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声”汉字字调标示法略考——兼谈永明声律论与音乐之关系

“五声”(宫、商、角、徽、羽)是否曾经作为汉字字调的一种标示方法?它与“四声”字调标示法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本文通过考证“五声”作为古代的一种数字序号曾被用于给汉字按照字调分类的事实,来证明早在沈约的四声说之前,汉字便拥有了“五声”字调标示法。并通过探讨“五声”字调标示法与音乐的联系,进一步揭示永明声律论的产生同音乐的关系。     

沈约"声律论"再审视

沈约是发明四声的重要奠基者,也是将"四声"引入诗歌理论的首创者。"用四声以制韵"是"永明体"诗歌的核心特征,其具体内容是指:一句之中,必须避免同声同韵的字重复使用,并以"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为标准达到字调的相间。"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不仅不是"病犯"而是"用四声以制韵"的"韵",它只有在并提时才具有意义。沈约没有提出过"八病"之说,"八病"是后人基于"八体"言论而产生的一种附会,而将"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归入"八病"则是附会之上的附会。沈约的《答陆厥书》等文章廓清了"四声"与"五音"的区别。他的"声律论"建立了诗歌由古体向近体过渡的桥梁,也导致了"拘声韵"的后果。     

“一代辞宗”沈约与南朝诗歌的声律追求

今人论及中国诗歌史上的南朝永明体以及此后的近体诗,无不提及沈约和四声八病说。其实,四声是汉语发音时本身就存在的,在沈约之前已经被发现,沈约的贡献是将其运用于诗歌创作;而八病并非沈约所提,它与永明体也没有关系,后人将八病的创始归于沈约,是基于他是诗歌声律论奠基者的一种附会。沈约作为齐、梁文坛的领袖人物之一,勤于著述,长于理论,被誉为一代辞宗,极大地影响了南朝诗风,这是他被公认为四声八病说首倡者的重要原因。从南朝起,讲求声律逐渐成为诗人的自觉追求,这也是音韵研究和乐律演变对古典诗歌发展产生影响的必然结果。     

吴江沈氏女作家群的家族特质及成因

吴江沈氏家族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一个著名的文学世家,除了以沈?为代表的男性成员在传统的诗文及戏曲领域内取得的辉煌成就外,女性文学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以沈宜修为核心的女性作家群具有鲜明的家族特质,她们以血缘和婚姻为纽带,大多为母女词人、姐妹词人、妯娌词人、姑嫂词人;她们在创作中互相唱和,情感上互为慰藉,生活上彼此帮助,作品中萦绕着浓烈的亲情和特殊的愁苦,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午梦堂气质"。这与吴江沈氏深厚的家学渊源、文学世家的联姻、家庭教育、作家闺中酬唱及晚明东南地区家族女性创作的繁荣密不可分。     

论吴兴沈氏在汉晋之际的沉浮

沈氏家族在两汉之际迁居吴兴地域之后,政治社会地位起伏不定,最终在由孙吴亡国而引发的江南社会秩序的重构过程中上升为吴姓豪族。自兹以降,吴兴沈氏又进而力图谋求士族化,却以先后两次家难而告终。其在汉晋之际的沉浮升降,实际上反映了非士族阶层在日益狭小的发展空间内,艰难奋进却又屡遭挫折的历史命运。     

论沈约的声律理论与“永明体”诗歌

沈约声律理论的核心内容为“四声八病”说,这一理论既从正面提出诗歌创作的声律主张,亦从反面指出创作中应力求避免的病犯,是一种提倡形式技巧的理论。在其指导下创作的“永明体”诗歌句数呈现出由多到少、由不定到统一的趋势,并出现大量平仄合律的句、联,形成最早的“对式”声律结构,在体制上向成熟的律诗靠拢,是诗歌律化进程中承上启下的重要诗体。     

寻找“美人”神韵——诗歌与音乐关系的审美文化考察

《诗》之后,汉魏乐府多为歌谣,乐府之后诗歌逐渐走向了格律化、案头化,至唐宋词随燕乐兴而兴,至南宋又随燕乐衰而衰,此后文人填词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意义.我国古典诗词衰颓之后,至"五四"新诗又矫枉过正,割断历史,抛弃了汉语汉字所独有的审美特质,于是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所以有人说20世纪是个"无诗的时代".到20世纪80年代后,当代歌词则紧紧抓住了诗歌的文学性、音乐性、民族性和大众性的审美特质,并善于从古典诗词中采得神韵,从民歌中集得灵气,真正是诗起八百年之衰,但其命运同词诞生时一样备受大众欢迎又倍受学界冷落,因而值此之际,很值得振臂一呼:"真诗在歌中!"     

寻找“美人”神韵——诗歌与音乐关系的审美文化考察

《诗》之后，汉魏乐府多为歌谣，乐府之后诗歌逐渐走向了格律化、案头化，至唐宋词随燕乐兴而兴，至南宋又随燕乐衰而衰，此后文人填词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意义。我国古典诗词衰颓之后，至“五四”新诗又矫枉过正，割断历史，抛弃了汉语汉字所独有的审美特质，于是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所以有人说20世纪是个“无诗的时代”。到20世纪80年代后，当代歌词则紧紧抓住了诗歌的文学性、音乐性、民族性和大众性的审美特质，并善于从古典诗词中采得神韵，从民歌中集得灵气，真正是诗起八百年之衰，但其命运同词诞生时一样备受大众欢迎又倍受学界冷落，因而值此之际，很值得振臂一呼：“真诗在歌中!”     

从沈氏《家传》和《祠堂记》看早期潮侨的文化心态

本文借助广东省潮安县彩塘镇华美村以成公祠内的两块石碑,对清同治、光绪年间新加坡潮侨沈以成父子的事迹进行研究,从中发现海外潮商在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下,怀有极其强烈的乡土宗亲观念,情系家乡父老,热心公益事业,而沈氏父子则为其中一个突出之例。     

刑法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

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最核心的争论在于运用的位阶上。而在逻辑上的争论又不断上升到对罪刑法定原则理解的争论。刑法价值理念的争论。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存在着张力,二者之间的争论似乎永远存在。学者力求寻找二者之间的平衡点．但又因为社会的变化而显得难以把握。法律一方面要在公众的可预测范围内显现出一种刚性的法律结构,另一方面又要在正义与公平的价值观下富于柔性的人性关怀。然而,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争论在刚性与柔性中相互掺杂．但二者的争论目的都是为了得以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     

传承与异质：宋代诗论与词论雅俗观辨析

宋代诗论和词论中的雅俗观之异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就发展趋势而言,偏重于“会通雅俗”与“重构雅俗”之别。二是就内在结构而言,是“文”“质”之异。三是就情感倾向而言,侧重于“褒扬”与“贬抑”之不同。四是就审美理想而言,主要是“枯澹”与“清空”之异。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传承中呈现出不同的特质。辨析宋代诗论与词论雅俗观,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厘清宋代诗论与词论雅俗观中的复杂内涵和其内在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还有助于重构雅词词统。对“永依声”和“声依永”的探讨有利于我们恢复传统的歌诗传统,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     

胡塞尔与实在论—观念论之争

胡塞尔称自己的哲学为“超越论的观念论”,这使得当代实在论者将其视为重要批评对象,他们主张,胡塞尔哲学因为其超越论的立场而错失超越本身。胡塞尔关于实在论—观念论的讨论是借助“内在—超越”概念展开的,他区分了两组内在—超越概念,这两组概念通过与两个意识概念的对应,同构造的两个基本范式联系起来,这样,实在论—观念论之争就落实在这两个基本范式的有效性问题上。正是从这个方向上,胡塞尔有效地辩护了超越论的观念论与自然的实在论的可兼容性,从而证明,他的超越论的观念论并未错失超越本身。     

明末湖州稻作与灾害防治问题——以沈氏《农书》为基础的考察

明末沈氏《农书》乃优秀之作。据该书反映,湖州农民重视水稻生产,积累了灾害防治的丰富技术经验,包括选用良种,冬天藏种,及时垦翻坂田,培育壮秧,深耕稻田,及早清除草害,因时、因地插秧,精心中耕管理,把握烤田要领,合理施肥,保证后期需水,建设圩区水利,灾后补种,分期收割等。如此系统的乡土经验,对稻区社会文明具有重大意义。     

徐渭本色论的内涵及对明后期戏曲创作的影响

本色论是徐渭戏曲理论的核心,本色论的两重涵义分别是主张作品的真实无伪和通俗易懂,有力地冲击了当时文坛追求复古和华而不实的文风。他的两种杂剧作品《四声猿》和《歌代啸》很好地实践了这种理论主张,思想和艺术水准都达到明以来最高水平。在徐渭的戏曲理论和创作的影响下,明晚期文坛掀起一股关于戏曲理论研究的热潮,戏曲创作也进入一个繁荣阶段。     

文化论与结构论的对立与融合

文化论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人文主义,认为文化与社会实践密不可分。它强调人的经验、价值观和能动作用。结构论则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为基础,相信大众文化不是工人阶级的自由话语形式,而是一套强加的、受限制的语义,这种语义最终是由经济权利决定的。文化论和结构论因此成为文化研究中两大对立的分析模式。对此,霍尔将两种思想兼收并蓄,提出既能代表文化,又能代表意识形成的融合性策略。     

一位农学家笔下的灾害实录——明末湖州沈氏与《奇荒纪事》

明末湖州农学家沈氏,身当灾害频仍、社会动乱之世,撰成《奇荒纪事》一文。它详细记录当时的水灾、旱灾和瘟疫灾害实况,论述灾害造成破坏农业生产、引起物价上涨、导致人口损耗、激化阶级矛盾等社会经济影响。该文反映沈氏推行粥赈,厚道助人、缓解灾荒的救灾举措,还表现他反对苛征,耕读节俭、防备灾害的荒政观点。沈氏虽有一定阶级局限,但其文章的科学性、人民性更具价值。     

吴江叶、沈两大家族的联姻与文学创作

明清时期 ,吴江叶、沈两大文学世家连续三代共有四对夫妇通婚 ,他们分别是叶绍袁与沈宜修、叶小纨与沈永祯、叶世与沈宪英、叶舒颖与沈树荣。这种累世联姻将他们各自家族深厚的文化修养、传统教育方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对他们自己及子女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民主义革命论与社会论的关系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仅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式的特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而且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所没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为了更全面、更完整地把握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 ,作者试图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作一个粗浅的比较     

社会建构论视角下的中西医之争

从社会建构的视角出发,指明中医和西医是两种不同文化的产物,各自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标准不同是两个范式,在实践上具有不可通约性。中西医之争,争论的是关于人体疾病的疗效问题,实质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法,因此,很可能会不了了之。但其实质,在社会建构论看来是不同共同体在争夺权力、利益的表现。对二者争论背后隐藏的权力、利益的揭示,不仅为解决中西医之争打开了新的视角,提供了新的思路,而且还要求我们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从而正确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同时,这也为从文化的视角理解并解决当今世界的一些冲突问题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