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色龙》试析

《变色龙》是十九世纪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的讽刺揭露小说,发表于一八八四年,它在契诃夫的早期创作中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俄国历史上是极其黑暗的一个时期。列宁说过,当时的俄国整个是一座牢狱。沙皇政府残暴的高压统治窒息着整个俄罗斯。丑恶的社会制度到处在繁殖着罪行和恶德,社会风气糜烂不堪。契诃夫的这篇小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罪恶现实,揭露和鞭挞了腐朽的沙皇专制制度。小说的题目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讽刺意义。“变色龙”是一种蜥蜴类的动物,它为了进行     

现实主义的文学丰碑——鲁迅与果戈理文艺美学思想的历史特征

现实主义的文学丰碑———鲁迅与果戈理文艺美学思想的历史特征●刘珙果戈理是１９世纪初叶俄国最优秀的讽刺作家,他扬起俄国现实主义的创作狂飙,荡涤了俄国文坛那种虚无缥渺的理想主义及矫柔造作的消极浪漫主义的文艺思潮,开创了“俄国文学的果戈理时代”。鲁迅是站在...     

托尔斯泰、冈察洛夫、契诃夫与中国

19世纪下半叶,中俄两国都处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之中.恰在此时,俄国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中国.他们著书立说,介绍中国的文化、历史、哲学,热情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反封建的斗争.由于他们的出色工作,使中俄文化交流向着更广泛的领域迈进了一步,这其中包括俄国著名作家托尔斯泰、冈察洛夫、契诃夫等人.     

从不了解到热爱——巴金与契诃夫

同曾经受到过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俄国作家的影响一样,巴金在文学创作中也曾受到过契阿夫的深刻影响。不过,他受契诃夫的影响与受其他几位大师影响的情况有所不同,对契诃夫,他有一个从不了解到热爱的过程,相应在创作上也有一个从“反其道而行之”到自觉学习、借鉴的过程。 在为纪念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而写的《我们还需要契诃夫》①的文章中,巴金曾经较为详细地迫叙     

鲁迅与契诃夫文学中的“忧郁情怀”

鲁迅作为 2 0世纪最伟大的中国作家 ,无论是他的文学观念、批评实践还是艺术创作都打上了中外文化交融的烙印。鲁迅所受的外国文学的影响是多元的 ,但他主要接受的是俄国文学 ,在俄国文学中 ,契诃夫又是他“顶喜欢的作者”。① 鲁迅与契诃夫文学从具体的艺术表现形式到美学追求都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 ,契诃夫作品中所体现的“忧郁情怀”正是鲁迅在自身创作中注意借鉴并加以创造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忧郁情怀”自始至终充溢在《呐喊》、《彷徨》、《野草》之中 ,成为鲁迅作品中的基调。契诃夫成熟时期的作品 ,叙事元素都是日常事 ,却饱含…     

冯维津命题与近代俄国知识分子的觉醒

从冯维津的“俄国与西方”命题到“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大辩论，俄国发展道路问题成为年轻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思考的首要问题。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争，在俄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巨大的开创性的意义，它标志着具有批判精神和独立意识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并且由此产生了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中“西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两大传统，而这两大思想传统酝酿和造就了未来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自由主义”流派和“激进主义一社会主义”流派。它左右着俄国和前苏联的现代化进程，并且影响至今。     

文坛“孪生”作家鲁迅与契诃夫

鲁迅--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奠基人与俄国文学经典作家契诃夫的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及影响.两位作家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特点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文学界都引起广泛的兴趣.正是他们在创作上的相互影响,确切地讲是中国文学与俄国文学之间的碰撞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产生.     

在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论契诃夫戏剧对未来的书写

契诃夫作为俄国经典剧作家,在其戏剧创作中巧妙地游走在对未来的乌托邦式幻想和冷峻的反乌托邦幻想之间,在矛盾对立的交汇面上完成了对人类未来的独特书写。对未来形象的这一书写因此而具有了矛盾性、模糊性和暧昧性的特征。这种艺术特征通过契诃夫对戏剧人物矛盾的精神状态的揭示,通过将戏剧人物所处的特定的悲观忧郁的戏剧情境与戏剧人物特定的乐观理性的心境之间的矛盾性对照,通过对时间的独特感受而展现出来。契诃夫对人类未来的这种矛盾性书写对其剧作独特的喜剧性艺术特质的生成,对融幽默与忧郁于一体的独特的喜剧精神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时期若干文学潮流简评

历史已步入九十年代.当我们回视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时,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那接连涌现,令人眼花缭乱的创作热点;当人们被一个热点所激发起的热情尚未平息下来,另一个热点又接踵而至.八十年代文坛的这一独特现象,显然与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和外国文艺思潮的吸收、借鉴密切相关.本文不想就这一现象展开全面分析,而拟就若干主要的文学热点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艺术特征作出概述.纪实文学.这类作品从它出现那一天起,就一直拥有众多的读者.也许是由于它     

俄国知识分子问题论析

俄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有着明显差别。俄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是关心社会问题和国家命运,具有批判精神,同情劳动人民。他们在俄国现代化进程中,较早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文明和思想,当他们以西方文化视野观察俄国落后的专制制度时,产生了强烈的批判意识。他们与政府对立,以人民利益的代表自居,希望改变俄国的落后面貌,但这不仅没能得到专制政府的认可,也没能得到依然保持着传统思想的民众的支持,在国内陷入孤立。俄国赶超型现代化的特殊历史进程,使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存在着许多致命的弱点,充满了矛盾性和乌托邦性,在其思想深处还没有完全摆脱宗教意识。     

中国文学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拒斥与接受

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在二、三十年代曾经活跃于苏俄文坛,1930年以后逐渐销声匿迹。"五四"以来就密切关注苏俄文学的中国文学界却对它视若无视。直到八十年代以后,俄国形式主义才引起中国学界的注意。俄国形式主义作为一种流派在中国无论是拒斥或接受,都是由于本土文化的主导作用所致,是本土文化与现实需要的制衡所致。本土文化在过滤外来文化的同时,若能合理"误读"对方,将会激发本身的活力与创造性。     

曼斯菲尔德与契诃夫短篇小说创作手法的异同

英国作家曼斯菲尔德是著名的短篇小说家 ,她的文学创作受到俄国作家契诃夫的深刻影响。他们的作品有着极其相似的魅力。比较他们的主题表现手法和写作手法的异同 ,可以看到他们都善于从日常事件中发掘主题思想 ,注重情节在作品中的运用 ,强调人物的心理刻画 ,为短篇小说的创作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幸福的底线

俄国作家契诃夫说过：“如果你手上扎了一根刺，那你应当高兴才对。幸亏不是扎在眼睛里。”原以为这只是一种幽默的调侃戏谑，后来才发现，其实这是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和人生智慧。     

王蒙与意识流文学东方化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一种新兴的文体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勃兴。赞赏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几年过去了,现在,这种文体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的一种重要艺术形式,其技法渗透到众多的艺术流派的创作当中。这就是意识流文学——东方化了的意识流文学。     

评《海鸥》中的两个形象

十九世纪一位聪明的俄国观众,在看完《海鸥》的最早演出之后,曾给契诃夫写信说:“你这剧本里有着生活本身……几乎没有一个人看懂了它那内在的,严酷的讥讽。”的确,意蕴极其含蓄,隐晦,丰富是契诃夫剧作的艺术特色之一。他常常从充满抒情基调的,日常生活的轻描淡写中,或通过人物凝炼的语言,停顿,叠句,或通过某一道具的重复出现等方式,埋下各种伏笔,哑谜,令人读后不得不久久去思索,咀嚼与回味其中的各种含意,从而理解它的深刻的思想内容。他的四幕喜剧《海鸥》以热爱幸福、自由的海鸥来隐喻,对比一些沙俄社会献身艺海的贵族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当然不可能是不食人间烟火,超然于世俗之外     

革命与民族的历史性双向互动——犹太知识分子与近代俄国革命

在近代俄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犹太知识分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既是俄国革命的思想动员者和行动指导者,又是俄国境内犹太人的精神领袖和民族复兴道路的理论探索先锋.犹太知识分子担负起民族复兴与俄国解放的双重使命,积极投身近代俄国革命事业,在汹涌的革命浪潮中勇当异族先锋.然而,沙皇政府的血腥镇压和俄国社会的排犹浪潮却使犹太知识分子遭受沉重打击,陷入异族革命悖论的困惑中.近代俄国革命与犹太民族并非简单的单向控制关系,而是复杂的历史性双向互动关系.     

试论"百花时代"的爱情小说

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坛出现的"百花文学"中,一批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触及到了"情爱"这一建国初期创作题材的禁区,并承接了"五四"时期同类题材小说的人性主题.在政治语境较为宽松的环境下,这些小说透过文本叙事的裂缝传递出一种真实的个人性的东西,并隐隐夹杂着知识分子渴望建构独立人格的微弱呼声.     

消散之后的辉煌——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俄罗斯文学

当代俄罗斯文学是指与今天的俄罗斯读者群生活在同一历史和精神时代的俄罗斯作家所创作的作品.在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创作背景下, 后现代、女性文学和大众文学等文学模式在文坛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这一切无不和"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蒋光慈:东亚革命文坛的“一朵孤云”

蒋光慈是最早倡导并实践"普罗文艺"的革命作家,他的小说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背景,真实地记录了"五四"运动以后到大革命前后这一段历史的社会动荡和人生沉浮,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性。作为一个从农村社会底层走进中国革命运动中心的知识分子,蒋光慈短暂的一生是孤独的、矛盾的,他在革命进程中常常处于痛苦的挣扎状态,显示了革命时代先驱者丰富的灵魂冲突。蒋光慈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革命文学初级阶段的概念化、脸谱化的局限和缺陷,他在创作上的"失败"代表了左翼文学的"一种集团的倾向",对于左翼文坛的"全体的进向"也是一个宝贵的教训。     

“近于无事的悲剧”——契诃夫《姚尼奇》人物浅论

契诃夫作为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以短篇小说誉满全球的作家,他的创作天才是多方面的。其中突出点之一则是他那发掘庸俗的才能。契诃夫憎恨庸俗,对庸俗的揭露批判成为贯穿他整个创作的基本主题。高尔基曾说:“庸俗是他的仇敌,他一生都在跟它斗争,他嘲笑它,他用那管锋利而冷静的笔描写它,他能够随处发现庸俗的霉臭,就是在那些第一眼看来好象很好很舒服甚至光辉灿烂的地方,他也能够找出那种霉臭来。”是的,契诃夫的确善于从日常生活的琐事中发现小市民的庸俗和卑劣;从貌似平淡的人民生活的海洋里,发现社会的黑暗和丑恶。在他看来,生活的灾难绝非仅在于那些难以预料的飞来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