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黄庭坚唱和题画诗比较研究

题画诗唱和已成为一种风气普遍存在于苏几文人的交往之中.而黄庭坚作为苏门文人中唯一一位在诗歌造诣上与苏轼齐肩的人物,其与苏轼之间唱和的题画诗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逊色于二苏之间唱和的是画诗.笔者就此展开深入的探讨,系统地整理苏黄二人互相唱和的题画诗,并进行一定的比较研究.     

苏轼、苏辙和苏门四学士同题辞赋论

北宋后期苏轼领导的苏门文学团体不但有大量同题唱和的诗歌，还有一些同题辞赋。这些同题辞赋的产生，或缘于当时文人交游的风尚，或缘于身处逆境时辞赋家寻求心灵慰藉和相互鼓励的需要。这些作品对元秸年间苏门的正式确立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体现了苏门文人的团体意识和苏门的凝聚力；它们虽为同题共作或唱和，却风格各异，无一例外地体现了苏门活泼自由的门风，和苏门文人和而不同的精神品质。     

唐庚与苏轼的关系及其文学主张

自宋人刘克庄以来, 人们都不认为唐庚是苏门人士。深入考察苏门人士的生卒年代、唐庚与苏轼的关系及交往情况, 证明唐庚无疑是北宋后期苏门文学群体的重要一员。唐庚的文学理论观念, 学界鲜有全面深入加以探讨者, 考察发现, 其与以欧阳修、苏轼兄弟为代表的北宋主流思想主张基本一致, 并适当吸收了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的部分理论观点, 形成其自成一家的文学理论主张。     

唱和诗：清初甬上遗民诗人社会空间的文学标记——李邺嗣唱和诗创作及其理论探析

李邺嗣是明末清初浙东学派的重要人物和著名遗民诗人,与黄宗羲亦师亦友,交往密切。特殊的时代和丰富的诗歌唱和活动,使李邺嗣对唱和诗的功能有深刻的认识,他强调诗歌唱和的重要性,以“由是知古今诗家,故未有单行者也”为立足点,使诗歌唱和成为甬上遗民诗人构建自我生存空间和获得精神欢娱的独特方式。他提倡的“群”与“和”的诗歌理念,不仅是其唱和诗创作实践的心灵指导,也是他作为遗民诗人社会生存方式的文学表现     

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盛行的成因初探

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词是宋元易代之际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反映,是特殊文化形态下民族心灵历程的记录,是词体文学由传统“应歌”向“应社”转型的产物。所以,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活动,不同于以往诗人词客的风流雅集、诗酒唱和而带有亡国遗民隐逸生活实践的性质,对遗民词人群体的形成、群体人格精神的建构和创作范式的改变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成因中,可以看出宋元易代之际的某些时代风气、文人心理、生活观念、地域特点、社会审美习俗、文学创作倾向等,具有极丰富的文化内涵。     

论苏门四学士辞赋创作及比较

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游于苏轼门下,与苏轼经常进行诗文唱和,会饭雅集。不仅文学上的交往频繁,他们在政治上也同命运、共沉浮,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作为苏门文人,四学士在辞赋创作上都有对苏轼赋风的传承,同时也有新变和个人特色的体现。又苏轼鼓励门下文人大胆创新,鼓励他们发展自己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正是在他的这种启发下,四学士及其门下文士们的文学风格丰富多彩,各有风骚,走上了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在北宋文坛上百花齐放。     

清初在京贰臣文人社集唱酬活动探微

自顺治元年至顺治三年,在京的仕清贰臣文人群体频繁举行唱和活动,并以社集标榜,已经有了文学社团的雏形。其唱和多为抒发对明朝故国的怀恋,抒写失节的痛苦和在异族治下为官的苦闷感,抒发南人仕北的思乡之情,纾解精神苦闷的寻欢作乐。贰臣士人们在此种同病相怜的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模糊的群体意识。     

集会诗中的“人”与“我”

北宋文人集会盛行，集会诗数量巨大。北宋中期以前，集会诗歌不以人际关系为表现重点。元拓时期，苏门文人的亲密关系与频繁唱和促使集会诗歌渐以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为观照焦点，普遍形成一种“人我对举”的表达模式；发展到极致，即形成面面俱到、揄扬群公的“八仙体”。北宋集会诗中“人”“我”关系的观照视角、表达模式变化显示了北宋诗人对诗歌交际功能加深认识与自觉运用的渐进过程。     

唐宋洛阳分司长官对文人群体的影响——以裴度、钱惟演、文彦博、韩绛为中心

唐代东都留守和北宋西京留守是洛阳分司机构的长官,身份崇重。唐宋时担任洛阳分司长官的裴度、牛僧孺、钱惟演、文彦博、韩绛等人多位望崇盛,又具有文学才能,喜与文人交往,因而,对洛阳文人群体及其诗歌唱和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具有榜样和示范作用,他们也时常组织宴饮赋诗游赏等活动,许多诗歌唱和也是以分司长官为中心。     

思想转进与词风嬗变——湖湘“二刘”交游唱和考论

刘永济与刘异皆为20世纪旧体文学史上备受瞩目的湖湘文人。1928—1943年间,“二刘”交游密切、唱和频繁,刘异也因此成为湖湘师友群体的代表人物。“二刘”三次主要的诗词唱和及其留存的50余篇唱和作品,表现出内容上以书写国事与民族感愤为主,形式上多采用题序与自注等的重要特质。这些作品,不仅折射出抗战时期一代文人的心灵,而且有效促进了刘永济对“梦窗”与“苏辛”词风特质的融会,为深入探究刘永济文学思想及其词风嬗变提供了重要参证。     

陈用光与姚鼐尺牍解读

陈用光从姚鼐求学,为嘉庆、道光年间传扬姚鼐之学最有力者之一。陈用光与姚鼐尺牍交往颇多,尺牍成为陈用光与姚鼐讨论诗文学问的载体。通过尺牍的往来,促进了桐城派成员之间的交流;推动了成员之间的文学创作;深化了对汉宋之争等问题的认识,这无疑有利于桐城派的进一步发展。     

蜀党的立党及成员

蜀党是北宋中后期出现的政治集团,它以苏轼、苏辙为领袖,以包括黄庭坚、秦观、张耒在内的苏门六君子等人为其成员.蜀党的政治活动,贯穿了从仁宗嘉祐到北宋后期,并亲身经历了期间大大小小的政治纷争.苏氏蜀学是其立党思想,苏门则是日后蜀党的主要组成力量.同时,蜀党代表了中后期文坛的最高成就,使这一群体成为文人参政的典型而受到瞩目.     

解缙谥号的赠授时间考证

关于解缙“文毅”这个谥号的赠授时间,历来说法不一,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成化说”、“万历说”二说。但是,目前各种关于解缙谥号赠授时间的说法都是有问题的。实际上,解缙“文毅”之谥号是南明弘光朝（1644—1645）追赠的。清初文人编写的《明史稿》和《明史》中均未提及解缙之谥号,解缙“文毅”谥号获得清代官方认可大抵是康熙后期以后的事情。从解缙一生行事来看,“文毅”之号,其当之无愧。     

关于三李与关学精神

学术界对“关学”有两种理解一是指北宋时期陕西关中地区以张载为核心的关学学派;一是指北宋以降至清代的关中理学。前者为狭义关学,后者为广义关学。一般多使用广义关学概念,下限至晚清刘古愚时代。指出明清之际关中以“三李之道为最尊”,坚持“经世致用”学风,回归孔孟儒学正宗,使关学走上实学化道路,体现了“刚毅厚朴,务实重礼,崇尚气节,躬体力行”的关学精神。今天研究“关中三李”对开发西部,制定文化战略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浙江江山刘氏与清末民初词学

浙江江山刘氏是清末民初两浙词坛一个重要的词学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刘履芬、刘观藻与“吴中词派”后期成员有直接交往,他们的词学观念有兼融浙、常两派思想的倾向。清末民初,随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兴起和繁盛,现代分科教育的大力推行,词曲之学也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大学讲堂,成为中国文学学科的主流课程,词学研究格局开始出现新变的迹象。刘毓盘在承继父辈思想的基础上对传统词学进行了系统化的改造,由过去偏重于家庭、师长、朋辈的创作指导转向以知识传授为主,这是中国词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表征。     

“文化过滤”在苏曼殊的《哀希腊》译本中的体现

文章认为苏曼殊的<哀希腊>译本是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把异国文化内涵经过本国文化传统因素过滤所得的呕心沥血之作,译本在形式、内容、意象方面都受到了本国民族传统文化精心的过滤,这也是近代翻译家们处理外国作品的一种手段,目的是使自己的译作更符合自己时代和民族的口味,译作的思想内容更易为国人所接受.这为人们重新审视晚清和近代翻译家们翻译的外国作品提供了借鉴.     

论近代“宋诗派”宋诗接受理论体系

在晚清多元化的诗坛格局中,“宋诗派”以独特的审美宗尚而独标笤颖。道成诸公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祜诸大家为职志”,“同光体”诗人宗“三元”、主“三关”,打破分唐界宋的畛域,力求会通唐宋。“宋诗派”从宋诗接受范型、美学视角、终极目标以及宋诗学史体系的建立等四个雏面,建构了宋诗接受完整的学理体系。     

白居易与洛阳“七老会”及“九老会”考论

会昌五年(845)春、夏,白居易在洛阳发起两次宴集活动,参加者同为9人。春天宴集,因狄兼謩、卢贞年未70,虽与会而不列为"老",故应当称为"七老会",编集《七老会诗》;夏天宴集,李元爽、如满加入,与会者均年过70,可称为"九老会",未编集。古今学界对这两次宴集的人名、会名以及前会唱和集名等有很多误记。又,《七老会诗》以年齿为序,这种编集排序的方法在唐人唱和诗总集中较为罕见。其后,宋有"至道九老"等,日人南渊年名办尚齿会等,可见白居易洛阳宴集唱和对中外文化的影响。     

苏轼“夜雨对眠”意象阐释

苏轼与其弟苏辙早年寓居京城怀远驿时订下了"夜雨对眠"的盟誓,此后辗转飘徙的仕宦生涯中,他们曾无数次追忆前约,"夜雨对眠"意象成为苏轼兄弟感情的高度浓缩与象征,是二人深厚感情的一种特指符号。在这一意象之下,蕴含着苏轼对仕途艰险的隐忧、对人生流逝的感伤和对归居田园的渴盼,集中反映了苏轼对人生的思考和对亲情的眷恋。     

毕沅诗歌结集过程及创作意义

毕沅作为乾嘉学者,不仅官至极品,而且长于诗文。终其一生的《灵岩山人诗集》,结集过程漫长,并在结集过程中刊刻了各种版本,该诗集编纂体例极为严谨。毕沅对诗歌的爱好影响着其幕府诗歌的创作活动,宾主之间的唱和交流及对幕宾诗歌创作的赞助支持影响着幕宾诗歌的创作热情乃至审美意境的提升。进而促进乾嘉诗歌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