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革命与“两个翅膀论”

范伯群先生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大力倡导的"两个翅膀论",实际上是一个否定五四文学革命,吹捧民国期间的旧武侠小说,为"鸳蝴派"翻案的似是而非的错误理论。他不承认"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划分是不科学的,继续在"严肃文学"、"通俗文学"问题上纠缠不清,实际上是将严肃与高雅、通俗与不严肃画等号。"两个翅膀论"攻击文学"为人生"的五四新文学命脉,鼓吹游戏人生、消遣人生的"鸳蝴派"的文学观,是文学低俗化的产物。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文学低俗化是中国文学大潮中的泡沫,游戏人生不可取,消遣人生必须有节制,文学必须给人以美感。     

还原一讨:面对面的学术论争——范伯群致汕头大学学报编辑部的一封信

根据袁良骏先生的《“两个翅膀论”一个似是而非的错误——再致范伯群先生》一文的观点,范伯群先生以书信的形式作了回应。认为袁先生对“两个翅膀论”质疑的观点已经多次发表,对立双方也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多功能厅作了公开论辩,无需再辩。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他在中国文学馆论辩的“对话录”中的观点,摘录如下一、文学只有“多元共生”,才能满足全民中各种群体的需要。二、要分清通俗文学与庸俗文学的界线,庸俗文学总会打着通俗文学的招牌出现,应在分清的前提下予以批评或批判。三、由于普通老百姓对于通俗文学的爱好,我们就应该“因势利导”。四、想用一种文学例如“雅文学”将“俗文学”扫地出门是一种“无效劳动”。五、知识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的成功经验与不足教训都应总结。六、既然群众对文学有“多元共生”的需求,那么各种受读者欢迎的文学中的优秀作品都有进入文学史的资格。     

左翼学案:周扬与“两个口号”论争

"两个口号"论争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争论时间最长的一桩学案。从1934年周扬提倡"国防文学",到1988年中共中央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胡风彻底平反,"两个口号"论争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发展进程中一再成为文艺运动的聚集点,因这次论争而导致的"周扬派"与"鲁迅派"的分化在左翼文艺运动和建国后的文学史上演绎了说不尽的恩怨沧桑。周扬是这一学案的主要当事人,从左联解散,到延安整风,再到建国后的历次文艺运动,他的命运沉浮始终与"两个口号"论争息息相关。虽说周扬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的"左翼文艺运动史",但实际上,周扬一生的文艺活动都深陷于"两个口号"论争的历史纠纷而不能自拔。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两个口号"论争,要么是从路线斗争的角度用政治批判方式解决文艺问题,要么是从宗派观念的角度纠缠于历史的或个人的是是非非,这两种途径都无法真正解决"两个口号"论争的矛盾冲突。新时期以来,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和个人恩怨的消解,从文艺理论上确立"两个口号"论争的对话与潜对话状态,是解决"周扬派"与"鲁迅派"历史矛盾的正确途径,也只有从文学理论意义上寻求对话的基点,才能使"两个口号"论争的理论遗产转化为建设性的文学资源。     

“两个民族”理论与印巴分治

＂两个民族＂理论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社会的一种政治思潮和社会运动,是巴基斯坦的立国之基和印巴分治的推动力量。以阿赫默德汗的＂穆斯林民族论＂、伊克巴尔的＂穆斯林国家论＂和真纳的＂两个民族、两个国家论＂为思想基础和主要流派的＂两个民族＂理论是巴基斯坦立国运动的三大理论来源。作为英国落实＂退出印度＂政策的关键性步骤之一,《蒙巴顿方案》确立了成立巴基斯坦自治领的政治原则。随着印巴分治和巴基斯坦建立,＂两个民族＂理论最终实现了从早期穆斯林思想家的一种政治理想到建立穆斯林民族国家的转变。     

“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的逻辑关系论析

从“两个务必”的话语论断到“三个务必”的经典论断,二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变”与“不变”的统一。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的“变”,是依据我们党执政所处时代、执政面临形势、执政回答“考题”等不同问题的创新性发展;“不变”的是二者都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不动摇、更好地保持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政治本色。全面把握“两个务必”与“三个务必”及其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对于我们党进一步坚定历史自信、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党是"两个先锋队":与时俱进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

十六大第一次把中国共产党“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写进新党章 ,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 ,坚持与时俱进和理论创新 ,继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后又一重大理论成果。这一理论成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论"两个先锋队"思想的理论依据

“两个先锋队”思想的提出,不是主观臆想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的党建理论为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理论沃土,是其深厚的理论源泉。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列宁主义建党学说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养分,毛泽东建党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参考,邓小平建党理论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     

尊重实践:从“不争论”到“两个不能否定”

习近平的“两个不能否定”与邓小平的“不争论”就其理论品质而言,都是对实践的尊重,这两个论断的目的都是要求我们尊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尊重不同历史时期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探索实践,要辩证看待实践探索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能因为问题的存在就否认实践本身.从“不争论”到“两个不能否定”的理论发展,体现了我们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高度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道路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续发展的重要政治保障.     

历史?理论?现实:“两个确立”的三维阐释

“两个确立”是深刻总结党百年奋斗历程得出的重大历史结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形成的重大政治成果。“两个确立”作为理论和实践的产物,不是凭空出现的“飞来峰”,也不是别国经验的简单复刻和剪裁嫁接,而是在艰苦的革命斗争、激荡的历史搏击中凝结而成的智慧结晶,它是历史选择、时代呼唤、民心所向、众望所归,具有深刻的历史、理论和现实逻辑。从历史逻辑来看,“两个确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智慧结晶;从理论依据来看,“两个确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品格与鲜明本色;从现实需要来看,“两个确立”是应对当前国内外复杂形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然之举。     

“两个飞跃”思想：一个需要阐发的农业发展命题

邓小平提出的农业发展“两个飞跃”思想，是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进程中贯穿始终、承前启后而又事关全局的核心命题，它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的农业集体经济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理论的新发展。在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强化新农村产业基础的现实背景下，有必要对此命题做出重点阐发。     

对“五四”新文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论周文的文艺大众化思想

“大众化”思潮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是个一以贯之的潮流,虽然左翼文学界的文艺大众化是从批判“五四”文学开始的,但作为大众化运动的领导者与实践者之一的周文在文学的根本问题与原则问题上,都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他提出文学要面向大众,要使用“活”的语言,而且还利用自身在边区政府的领导地位,完成了公文改革,实现了“五四”未竞的事业。     

浪漫精神的文学诉求——论浪漫主义研究对中国现代文论建构的贡献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研究经过5种形态的理论阐发,完成了浪漫主义艺术理念的“中国化”过程,使现代中国文论围绕着浪漫艺术精神的诉求,在与现实主义权威话语的论争中,深化了本民族对文学艺术的见解,完成了本土文艺审美言说体系的现代化建构。20世纪中国文论史几乎成为了百年浪漫文学精神的辩护史。     

力主统一的文坛斗士——论陈映真对“文学台独”的批判

当下,"文学台独"逆流甚嚣尘上,但文坛斗士、台湾思想界、文学界统派的领军人物陈映真与之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予以了坚决的批判.具体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坚持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坚决批判"台湾文学主体论",一是对为"皇民文学"翻案的台独逆流进行彻底的清算.     

也谈现代汉语的“主宾互易句”——与陈平先生商榷

“主宾互易句”一般认为是“主语—宾语”的互易现象。陈平曾在Dowty的原型角色理论基础上对此作出过解释。然而他使用的“主语”概念内部有矛盾 ,不能解释汉语复杂多样的主宾互易现象。事实上 ,“主宾互易句”并非是“主语—宾语”的互易现象 ,而是“主题—宾语”的互易现象。     

论吴文藻先生引进西方文化理论的贡献

吴文藻先生最早把西方社会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理论全面系统地介绍到中国 ,并发扬光大。他首次引用了泰勒的文化定义 ,并紧紧抓住文化这个核心 ,着力介绍与阐释功能学派的理论。他从文化的整体性理论出发 ,倡导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模式 ,重视社区 ,重视实地调查。他关注中国国情 ,关注“现代”。在倡导社会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中国化方面也是一位杰出的先行者     

也说“求放心”说与百回本《西游记》大旨——兼与石钟扬先生商榷

自《西游记》于明代中后期问世以来，从心学角度探求作品之大旨成为《西游记》研究的主线，且在当代仍有广泛的影响。石钟扬先生提出谢肇淛“求放心”说有违《西游记》大旨的疑问，对于深入认识《西游记》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在立论和证据方面存在着诸多偏颇，对心学与《西游记》的关系、“求放心之喻”的主题观似不能作彻底的否定。     

关于文学史观的建构——答《东方论坛》编者问

五四文学思想性质和领导思想的研究,早已抛开“政治框架”的阶级定性,而纳入了人学范畴或现代性范畴进行探索与思考不过,至今我对五四文学的思想性质与领导思想的研究尚有些困惑;在文学史观研究上,我最看重的是“人学”文学史观与现代国家文学史观;探讨文学史观的意义是为了更切实地拓展、提高、充实、丰富研究主体自身,也有利于学科建设,有利于教学内容更新,有利于学术研究创新。目前文学史观的探讨存在两大急待解决的问题：其一,建立一个大家认可的价值标准或评价体系。其二,重解重评文学史的文学运动形态、文学理论形态和文学创作形态。     

从“一师风潮”看“五四”时期的浙江报刊

研究和宣传新思想的报刊的大量出现,以及发表在<浙江新潮>上<非孝>一文引发的"一师风潮",是五四运动影响浙江思想界与报刊界的直接后果."一师风潮"是1920年全国学生运动中最突出的事件之一,<浙江新潮>则对新思想在浙江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马文艺学:实践论的新思辨--王元骧文学原理的哲学思考之二

实践论的新思辨是王元骧新马文艺学的组成部分之二,也是王元骧文学原理的哲学思考之二.该文由实践论新解读、知行关系异同性与知行说中西比较等三部分结构而成.在实践论新解读中,又分别对实践论的历史品格、实践论的学理品格与实践论的艺术品格进行学术阐释,从而澄明王元骧的新思辨具有哲学高度.在阐释了知行关系异同性这一总体原理以后,接着对知行说作了中西比照与超越的如下阐释知行说学理的中西雷同、知行说学理的中西异态以及王元骧关于知行说学理的当代超越.王元骧从实践论平台攀登本体论平台.这是属于王元骧文学原理的哲学思考之三的另一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