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公逆鎛銘文新釋

宋徽宗政和三年,湖北鄂州嘉鱼县出土了一件楚公逆鎛,由于该器涉及到很重要的历史问题,尤其是对于楚史,千百年来引用研究者不乏其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该器后来不知去向,仅有拓本传世。而所胃拓本,也是转手的翻刻本。铭文中的某些关键字,或脱笔,或误笔,尽管经过不少学者的不懈努力,仍不能通共讀,至今一直令人困惑不解。笔者于十年前曾搜集了有关楚国的传世和出土的有铭铜器,     

考古出土汉代玉卮的工艺特征研究

玉卮是一种器形较大的玉质容器,用一块玉料雕琢成的玉卮,制作工艺复杂,造型优雅,纹饰精美,无论出土物或传世品都比较少见。文章根据近年来考古出土的四件汉代玉卮资料,通过比较分析,从形制、纹饰、玉质及雕琢技术等方面总结了汉代玉卮的工艺特征。     

刻帖所见怀素法书考论

怀素草书除个别有墨迹传世外, 多数保存在历代刻帖或帖目中.通过帖目中帖名的比对, 将疑似怀素临摹的作品析出比较, 即可发现其曾大量临习王羲之的作品, 这对认识怀素的师法有启发性意义.刻帖中另一种蜀本《自叙帖》与传世墨迹本不同, 可见怀素生前书写过多本《自叙》作为"行卷"赠送名流显胄, 唐代的很多传世书迹或许都有类似的背景. 《大草千字文》先刻入宋群玉堂帖, 明成化六年 (1470) 曾由余子俊在陕西西安翻刻一本.通过将美国安思远藏宋精拓本与明陕翻刻本的比对发现, 明陕本的底本出自宋群玉堂本的晚拓本系统.     

山西大学藏《宝贤堂集古法贴》拓本初探

《宝贤堂集古法帖》是山西历史上明晋藩集刻的一部大型丛帖,在中国帖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明拓本传世稀少。该文通过与其它藏本的比较,证明山西大学图书馆所藏明拓本是现存拓本中保存内容最完整的拓本,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     

(辶来)盘的史学价值

陕西眉县杨家村发现西周窖藏青铜器21件，其中达盘铭最长，达372字，是研究西周历史化的重要资料，对单氏家族及中国家谱发展史、成康时期民族问题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西周晚期铜器断代提供了标准器，将宝鸡各地出土传世的青铜器串联起来，对于研究杨家村遗址及周原的性质有重要作用。     

容庚与中国青铜器学

青铜器古称彝器,是我国青铜时代的伟大创造.青铜器研究肇兴于宋,延及清代,金石之学盛行.金石学以刊布彝器图像和摹释铜器铭文为主要模式.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容庚先生率先集商周彝器铭文上之单字为<金文编>,进而在充分吸收宋清两代金石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益以近代考古学的新知.运用出土实物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方法,成<商周彝器通考>一书.是书对青铜器的形制、名称、时代、真伪以及铭文、花纹等作综合的考察和缜密的论证,与其前后所撰的一系列相关著作共同构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为现代青铜器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启了中国青铜器及其铭文研究的新时代.     

用“三重证据法”进行先秦古史“新证”研究——以《史记》为例

古代史书对先秦时代史事的记载存在诸多问题。有些是由于年代久远,记载失真;有些是由于立场不同,后世记录者利用话语权对前代历史的故意隐瞒或歪曲。《史记》是司马迁对当时所见先秦史料的集大成性著作,具有重要价值,但同样存在上述问题。传统的局限于传世文献范围内的考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史料可信性的问题,造成史事众说纷纭。清末以来,甲骨文等大量先秦出土文献面世。随着20世纪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三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献、考古文物和传世典籍相互印证的古史“新证”成为先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也为订正《史记》记载的失误、发掘其研究价值提供了新条件。     

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几个问题的考释(续)

(二)先秦尺步里亩制度(甲)出土古尺实物近年以来,先秦古尺渐有出土,诸家著录亦多,有条件可以汇总进一步研究。出土实物古尺如下: 1.南京博物馆藏骨尺一支,据说殷墟出土(见罗福颐:《传世历代古尺图录》),实测长16.93厘米。2.同书著录传世晚周尺七件,两件长22.70厘米,三件长23.00厘米又二件长23.10厘米。3.南京大学传寿州出土战国楚铜尺长22.50厘米。4.湖南文管会传长沙出土战国楚铜尺长22.70厘米。     

当前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当前的出土文献研究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是出土的文献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我们的研究与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有很高的关联度。出土文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潮流,从甲骨文到秦汉文字,大量的文学作品改变着我们的已有认识。对待出土文献要坚持几个原则: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不轻易信古,也不随便疑古,而应该采取释古的态度;另外,在利用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进行比照的时候,不能因为没有出土文献的支撑就轻易地怀疑传世文献的真伪正误。出土文献带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即很多思想观念都有一个非常久远的来源。目前的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研究具体涉及的作品需不断的扩充。关于出土文学文献的研究范围,应坚持双管齐下、齐头并进,既要有纯文学的学科分界清晰的研究,又要有打破藩篱、沟通整合、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的勇于开拓的精神和融会贯通的格局和气象。     

浅论中山王鼎壶铭文中的修辞格式

中山王鼎是中山国遗址出土器物中最重要的一件,该鼎铭文有着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本文对中山王鼎铭文所使用的修辞进行了讨论,认为其铭文中使用的如此多的修辞,无论在出土文献还是在传世文献中都是非常罕见的,可以作为研究中国上古时期修辞的宝贵参考资料。     

出土文献与传世文本研究的探索——《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的启示

新出土文献的层出不穷,使学界在对新资料的不断增加感到欣喜的同时,也为很多典籍传世文本的文字差异产生了学术反思。如何辩证地认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本的关系,做到不偏废任何一方,不纠结于孰是孰非的漩涡,就成为学术研究者思考的问题。曹建国先生《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适时出版,可以说为出土文     

秦简牍所载农田形制与管理研究

依据秦墓竹简中所保存的农史资料,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战国、汉代简牍,对秦简牍所涉及的农田形制和农田管理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期望能为农史研究界合理利用这批资料提供帮助.     

先秦简牍《日书》词语札记——《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收词释义补正

出土的简帛文献具有很重要的语料价值,其中有许多传世文献所不见或未详的词语、语义,这对汉语语文辞书的编撰和汉语史的研究都很重要。先秦简牍《日书》中的一些词语对《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的收词释义具有一定的补正意义。     

《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郡新证

利用出土材料校读传世古籍有重要意义。基于封泥、玺印、铜器等出土材料来校读《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郡下"部分条目,一方面验证了传世古籍记载的可信,另一方面纠正了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讹误。     

中国先秦儒道文献的重大发现与深远意义——初读《郭店楚墓竹简》

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村里的一座楚墓里出土了804枚竹简,经考释知是儒道文献。这批竹简的出土,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首先,它提供了大量前所未见的佚书,弥补了有关学术研究的缺环;其次,它的有关记载为学术史上一些久悬不决的疑案提供了答案;其三,它提供了一些传世古籍的最早版本,对于我们认识古书的成书年代及其流传情况具有积极意义;其四,它为古籍校勘和古文字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     

略论吐鲁番、敦煌出土《三国志》古写本用字研究的意义

回顾以往学者在出土文献、传世<三国志>版本、六朝文字三方面的研究成果,发现开展对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三国志>六种古写本的用字研究,具有弥补出土文献研究不足、完善<三国志>版本研究、推动六朝用字研究进程等三方面的意义.     

浅谈出土律令名目与“九章律”的关系

根据传世文献,"九章律"作为汉代的律典是确实存在的,其篇目为九篇,也是无可否认的.与其通过否定"九章律"的存在来解决出土律令名目与"九章律"篇目不相应的问题,还不如另辟蹊径."律篇二级分类说"虽然还有待完善,但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另一种思路,而且不会与传世文献发生太大的矛盾.     

琱生鍑与厉王事件

2006年杪琱生鍑自陕西扶风出土,与传世的召伯虎簋、琱生簋恰好拼成一个连贯事件.由于铭文解读难度较高,学界至今尚未提出一有说服力之解读.宗法制度为西周最基本之规范,经由其大、小宗区别的规律,铭中人物称呼乃得正确解读.再透过三铭比较,可明显看出叙述内容并非如多数学者所言的私家诉讼,而是大家族召氏欺君瞒粮的曲折故事.此器的出土为中国税制史翻开重要的首页.     

《张崇训墓志》释文校补

《山东青州新出土隋张崇训墓志》一文公布了山东出土的一方墓志,对墓志内容作了初步研究,并公布拓片,附有释文,对文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具有比较重要的文献价值。但该文部分释文有讹误,影响了对墓志铭文的有效利用。文章对照拓本图录,校补了释文中的讹误,以便这份出土材料得到更加科学的利用。     

由西关、西南呈墓地遗存及清华简再论西周黎国

从山西黎城县西关墓地、长子县西南呈墓地的文化内涵及相关出土文献、传世文献看,西关与西南呈两处墓地都是黎国遗存。这两处墓地遗存至少包含周、商与土著文化三部分因素,其中以姬周文化为主。这与出土文献记载黎为姬周封国相符,同时也反映出分封黎国可能伴随颁器、分领殷遗的活动。商、周黎国在上党地区,沟通了晋南与中原地区。从出土文献与墓地文化因素构成看,分封黎国是周人代商的一个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