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法的正义价值

正义是人类基于内在冲动而产生的最基本的价值理想,国际法上的正义价值更是代表了全人类的对平等、公平、公正的价值追求。从世界历史的发展上看,国际法上的正义价值理念不断受到挑战,其自身也在不断的完善,在实体上和程序上体现了一定程度的人类正义需求。当今世界由于国际社会高度分权的特点,国家利益的驱使以及国际法自身存在的弱法性导致了国际法上正义价值的扭曲,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人类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多,如何利用这一时期,发现国际法上有效的正义价值实现途径,从而更好地维护正义、实现正义是我们关注的重中之重。     

中国国际法发展之新思路

中国国际法发展的新思路包括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在理论方面,应遵循以下两条主线：一是将中国的和谐与西方的正义、公平、平等、善意等原则相结合,构建完善的自然国际法基本原则体系;二是将自然国际法与实在国际法结合,弥补以往割裂性移植西方法学理论的缺失。而在实践方面,应当建构适应于新世纪的实在国际法基本价值,促使实在国际法向符合自然国际法的方向发展。新的思路将即使中国国际法更好地融入主流国际社会,又使其具有独道特色;既有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也有助于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     

从全人类共同价值视角审视国际法上的公平与正义（续）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提出,不断丰富和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立论基础,为推动国际法治与国际法的发展和研究提供了价值指向和终极目标。公平、正义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核心内容,也是国际法的制度基础。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国际法治日益凸显公平和正义的价值取向,体现公平正义的国际法哲学原理。公平与正义贯穿整个国际法的体系和结构。公平的目的是实现正义,包括矫正正义、分配正义和补充正义。公平和正义在国际法律制度和国际司法实践中,被认为是衡量国际法治的黄金尺度。     

国际法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

国际话语权是一国说服、影响他国言行的能力，涉及到国际事务的方方面面。国际话语权之争大多是法律层面的，而国际法是国际法律话语，是赢得国际话语权、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关于人类发展进程的理念，是全人类在这个进程中所追求的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包含了休戚与共、荣辱相生的含义，是全人类生存状况的现实表达。其五个价值与国际法是契合的，国际法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手段，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法的目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引领，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方向，以中国国际法实践为基础，以提升国家实力为手段，以国际法话语为具体内容，以构建与我国综合国力相称的国际话语权为目标，传播中国理念、贡献中国智慧。     

构建国际和谐社会:国际法上的人本秩序

在国际法上建构人本秩序是国际法发展的重要倾向,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与传统国际秩序追求相比,它体现着更高级别的正义。当前,国际法的许多新发展正在昭示着国际社会对人本秩序的肯定性态度。由于人本秩序关注的是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人”,因此它会与国际法中的国家主权原则发生冲突。但这个矛盾不能否定人本秩序作为国际法的价值取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

国际法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存在着价值理性弱化的困境,价值理性的趋弱使得国际社会忽视国际法在国际治理中的地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出世为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带来曙光。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初具影响力,国内政策报告已有初步的系统阐述,该理念在联合国决议中多次出现,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为国际法提供"价值指向"方面有极大的发展潜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语言系统中的诸多表述对于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皆有启示意义,从内部形态塑造来看,该理念对于"善治"价值中的"合法性""善意遵守"皆有指导性的表述,从外部环境改良来看,该理念可与"合作"价值下的风险防范、角色定位两方面相联结。为确立具备可操作性的国际法价值理性增进路径,中国、国际组织乃至全球国家都需要扮演好相应的角色,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引下增进国际法的价值理性而努力。     

加强和协调国际法治——国际法新趋势探析

自联合国成立以来,一直支持促进、发展和实施国际规范和标准。《联合国宪章》确立了以法治来替代强权,法治是联合国的核心价值和原则。联合国按照宪章推进国际法治的进程,对加强“国际法治”做出了重要贡献。要建立一个公正、安全、和平的法治世界,必须加强和协调国际法治。     

碳捕获与封存技术应用中的国际法问题初探

碳捕获与封存技术的应用一方面有利于人类减缓温室效应,另一方面也蕴含了巨大的技术风险和可能造成新的国际社会的不公平,因此它的应用不仅提出了国内法上新的课题,也成为国际法关注的焦点.与此相关的国际法问题主要集中在气候变化、海洋环境保护及废弃物跨境转移等领域.目前已有部分国际法文件对此作出了针对性的修改.研究现行国际法体系如何适用于CCS技术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中国国际法观论

新时代中国国际法观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它回应了时代的呼唤,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主权平等、和平正义和可持续发展等理念作为价值取向。新时代中国国际法观的核心内涵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相互尊重、平等独立”的国家主权观、“集体人权和个人人权”相结合的整体人权观、“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和平与安全观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新时代中国国际法观可以通过国际立法、司法判例和塑造国际习惯等方式予以传播。新时代中国国际法观是中国外交实践的总结和提升,具有时代进步性,它丰富了国际法的价值理念、推动了国际法的新发展以及拓展了国际法未来发展的空间等,具有重要的国际法意义。     

国际法适用视角下的国际法渊源再认识

国际法渊源不仅是国际法的理论基石,也对国际法适用起基础作用。有关国际法渊源的学说丛生,对国际法适用都有所涉及．但鲜有完全体现渊源对国际法适用的基础价值,而且在实践中也未达预想的效果．内涵也处于混沌状态。为研究国际法渊源的内涵,促进国际法适用,从国际法适用角度反观各家学说来分析国际法渊源内涵需要的因素具有现实意义。国际法渊源的内涵可以继承“折衷说”形式渊源与实质渊源的思路,在形式渊源上．吸收“效力渊源”效力外衣的有效性和“方法识别论”识别规则的效率性;在实质渊源上,首先要看到目前渊源发展中实质因素融进的必要性,考量正义因素和规则背景因素融进渊源内涵的必要性。     

国际私法价值取向的历史变迁及其对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启示

在含有涉外因素的民商事法律关系寻求适当法的价值取向是国际私法发展过程中一条暗含的主线。重视对个人利益的保护是衡量适当法的一个标准。我国的国际私法的进一步发展应与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保持同步。     

非法文化财产国际流通的国际法管制

随着政治、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非法文化财产的国际流通日益猖獗 ,这些通过战争、盗窃、走私等非法途径获取的文化财产依据国际法在国际间的流通是被禁止的 ,但仍有一些公司违法进行非法文化财产的国际转让。在制止非法文化财产的国际流通方面应依照国际法并结合国内法加以惩治 ,而对非法流通历史较长的文化财产 ,则需要有关政府之间的协商来达到归还原主的目的     

“良法”与“善治”何以同样重要———国际法治标准的审思

有学者从法学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法治应当追求一种形式上的价值,而不适于考虑实体要求。虽然在一些国家范围内法治可以做这样的理解,但宏观来看,法治并不应仅限于形式领域,更应当有正义的追求,“法律乃公正与善良之艺术”|而就国际法自身而言,国际法体系尚处于初级的、不成熟的法律状态,不适于仅仅考虑形式,而必须同时强调良法和善治。因国际法不成体系,故追求形式法治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国际法的程序不足,故树立形式法治也近于无本之木|国际法的二元体系使缺乏实体法价值的形式法治容易误入歧途。因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国际法治的倡导应当将良法和善治结合在一起讨论。     

论国际法时效制度的渊源

时效制度是传统国际法取得国家领土的方式之一,深入分析其法律渊源对于从根本上理解这一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文章认为,国际法时效制度的法律渊源包括资源性要素、动因性要素及进路性要素三方面:罗马法取得时效制度及13世纪至20世纪西方国际法学者的有关学说为其资源性要素,中世纪中后期及近代西方及世界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法律及文化的交织体为其动因性要素,国际司法途径为其进路性要素。其中,动因性要素是其根本要素,资源性要素是其内容组成的主要要素,而进路性要素则将前两个要素与国际法时效制度联系起来。     

国际争端之和平解决新论 ——一个跨文化交际的视野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既是国际法上所要恪守的一项基本原则,同时也是国际法上的一项基本制度。然而,在国际法的实践中,各国在和平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国际争端方面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在于国际争端或冲突各方没有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深刻理解关于国际争端或冲突背后所蕴含的跨文化歧异或冲突所致。因此,各国只有充分认识到跨文化交际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面的重要作用,才能使得彼此之间业已存在的各种争端或冲突得以顺利的解决,从而达到各国和平共处及友好合作的目的。     

WTO的贸易自由化与国际贸易法的发展

本文分析了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法律性质及由此而引起的法律的变化,指出国际贸易法的特点及存在的不足。国际社会作为分权社会,它的法律的产生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及困难,国际贸易法的公正性是不足的。文中对于这种国际贸易法的现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论国际社会中的合法性——一个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分析

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对国际制度和规范遵守包含两个内在动力：理性选择动力和社会建构动力。因此，国际制度中的合法性具有两方面的含义：工具合法性与价值合法性。一般而言，国家对合法性的第一层面的追求比较明显，但是对价值合法性的追求则比较隐晦和困难。然而，第二层含义是权力合法性的本质所在，对其无视甚至践踏会引起其他行为体的不满。文章的目的就是利用国际领域中的合法性和国际制度理论，分析2003年对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的合法性和国际声誉的丧失问题。其本质原因是美国追求和使用国际制度中的工具合法性，而忽视或者违背其价值合法性。     

食品安全监管国际软法变革论——食品安全全球治理的视角

食品安全监管国际软法因能弥补相关硬法的缺陷,而为国际社会所关注和重视,并成为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主要治理形式。现有的食品安全监管国际软法在监管标准、主体、方式和路径等方面均无法达到食品安全全球治理的期待和要求,亟需变革。由于软法的作用和效力仍存有争议,且不同国家的利益差异较为明显,其变革之路必将困难重重。在人权规则的持续发展和南南合作与区域合作的深入推动下,食品安全监管国际软法的变革方向逐渐明晰,或将在理念、制定和实施上有所革新。中国已经开始探索并明确了食品安全监管国际软法的国内转化路径及其范围与重点,在全球治理的框架下,为了食品安全国际法治的早日实现,建议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治理水平并扩大国际影响力。     

国际法体系化机制及其进路

现代国际法领域的扩展使得不同国际法规则之间的冲突大大增加,国际法自身特征和现代国际法新发展中的诸多因素导致了国际法规则的冲突和国际法的不成体系.国际法体系化机制不但必要而且可能,国际法体系化机制的进路主要有国际习惯、立法进路、司法进路和制度整合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