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评陈正奇《长安农事拾遗》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而关中长安地区则是中国农耕的发源地,但是对这个王畿之地农业最发达地方的农事研究则是个冷门课题。虽然有一些著作,如《中国农学史》（1959年,中国科学出版社）,《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1961年,农业出版社）,《西北农牧史》（1985年,陕西科技出版社）,《陕西社会经济史》（2007年,三秦出版社）等。均为大型纵向宏观的研究与探讨,专题关中长安地区的农事     

文化地理学视域中的长安气质——以唐长安应制诗中的“地方感”和“秩序感”为考察视角

唐长安应制诗中包括丰富的景观信息,代表着长安轴心期的主流思想和审美,成为钩稽长安气质的最佳文本。应制诗人在垂直空间向度、水平空间向度和中心概念两个维度上,崇高尚广重中心,表现出自然和人在空间中的互动,因政治和权力的渗入橐龠出长安城崇高闳阔的帝都气象。应制诗中大量的仪式描写是统治秩序内化为心理结构的表现,而此心理结构又左右着诗人观察空间和安排景观的秩序,从而形成对称中以北为尊的秩序感。对空间的独特观照陶钧出长安城富于秩序、稳健而又不失灵动的审美趣味。     

黑格尔研究中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课题——就黑格尔《美学》一段译注与朱光潜先生商榷

大家知道,我国美学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朱光潜先生,不仅出色地翻译出了黑格尔《美学》巨著,而且还对该书各章节的内容作了深入浅出、言简意赅的阐释性注释。这一译注工作,给人们钻研深奥难懂的黑格尔《美学》无疑是提供了较大的启发和方便。这一惠赐,是很值得感谢的。但是勿庸讳言,我曾在参照朱先生的译注阅读黑格尔《美学》原著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疑难问题,觉得该书第一卷第133页下面所附朱先生注释的评述见解与原著精神以及整个黑格尔体系不无径庭。虽困惑许久,却百思不得其解,帮不揣冒昧在这里提出     

“迈注”之“迈”何许人也——复旦本《明史列传稿》研究之一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二六七卷本《明史列传稿》,是迄今所知张廷玉《明史》现存数种篇幅长、价值高拟稿中的一种,但学界对之研究相对较少,至今只知其于乾隆后的流传状况。文章通过对该书所保存的一个校对题签中迈注二字之研究,从该书乾隆嘉庆时曾存海宁拜经楼、海宁人许汝霖之家于康雍年间曾存《明史》拟稿之明朝大臣传部分之抄本、海宁人朱尔迈与许汝霖是好朋友、朱许二人与康熙时《明史》总裁陈廷敬也是好朋友、康熙二十八年至三十年以上朱许陈三人曾同处《明史》纂修馆之所在地北京、康熙二十二年纂修各官撰写的《明史》列传拟稿已经基本完成、康熙二十六年四月《明史》监修徐元文等改修为初稿的《明史》纪传部分已达十之六七、校对题签中的迈字、万字、卷字与现存朱尔迈一封信件中的迈字、卷字结构和笔画特点十分相似等,推断海宁人朱尔迈当即题签中的名迈之人。这一研究对于了解该书之早期形态以及进一步推动关于张廷玉《明史》拟稿状况这一史学史上重大课题的讨论深入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于《孔雀东南飞》的“序”——与张晋发、孙景梅二同志商榷

一关于《孔雀东南飞》产生的时代问题,过去曾有过一些争论。争论的结果,大部分学者仍相信《玉台新咏》的原序,即认为这首长诗是东汉末年的作品。这个问题,仍可以继续讨论,如有新的疑点和材料,《玉台新咏》原序的正谬问题,还可再行评说。张晋发、孙景梅《孔雀东南飞“序”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一文,又一次提出这一旧案,并同时怀疑到序中关于故事发生地点、主人公姓字等的真实性问题,是一篇足以引起人注意的文章。但是,这篇文章的许多论据都难于成说。为了推动对这篇伟大的古代悲剧叙事长诗的研究,我不揣谫陋,率直地提出《质疑》一文中我以为是错误的地方,并简要地阐明我自己的观点,希望得到张、孙二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教正。     

再论《临时约法》的“因人立法”问题——兼与刘笃才教授商榷

《临时约法》"因人立法"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命题。作者认为,《临时约法》"因人立法"是革命党人在特殊时代背景下采取的一种权宜措施,其表现之一是改总统制为内阁制,表现之二是在内阁制的设计上增加了一些违背责任内阁制法理的特殊条款。《临时约法》"因人立法"虽然用心良苦,但难以起到预期的作用,在中国近代法制史上留下十分深刻的教训。作者认为,我们在批评《临时约法》"因人立法"的同时,更不能因此而放过袁世凯,应该严厉谴责袁世凯存心破坏民主共和制度、追求绝对的专制独裁、乃至复辟帝制的种种倒行逆施,这是大是大非之所在,不能混淆两种性质的问题。     

历史课堂“问题式”教学初探——以《千古一帝秦始皇》一课为例

如何把新课程理念转化为历史教学行为?如何发挥历史课益智育人的功能?如何提高历史教学的有效性?笔者认为“问题式”教学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一网打尽”,一家风骨——读魏明安先生著《中国古代文学论丛》

1978年以后,魏明安先生以多病之身,利用给大学本科生、研究生授课指导之余,勤奋耕耘,精心钻研,撰写并发表了四十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受到学术界的喷渍称赏,赢得了一致好评。最近,黄山书社出版了他的论文选集《中国古代文学论丛》,收入22篇计35万字,从中可以反映出魏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力和扎实严谨的学风。     

孔子学《易》必在六十八岁“自卫返鲁”之后——兼与郭沂先生商榷

对于孔子何时开始深入研究学习《周易》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至今也没有定论。本文在综合已有史料及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孔子学《易》必在68岁“自卫返鲁”之后。     

“礼崩乐坏”与“纳仁入礼”——以《论语》为中心的法理解读与现实思考

在当今“法治”语境下,关照历史与现实的社会问题,对《论语》做出的一个尝试解读和法理学思考认为：为维系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儒家所推崇的“仁”学乃是一个至大至刚的概念,历史地看,它始终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困境：一是“仁”的实质内涵难于明确昭示,二是“惟仁者宜在高位”的理想无由成为一个切实可行的制度。这也就是传统文化内在的失败：在一定意义上,历史上的“礼崩乐坏”的深层问题仍然在困扰着今天,这也是今天的法治建设不能回避的问题;并且,传统的以家庭为中心的伦理秩序应当得到今天法理学的重视,传统文化的认同具有重要的法学意义和现代文明意义。     

柳宗元的“囚居”意识与山水描摹——以《囚山赋》与《永州八记》为中心

柳宗元的《囚山赋》描写了永州自然环境的恶劣,并把群山比作禁锢自己的牢笼;《永州八记》则精致地描摹了永州幽僻冷寂的佳景以抒发抑郁之情。两者所绘之景及表达之情虽似不同,但实际都是柳宗元"罪囚"身份的自我认定与"囚居"意识强化的不同表现形式。"罪囚"形象的自我塑造与"囚居"意识的凸显,清晰地贯穿于柳宗元的永州诗文之中,甚至延续至其寓柳之作。     

“‘宿卫’京城,于史无证”证谬——兼记秦二世皇帝钦定的一次救世善举

根据对《史记》为主的传世文献的梳理,初步锁定了秦都咸阳大城东廓墙垣和东司马门的大致位置。考证认定了至迟从战国晚期起,秦廷就已在其都城的东司马门以外屯有＂为屯卫咸阳＂的宿卫军;直到子婴即秦王位时也未曾长期空缺过。特别是二世皇帝及时补充就位于其东司马门外的＂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的宿卫军,还曾成功地延迟了秦廷灭亡的步伐,同时也保障了始皇帝陵墓得以最大限度地按照＂章程＂所进行的收尾工作。     

以“疵”为美 以“癖”为美——《陶庵梦忆》奇人小议

张岱在《陶庵梦忆》里,围绕＂真气＂和＂深情＂,刻画了一批以＂疵＂为美、以＂癖＂为美的奇人。张岱对＂疵＂、＂癖＂的欣赏,既反映出他对魏晋风度的仰慕,对明代中后期张扬个性思潮的追随,也体现了他的名士情怀和遗民心态。     

帛书《道原》《淮南子·原道》《文子·道原》的道论思想新探——以“无”和“一”两个概念为中心

帛书《道原》和《淮南子·原道》《文子·道原》是三篇反映道家道论思想的重要文献。首先,这三篇文献从本体论的角度对“道”做了深刻论述,肯定“道体”具有“无”与“一”的特性;不过它们的具体诠释又是有差别的,如“无”有“虚无”“,一”有“统一性“”唯一性”和“本原性”的涵义。其次,这三篇文献都从“道用”的层面来展示了本体之“道”,但其如何展示有差异和侧重,如对于“道用”之“无”的诠释即有“虚无”和“无欲”两种。归纳起来看,这三篇文献所反映的早期道家的道论思想在宏观上是大体一致的,但亦有一定的差别、变化和发展,其中从帛书《道原》到《淮南子·原道》的间距较大。     

疏论《大学语文》中的素质教育——以“克己内省”为中心

大学生如何吸收优秀文化,提高自身素质,应对时下喧嚣浮躁、急功近利的社会现象？如何找准自己的位置,发挥才能,服务社会？我们认为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根据大学生的思维特征、知识水平、心理特性,循序渐进地通过《大学语文》课的教学活动,结合阅读经典,引导大学生进行深刻的＂内省＂教育。具体三步走：克己内省,立志有恒,躬身践行。其中＂克己内省＂是起始关键,＂立志有恒＂为连接中介,＂躬身践行＂为终极目的。     

《四库全书总目》纠弹“以诗法解《诗经》”发微——兼及经典与时代的互动关系

《四库全书总目》对晚明士人“以诗法解《诗经》”的风气严加痛斥,认为不过是簸弄聪明,终将变圣经为小品。馆臣对原本奠定天人秩序的“诗教”大义,包括讲筵启沃、引经筹今等经世内涵,均自有体会,但却因乾隆朝的政治环境而不敢正面发扬,只能抑之为“在经解中为别体”,转而在经学史梳理和考据实学上用力。民国已还,五四学人群趋以文学歌谣来认定《诗经》,仿佛晚明士人的异代知音,《诗经》最终也从一本确立价值规范的“经”典,变成吟咏性情的“歌谣”,诗教大义随之沦灭。然而可惜的是,五四学人的这些举措,并没有深入彼时社会的有机体之中,其本质是以一种否定性的目光看待自我,最终错过了从自身发现生机并有效落实他们所倡导价值的契机。     

“个人”的发现与“究天人之际”中的史书叙事——以《史记》的“项羽”为例

司马迁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体例的创变是前代史书叙事中个人意识日渐觉醒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在叙事中采用情感透视的方法更能从心理层面艺术化地展现司马迁与传主之间的灵犀,其中也必然包含了司马迁对人生、历史和哲学的独到感悟。因此这种直面个体情感的新颖叙事不仅促使司马迁在书写以项羽为代表的历史悲剧人物时能真正取得心灵的呼应,更决定了究天人之际的哲学命题在司马迁的笔下能够进入人性的深层,这也是《史记》超越一般意义的历史、哲学著作的关键,使之成为文学史的经典。     

以教育家视角看孔子眼中《诗》的角色与功能——从“不学诗,无以言”谈起

孔子告诫自己的学生＂不学诗,无以言＂,其原因是,在教育家孔子眼中,诗是综合性教科书。首先,诗是语言表达的工具;其次,诗是道德认识的工具,同时,道德修养的培养可以外化为语言表达能力,使语言表达丰富而深刻。     

学数学,重在“做”数学——《抽屉原理》教学案例与反思

[背景]《抽屉原理》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六年级下册数学广角第70、71页的内容.这是本套教材中新增的实践与综合应用领域中的内容,对于本节课的教学也是第一次尝试,解读教材时我发现学生理解抽屉原理有一定的难度,我认为只有通过做,让学生亲身经历数学证明的过程,才能理解抽屉原理,并逐步建立模型思想.因此我设计了第一课时的教学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917”还是“1918”——以《新青年》为中心摭议现代文学的起点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学术界说法不一,大部分教科书以1917年为限.随着“重写文学史”“新文学整体观”等主张的提出,不少学者则主张把现代文学的起点前移.围绕1917年与1918年的《新青年》,运用统计学的方法,从现代的文学观念、文学创作以及现代文学场形成三个方面分析论证后,可以得出结论,即1918年应该确立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并由此可以管窥《新青年》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肇始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