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食品安全治理问题本质上是社会公益问题,需要社会公众的有序参与。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也是公众的一部分,在食品安全治理中亦要发挥主体作用。社会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需要政府采取行政委托、行政指导、行政契约、行政奖励等方式,以达到食品安全监管良性循环之目的。同时,政府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保障食品安全治理公众参与的有效实现。     

食品安全的社会治理

食品安全问题是社会治理问题。食品安全的社会治理有三个维度：一是生产者、销售者自我道德约束;二是行业自律;三是政府监管。目前食品安全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是过分注重政府监管,忽视行业自律,诚信道德文化缺乏,安全食品生产和消费的机制没有理顺。打造食品安全的长效机制,必须重视诚信文化建设,以＂业必归会＂为原则组建强有力的行业组织并使之发挥行业自律功能,注重发挥农村专业合作社在食品安全中特殊作用,采取措施理顺安全食品生产和消费机制。     

关于当前我国食品安全治理若干问题的思考

食品安全作为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关乎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同时其中也存在重大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在过去几年来,《食品安全法》几经修改并且新的《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正在征集修改意见中,从立法层面来说,食品安全立法日趋严厉并且更加完善。从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现状来看,治理领域在以下方面尚有很大改善空间: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整合问题、食品安全标准治理及立法完善问题、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治理绩效评估问题、街头食品及网络订餐涉及的食品安全治理问题、不安全食品致害侵权的私法救济问题、公民食品安全普及教育问题以及食品安全信息的权威发布,等等。     

福建省治理餐桌污染的启示

保障百姓食品安全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早在2001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并一手推动的“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打响了治理餐桌污染的第一枪。13年来,治理餐桌污染连年成为福建省委、省政府致力打造的为民办实事项目,全省治理工作由点到面逐步推开,治理范围由城市向农村逐渐扩大,治理品种由少到多逐年增加,基本实现了从体制到机制的创新完善、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监管、从治标到治本的持续深入,全省食品安全总体保持良好态势,多年来未发生较大的食品安全事故,为城乡居民的餐桌拉开了一张从种养到加工、流通、消费一条龙监管的“食品安全网”。主要食品安全指标大幅度改善,生猪“瘦肉精”检出率由2001年前的70%下降到目前的零检出;蔬菜农药残留和水产养殖环节的抽检合格率分别由2001年的70%提高到目前的97.4%和99%;食品生产加工环节产品质量抽查合格率97.4%,主要食品的污染得到了有效治理,城乡居民对食品消费的满意度日益提高。可以说,治理餐桌污染政策的提出、机制的形成、体系的完善、实效的取得,是一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成功实践。     

论我国食品安全治理中行业协会自律机制的优化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最终实现离不开行业自律、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而我国食品行业协会在应对食品安全问题时却表现消极,难以满足“社会共治”的要求。基于合法性理论与角色冲突理论可从内外两个观测视角揭示食品行业协会自律机制运行失效的核心问题。即:对“官方认同”的过分追求挤压了协会对“社会认同”的重视程度,“社会认同”难以直接影响协会的行为决策。破局的关键在于借由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的介入来完成外部监督与内部治理机制的同步变革。具体而言,一方面,需要进一步落实食品行业协会的去行政化改革,明确行政权力的权限以及政府对协会的支持义务;以自律规则的供给、执行、监督及追责机制的建设为重点完善协会的内部自律机制;以消费者沟通平台、社会公众举报平台及举报机制、食安事件强制回应制度的建设为抓手,强化食品行业协会自律行为的社会监督机制。通过重塑食品行业自律的外部环境来保障行业自律的规范运行。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提升服务水平,加强行业代表性,优化内部激励等措施,提高食品行业协会的公信力,通过行业自律内部环境的优化来提高食品行业自律的质与效。     

数字化治理下多主体食品安全动态策略分析

在食品安全治理方式向数字化治理转变的背景下,建立随机微分博弈模型,分析无政府补贴的分散式决策、有政府补贴的分散式决策以及集中式决策三种模式下政府部门与食品经营企业的食品安全数字监管策略及收益问题,并结合贝因美公司的典型案例进行数值分析。研究表明：分散式决策下,当政府部门对企业的食品安全数字化监管提供补贴时,可以实现系统的帕累托改善;集中式决策下,政府部门和食品经营企业的系统收益能够实现三种情形中的帕累托最优,并且食品安全水平的期望值最高,波动最显著。     

食品行业产品伤害危机的社会危害与政府治理机制更新

我国政府治理食品行业的成效主要由食品安全法规、监管人员的执业素质和职业道德、公众参与的意愿以及辅助监管执法的技术设备等因素共同决定,各因素协调配合、相辅相成的健康运行形成有效的政府治理机制.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因素丧失其应有功能,就可能助长厂商生产经营不安全食品的行为进而引发伤害危机.产品伤害危机,对企业仅是一场“突发”危机,对社会却是一场“人造”灾难.本文在分析食品行业产品伤害危机的社会危害基础上,明确指出食品行业政府治理机制的缺陷即《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不利于维护消费者权益、执法部门疏于日常监管或监管缺失、监管人员整体执业素质不高、监管技术设备落后以及社会公众检举黑心厂商的主观意愿不高等导致产品伤害事件频发,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更新和健全政府治理机制的制度安排,以减少乃至避免危机的发生,消除其社会危害,保障食品安全.     

基于前景理论的食品企业违规行为分析与治理

在有限理性假设框架下,基于前景理论对食品企业制假造劣等违规风险决策行为选择的心理与过程进行了分析,进一步建立食品企业风险决策模型以分析政府惩罚力度对食品企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食品企业的制假制劣行为取决于心理参考点及对违规风险的主观感知等因素。在对食品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中,惩罚和治理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食品企业对违规造假行为的风险态度,并存在“惩罚困局”,即食品安全惩罚力度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越大越好,当惩罚力度加大到一定程度时,会出现惩罚失灵现象。     

安徽省当前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原因及治理对策探讨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民众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通过对安徽省各主要市县区的考察发现,当前我省在种植业 、养殖业 、食品加工以及餐饮服务等领域的食品安全问题比较严重,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规模小数量多,从业人员法律意识淡薄,食品安全监管人员不足,专业人才缺乏,同时食品安全协同监管和社会共治局面有待改善.因此,为了加强安徽省食品安全问题的治理,就需要促进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规模化发展,加强食品安全监管队伍的建设,要推进各部门协同监管和社会共治的形成.     

网络食品交易的“数字利维坦”风险及其治理

网络食品交易与“数字利维坦”共存于虚拟网络社会中。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和不断扩大的大数据海洋,为网络食品交易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暗藏着侵犯公民权利和反噬政府监管的风险,即网络食品交易的“数字利维坦”风险。在网络食品交易领域,数字信息技术在作为经济行为的控制工具时忽略了价值理性,存在以下问题：公民个人隐私受到侵犯,呈现个体镜像化;食品质量得不到保障,出现柠檬市场化;交易市场垄断当道,平台荒漠化;数字信息技术分配不均,公民与经营者因张力扩大而出现维权受阻;政府监管受数据驱动,个体化政府受到威胁。因此,政府应该完善数据治理的保障体系、明确经营者准入机制、限制网络巨头垄断、构建合作权益保护机制、革新监管治理体系,才能合理规避和治理“数字利维坦”风险,构建一个安全稳固的网络食品交易市场。     

法治视角下政府食品安全信息公开责任研究

随着公共行政的变迁,在国家、社会和市场三元结构当中产生的大量行政关系唤起了行政法发展的脚步.近年来相继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严重威胁社会公共利益,食品交易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乃其根源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将政府统一公开食品安全信息列入调整范畴.由于硬件和软件设施尚未成熟,政府食品安全信息公开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负面效应,效率低下、政府越位、缺位的现象时有发生.2010年11月《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管理办法》的颁布,意在对政府食品安全信息公开行为加以进一步规范,试图在市场交易的自由和公共利益的保障之间达到平衡.这不仅是给处于信息获取弱势地位的公民消费者以合理保护,也是追求实质平等的现代法治的体现.     

基于食物安全层次性的耕地保护：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

确保口粮绝对安全与谷物基本自给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性质,中央政府应将优质、无污染的耕地划入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进行严格控制,划定时提高监督强度,划定后利用激励机制,使永久基本农田的生产力不断提升。在保证口粮绝对安全与谷物基本自给后,粮食安全具有准公共物品性质,在保护与粮食安全相对应的耕地时,可以适当利用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地方政府利用全国统一的市场进行农地发展权转移交易,同时通过经济激励、政治晋升激励与三重监督,实现占用耕地与补充耕地的质量和生态平衡。保障粮食安全后的食物安全是私人物品,市场可以在其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对将质量等级较差的边际耕地转换为其他农用地可以不加限制,转换为建设用地也应以市场配置为基础。     

食品安全、社会系统失灵与公共政策--兼论产业政策、腐败与雾霾治理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社会共治失灵及其交互导致的食品安全治理失灵,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系统失灵现象。针对这种现象,基于食品安全"监管困局"及其形成机制,定义社会系统失灵的概念和内涵,提出社会系统失灵的三个核心问题,即单纯依靠市场或政府治理不能解决社会系统失灵、单纯依靠社会共治不能解决社会系统失灵、单纯依靠正式或非正式治理不能解决社会系统失灵。在社会系统失灵三个核心问题基础上提出的解决社会系统失灵的公共政策方向及策略,包括震慑、惩罚与追溯等正式治理,风险交流、价值重构、重塑行为规则等非正式治理,及二者的动态混合治理,如信息技术与制度安排的混合治理等。对社会系统失灵的分析可以拓展到对产业政策治理、腐败治理和雾霾治理的分析中,提出社会系统失灵的治理与抵消性规则。     

食品安全监管法律责任研究

当前我国食品生产领域潜在的安全风险十分巨大,食品安全监管也成为政府关注的头等大事.从国际经验来看,食品安全保障的核心是政府监管职能的实现.为此,不仅要克服我国传统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弊端,而且要落实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责任机制.这就要坚持食品监管公共利益原则,合理安排现代风险社会条件下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责任分配.同时,也必须考虑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监管的局限性,避免对行政监管的过度依赖,早日实现从单一行政监管体制向复合的市场化监管体制的转变,实现市民社会食品安全法治,使食品安全保障机制之上永悬利剑.     

我国食品安全多元法律规制的路径选择及其实现

伴随科学技术和全球化的发展,日益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促使食品安全问题演变为一个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保障 食品安全供给是维护人民群众健康福利,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我国应该在借鉴域外食品安全 规制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创新由政府主导,市场、第三方组织和消费者平等参与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进而通 过多元治理实现政府监管有利、制度措施到位的食品安全治理格局。     

国家治理体系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关系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关系到政府与市场之间功能与地位的调整与理顺,因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背后体现的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取向,那么在理论逻辑上是要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政府治理、第三方治理和多中心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石。目前,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还存在着范围不清、关系不顺、法律不健全的制度现实,因而必须构建科学规范的现代化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和配套制度体系,以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现代化。     

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对象,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治理的公众参与存在地区差异,即珠三角地区公众参与、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政府监管的满意度低于港澳地区。随后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揭示了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共治的影响因素和机制,结果显示食品安全治理中政府监管满意度对公众参与有显著影响,其作用机制是通过正向影响主观规范、参与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对公众参与产生正向影响。食品受害经历对风险感知和参与态度有正向影响,进而促进食品安全治理的公众参与,即有食品受害经历的个体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意愿更高。研究结论对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跨界合作与社会共治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回归自主与放权社会：中国农村养老治理实践

当下中国农村养老已逐渐形成了由政府、个人和家庭、社会、市场等多元力量共同参与治理的格局,但养老供给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尚未达成,面临着治理的双层运作、治理的分块运行以及养老秩序的陷落等结构性困境,并由此带来了供需脱节、养老极化以及社会离散等风险。对此,各地在养老治理中不断探索出“政府+村社”、“政府+乡村精英+家庭”、“政府+市场”、“合作社+家庭”等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养老模式,社会、家庭以及个人在养老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但仍需政府合理放权、加强社会动员和增加农民自主选择的空间。     

中外互联网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

由于互联网发展水平及国家治理理念等方面的差异,当今世界各国的互联网治理模式也各有不同。尽管如此,在时间维度上,不同国家互联网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复合和统分协和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从非政府化的治理转向政府管控,再向多主体协同的治理模式转变;同时,不同时期各国采用的政策工具又有所不同,特别是在政府主导的互联网治理阶段,形成了以中国为代表的行政管理导向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导向两种主要的实践路径。     

中国公共卫生治理:逻辑演进与维度建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经历了政府计划、市场机制和社会治理模式的艰难探索过程,终于走上了公共卫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道路。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现代化治理变革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现实检验,充分彰显了“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但也同时暴露出市场机制在公共卫生领域的缺位错位问题。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同框出镜、互补嵌入和重构个体化社会的公共卫生治理,是开创“中国之治”新境界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