质。如:“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也,是禹桀所同也。”(《荀子·荣辱》下注只引篇名)这些不需要人们的主观努力和积习就有的生理和心理素质,是人的自然本性。它不分人之尊贵卑贱,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共同本质。我认为,这不是荀子所说的“人性恶”的本意,而是把它作为人类生存的前提加以论述的。即是说,人与一切动物一样,他“有气”、“有生”、“有知”。这种“知”,只是“知食”、“知色”、与生俱来的“知”。这种“知”是人类生存的前提与基础。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礼论》)荀子之所以把人的这种自然之性称为“性恶”,是为     

叶燮创作理论初探——《原诗》理、事、情、才、胆、识、力的关系

清代叶燮(1627—1703)的《原诗》,是我国古代的一部诗论杰作。它探本求源,提出了一套颇为完整的诗歌创作理论,被当时誉为“直抉古今来作诗本领,而痛扫后世各持所见以论诗流弊。”然而,这部著作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是“合诗与文而论之”的,有待我们深入研究,本文只就它的创作论——理、事、情、才、胆、识、力作初步探讨。 (一) 叶燮把诗文创作分为我者、物者两大因素,也就是所谓反映和被反映的两个方面。我者,包括才、胆、识、力;物者,指理、事、情。叶燮肯定文艺作品是客观事物与作者头脑相结合的产物,并对客观事物和作者     

儒家伦理性情论与理情说的三种源初型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情”彰显丰厚意蕴，并常与人之“性”关联，同时不失“理”之调适。先秦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注重于以性说情，或以情释性，主张性、情一体；同时又主张以理调情、节情、制情，或以礼挈情、导情，而“礼也者，理也”。孔子“仁”学兼性与情，以孝弟（悌）的自然亲情为始，推己及人而泛爱众；主张以知利仁、因情以礼，以礼挈情。孟子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说仁义礼智四端性善，“心统性情”，四端之性亦为四端之情，并以之为人之“大体”；主张反求诸己求放心，理义调情，立“大体”之德以控制“小体”之情欲。荀子认为情不可免，从人的自然情感说性；主张以理节情，使情中理、中流，并主张化性起伪，称情而立文，以通“理”之礼养情、饰情、导情、兼情。先秦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有关性、情、理的思想构成儒家伦理中性情论与理情说的源初型态，其后儒学家大多专注于性、情、理阐释及其关系探究，由此影响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学术脉路，通情达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和国民性格的独特印记。     

谈《大学语文》中诗词的“兴”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态度。人的情感总是由一定的客观事物引起的。中国儒家早就认为艺术所表现的情感是人心“感于物”而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与外物无关的主观自生的东西。“原夫作诗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叶燮《原诗》)“感于物”而产生审美情感并将之物化为诗辞,这就是中国古代诗论所说的“兴”。 “兴”的本义是“起”的意思。《说文》:“兴,起也。从舁同,”舁是共举,同是同力。“兴”字甲骨文作“(?)”,“象四只手抬一抬盘之形。”(《甲骨文简明辞典》)先秦始以“兴”论诗。孔子说“兴于诗”、“诗可以兴”,意思是《诗经》能感发人们的某种情意。孔子所谓“兴”,是兴本义“起”的引申,指“由……感发(某种情思)”之意;含“起发”、“感发”之义。后来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说“兴者,起也……起情,故兴体以立。”他说“兴”是“起情”,即《诠赋》中所说的“睹物兴情”。从此“兴”以感物兴情或者说感物起兴的涵义被许多诗论家认同,如唐代署名贾岛的《二南密旨》说:“感物曰兴。兴者,情也。谓外感于物,内动于情,情不可遏,故曰兴。”宋代胡寅《斐然集,与李叔易书》中引李仲蒙说:“……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     

发生学方法与中国哲学史研究——读刘文英先生的两部哲学史专著

发生学方法本质上是一种溯源的方法。其主要特点为由流溯源,由源及流,再由源流考察对象的发生发展。发生问题很早就为我国哲人所注意。荀子认为“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老子提出要“能知古始”,“以阅众甫”。(王弼注曰:众甫,物之始也。)先秦古籍中,谈“天地之始”、“万物之始”者甚众,尤其是《庄子》一书,不但对“有始者,有未始有始者”进行了探索,而且还追溯到“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者”,同时强调要“知其本”,“知其始”,“不忘其所始”等。如果说这些提法多是针对自然界中事物的发生问题而言,那么,后来清代浙东史学派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则更为明确地     

荀子论德性如何向善

荀子的性与知、义、礼、伪等核心概念之间有一定的联系。虽然荀子将"凡以知"归之于"人之性",但并没有对"知"作一个或善或恶的价值判断,可当与物相接时,却赋予人一种向善的可能。伪是对人类之性由恶转善的人文规导、价值导向,在荀子的思想中,无论是"仁义法正"之质具,还是义辨之德能,其本身都是与"知"或"智"相关联的两个不可分离的概念,"质具"是指"心以征知"的先天具有的道德逻辑推理能力,"义辨"是人"生而有知"的对于心所接之物的感知、判断、辨析的道德认知能力。从"质具"到"义辨"本身反映了从知善到行善的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内在统一。     

论实践就是“自在之物”

从认识与对象的关系角度看,实践就是“自在之物”。实践与“自在之物”都是认识的来源,都与认识既存在重大区别而又不可分离,都是自在的、自由的,都可以表现为道德实践活动。但仔细分析实践与“自在之物”又确实存在重大差异：“自在之物”与现象原则上是不同的,但实践与认识却是统一的;“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实践却是可知的。面对同一对象认识活动却产生了迥异的认识成果,其原因在于：是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还是以辩证思维方式看待这一对象。在实践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从认识论角度以否定性的辩证思维方式扬弃了康德“自在之物”思想,开显出了“自在之物”的生活实践本色。     

中医心理学与老年心理健康

近几十年来,心理因素与健康和疾病的关系,愈来愈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是因为人体健康和疾病在相互转化过程中,除了生物学因素的作用外,心理因素和生物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这些因素与人体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变化关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祖国医学把人体视作一个脏腑、经络、营卫、气血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不但强调人体与自然界和社会的关系,而且特别重视心理因素对人体的影响。中医心理学思想在《灵枢·本神》中,有着朴素的认识:“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有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并把人的情志归纳为“五志”和“七情”:“心志为喜、肝志为怒、脾志为思、肺志为忧、肾志为恐”,“人有五脏化正气,以生喜怒思忧恐。”(《素问·天元纪大论》)这样就把情绪活动与五脏功能对应起来,是一种朴素的“神形相即”的思想。     

《孟子》《荀子》感学初步比较——儒学之美学的可能性探讨

本文鉴于汉语"美"字与西文beauty、Schne不相当,遂着眼于把美学按古希腊文原义与此词首铸者鲍姆伽登的意思理解为感学。论及儒学之感学,就要分为美学、善学两个方面。《孟子》:"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荀子》的相当学说为:"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同样主张美、善同根:感性判断力;荀说更细致、完整。分析《荀子.性恶篇》对孟子性本善的批判,其失误在于"性"这一概念所指相异,孟子指四端,荀子指好利、疾恶、耳目之欲、声色之好。牟宗三智的直觉说对儒学之感学是一重要挑战。智的直觉之意义是良知返照。如果牟说成立,则儒学之美学依据感性直觉,儒学之善学依据智性直觉,那么,儒学之感学须歧出为二。儒学之美学论美,还须论境界、气、神、骨等,与智的直觉说不相容。     

论文献学

“文献”一词,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汉语里就已经出现了。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在这里,“文献”是指文字资料和贤能的人。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总序》中对“文献”作了较为具体的诠释,他认为,凡经史、会要、百家传记等书,信而有征者,谓之文;凡臣僚之奏疏、诸儒之评论、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等,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谓之献。可见“文献”是指文字资料和言论资料。这一意义一直到今天仍然是适用的。     

论宋鈃、尹文学派的逻辑思想

一、“因”的认识论原则和形名说的唯物主义观点宋尹学派从他们唯物主义世界观出发,对认识论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心术上》说: 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这是认为,认识的客体和认识的主体是不同的。前者是“所知”,是“彼”;后者是“所以知”,是“此”。同时,两者又必须统一起来,认识客体需要认识主体,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条件。这种认识论上的重要思想,启发了以后许多哲学家和逻辑家。至于“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明确提出要把认识本身当作研究的对象,就更富有启发意义了。显然,     

企业领导者的超前思维

随着现代化大生产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企业日益朝着宏大、复杂和信息、因素众多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企业领导者要具有超前思维的能力。 思维是人类特有的,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思维的结果,即客观事物在人脑中概括的和间接的反映;二是指思维的过程,即人运用概念来作判断和推理的功夫,也称思维方式。超前思维,就其思维结果来说,是指思维“超前反映”的能力,即思维的超前性。预见、预测和未来研究就是“超前反映”的表现形式;就其思维过程来说。它是指思维要超前于客观事物(思维对象)的发展而发展,是相对思维与客观事物的发展间的关系而言的。     

熊十力论为学之思

熊十力区分了哲学与科学,在此基础上,严辨哲学之知与科学之知。他认为两者分属不同的层次,哲学之知属于“性智”,科学之知属于“量智”。“性智”是对宇宙人生本体的认识,“量智”是对功用的认识。在为学上,熊十力认为思维的方法、建构与人的道德修养有密切关系,他强调思维与修养的交互作用与统合,也即所谓“思修交尽”。     

谈方言口语对训诂的作用

<正> 历代诸家释“训诂”,有涉及方言的,也有不涉及的。郭璞在《尔雅·释诂》的注中明确地说:“此所以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这就涉及训诂和方言的关系。而孔颖达在《诗经·周南·关睢》的疏中,只说:“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入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形貌以告人也。”但是此说虽然在字面没有提到方言二字,而在“古今异言”这四个字里,不能说不可以包容方言,只不过是提法笼统,没有强调方言罢了。所谓“古今异言”,可以这样理解:古与古有“异言”,今与今有“异言”,古与今有“异言”。在同代的“异言”里,主要是指方言同通语的差别。这种差别,     

我国语言学研究的历史回顾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十分丰富,人们对于语言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春秋战同时期的“名”、“实”之争,汉朝初期的“训诂学”,清朝盛行的“小学”,都跟语言研究有关。荀子(约公元前335——225年)对语言的社会本质提出了正确的看法。他曾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者谓之不宜。”认为“名”和“实”之间的关系,是偶然的,并     

《尚书》议论技巧略论

《尚书》今存二十八篇。宋人真德秀以为,“《禹贡》、《顾命》乃记之祖。”细读《尚书》,又见《尧典》叙尧、舜事迹,《金縢》叙周公事迹,亦当归于“记”体。其余二十四篇,分属谟,训、诰、誓、命五类古文体。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曾阐述此五类文体的特点为:“陈其谟而成嘉猷者谓之《谟》,顺其理而迪之者谓之《训》,属其人而告之者谓之《诰》,即师众而誓之者谓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谓之《命》。”总     

拉斯蒂涅和于连的比较研究

一黑格尔在谈到对客观事物进行比较研究时说:“假如一个人能见出当下显而易见之异,譬如:能区别一支笔与一个骆驼,则我们不会认为这个人有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看出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同样,比较文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