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经济区农村劳动力统筹转移与“三化”协调发展的支持机制

随着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的进一步进行，农村劳动力的统筹转移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为保持富余劳动力的可持续转移，就需要加强各种支持机制研究。通过分析劳动力统筹转移的重要性基础上，梳理中原经济区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和问题，然后从四个不同的支持机制入手，阐述了相关的具体内容，针对统筹转移支持机制实施的长期性与复杂性进行了总结。     

弘扬陶行知精神 服务新农村教育——对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下乡实习”的思考

下乡实习是一种新的实习形式,它既摆脱了城市实习的困境,也对农村教育是一个支持,还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中央教育精神、陶行知办学思想和太原师范学院办学理念的有机结合。下乡实习需要明确的理念、规范的操作,更需要与当地实际相结合。下乡实习需要政府的支持、需要良好的农村教育人才机制,更需要高等师范课程体系的改革。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影响因素与机制创新——一个三维分析框架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是我国政府领域的重要制度变革.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受到政府因素、社会组织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制约,三重因素影响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意愿和行为,制约着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提供能力,进而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制度改革产生影响.破解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改革的三重制约因素,政府应创新支持机制,社会组织需要完善自我发展机制,社会需要健全认可和支持机制.三种机制创新,形成合力,促进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有序发展.     

A股发行市场推广绿鞋期权的可行性探索

从证券市场长远发展的角度,在我国A股发行市场推出绿鞋期权具有五大可行性:推广绿鞋期权发行新股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我国证监会相关法规支持绿鞋期权机制;绿鞋期权机制有利于稳定股价,保证经济平稳健康地发展;H股、红筹股回归A股需要绿鞋期权机制的推广,绿鞋期权机制的推广有利于培养成熟的国际投资者。     

搭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支持和保障机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除了资金投入外,还需要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和体制机制保障,从而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纵向推进.本文从参与机制、组织机制、扶持机制、改革机制和实施机制等几个角度论述搭建新农村建设体制和机制系统的重要性和路径安排.     

服务与保障视域下青少年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探究

建构青少年利益诉求表达机制重在实践,要重点探究表达机制及其实现路径。以服务与保障为视角,建构青少年利益诉求表达机制需要从党委指导政府领导的服务机制、社会支持与参与机制、家庭引导和介入机制、学校教育机制、个体成长机制等方面建设。同时,要从转变政府职能,设立青少年政府工作机构;发展青少年社会组织,推进青少年利益诉求表达工作社会化;开设青少年利益诉求和保护课程,培养利益诉求和维权意识;畅通青少年利益诉求表达渠道,鼓励和支持青少年参加各类利益诉求实践活动等方面着手实现青少年利益诉求表达机制预期目标。     

从平等和选择视角解读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是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的基础；扩展用者选择权也是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重要的外在表现形式。尽管扩展公共服务选择权的实践不断，但实践中仍存在很多问题。资源和成本的不平等，能力的差异以及风险选择都阻碍着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因此需要配套政策和机制的支持，特别应该包含支持那些有困难做出选择的人的政策，以及补偿机制和压制风险选择的机制。     

物流服务创新动力机制分析

指出物流服务创新需要动力支持,从系统学角度研究产业集群环境下的物流服务创新动力机制,并对大连物流服务创新及政策设计进行对策分析。     

非自愿迁移对老年移民生活的影响——以河南YW村为例

以YW村为个案,认为非自愿迁移对老年移民农业生产、家庭养老和社会适应等方面产生了负面影响。搬迁后,土地资源减少、收入来源单一化、刚性支出增加;子女在家庭养老中的经济支持力度下降、代际支持网功能受限、辅助性支持网作用明显降低;老年人生活空间狭窄,社会适应较差。改善老年移民生活状况需要加强政府外部资源的供给,健全老年移民社会保障机制,完善移民补偿与安置政策,建立移民效益共享机制,构建老年移民社会安全网。     

多维视角下企业研发人员成长的组织支持机制构建

企业研发人员作为技术创新的主要载体,是企业的核心战略资源。企业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过程中,促进研发人员的成长是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保障。企业可以从组织文化支持、组织制度支持、组织资源支持、主管支持和同事支持五个方面构建全方位的组织支持机制,为研发人员的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组织文化支持包括培育创新型文化和倡导组织学习;组织制度支持包括制度的设计、执行和调整;组织资源支持包括企业内部知识共享、研发资源分配和以协同创新为基础的企业内外部资源整合;主管支持包括主管支持和员工需要之间的契合以及主管的角色转换和道德风险的规避;同事支持包括以信任为基础的组织内部社会网络构建和以研发团队为主体的动态创新运作机制。     

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协同性研究

首先对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协同性内涵及实现机理进行了分析,然后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与财政金融服务协同性测度基础上,分析了不协同的原因,最后提出促进财政金融服务协同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中国既有的财政金融支农服务体系是在适应农户家庭经营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客观上存在着巨大的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对财政金融服务的需求与农户存在巨大差异,使得现有的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存在较大的不协同性,客观需要促进财政金融服务创新,使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需求相协同,而这种协同,实质上追求的是一种新的财政金融服务供求均衡关系.     

2004年税制改革——积极财政政策的新举措

1998年以来,为推动经济发展,我国政府一直采取以发行国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发行国债来增加投资、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目前这种政策的边际效益在递减.与国债投资相比,若实施以减税为内容的税制改革对于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是一种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     

我国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运用平行面板数据(panel-data)的基本理论,对1996~2005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与地方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对不同省市区地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很大差异,在时间上表现为影响弹性逐年降低,在地域上表现为不均衡。因此,地方财政应保持科技投入的适度增长,不应一味强调超过实际能力的投入,也可以通过中央财政投入倾斜来弥补地方财政的不足,以提高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的效率。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财政资金管理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财政资金规模偏低,且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制约资金使用绩效：资金投入少、结构不合理且形式单一;立项不够科学规范,资金管理分散且拨付中存在挤占挪用现象;资金监管反馈差且绩效评价机制缺失。研究认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财政资金管理,需要构建财政资金的强效投入机制,完善以县级政府为核心的管理体制,提高项目决策和预算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强化财政支出管理,建立财政资金使用的全过程监督体制机制,并构建绩效评价体系,创新管理模式。     

积极财政政策投资效应评析与政策展望

利用统计数据对积极财政政策投资效应的分析表明 ,以政府投资为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应转到创新制度为企业营造投资的环境和扩大最终消费上来。     

义务教育投入：中央与地方财力比较研究

我国义务教育投入的现状是中央财政投入比例偏低,地方财政投资比例偏大。在现行相对集权型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中央与地方政府财力比较结果显示,地方政府无法解决义务教育经费短缺问题,而中央政府扩大义务教育投资规模具有较大潜力。因此,将义务教育投资主体上移,实行与现行公共财政体制配套的相对集权型义务教育投资模式,是我国义务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我国地方债风险控制研究

200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性蔓延,我国政府启动4万亿投资的积极财政政策。对国际金融海啸以来我国政府地方政府债务数据进行分析,指出债务形成原因及存在可能风险。为了防止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恶化提出七点政策措施,指出重点在强调完善财税体制扩大地方财权;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大规模裁汰行政冗员;运用创新金融工具拓宽融资渠道。同时对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情况及成因进行调查和研究,并从金融、经济、财政体制等层面提出政策建议。     

转轨时期财政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运用1978-2006年的省际数据对东西部地区政府财政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财政投资对东西部两个经济条件不同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此外,财政投资效应也呈现出内在的结构差异性,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较之于物质资本投资更为显著和持久。为此,本文就加大政府财政投资力度,调整财政投资结构,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新农村建设中基础设施投资政策的选择

农村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改善的重要物质基础,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然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与资金供给的矛盾十分突出,辽宁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状况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针对这一矛盾,本文提出了在现有的财政体制下,加大农村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的财政政策.     

财政体制改革、财政分权博弈与财政收入增长

财政体制改革分权实际上是中央地方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和地区转移支付分权的博弈调整,核心是财政支出责任分配与财政收入分成.博弈理论模型表明,中国财政支出分权、预算内外收入分权与转移支付分权确实对中央、地方与全国预算内外财政收入、地区间财政收入转移均衡、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产生复杂影响,其影响取决于市场化分权、行政分权、中央-地方财政分权、中央-地方国有经济财政支出边际产出、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投资边际溢出、边际成本、征税成本等因素.中央与各地方应该采取差别化分权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