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元素对消费者参与行为影响的研究述评与展望

游戏元素作为新型的营销工具,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企业用于营销实践,旨在提高消费者参与。鉴于此,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回顾,将游戏元素划分为游戏设计对象、游戏设计机制和游戏设计原则这三类,并从工具结果和体验结果上界定了游戏元素与游戏、游戏化以及游戏化营销等概念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背后理论基础的探讨,发现这三类游戏元素会影响消费者的认知、情感和内部动机,进而增强消费者的参与行为,并且产品类型和消费者特征都会调节游戏元素与消费者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最后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大型角色扮演类网络游戏的传播要素及传播关系分析

大型角色扮演类网络游戏作为一个可以感知、可经验、可体验、客观存在的计算机互动娱乐软件,已经成为了一种有着重大社会影响的新媒介文化形式,对其传播机制或文化生成机制的分析是了解当下文化生成的一个重要途经。通过对网络游戏的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众、把关人五个传播要素的分析,建构了网络游戏的传播关系模型;而可知传播者与游戏者之间的大众传播及组织传播、游戏者与游戏者之间的组织传播及人际传播、游戏者与类我符号之间的内向传播三个层面五个方面共同构成了网络游戏的传播关系。其传播关系既具有一般传播关系的共性,又具有基于网络游戏媒介特性所形成的特性。     

角色扮演类网络游戏中的隐含控制分析

采用传播学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针对角色扮演类网络游戏对游戏者传播互动行为控制无力的现象进行分析,其目的在于寻找一种有效的途径以增强该类网络游戏的可控性.并引入组织控制中的隐含控制理论,研究结果认为,这类游戏属于协商式的组织系统,其对组织成员的控制更多的是一种隐含控制.这种隐含控制,将成为游戏控制游戏者传播行为的主要途径.     

不同角色类型的家长在亲子游戏中参与的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有关学前儿童的家长进行了关于亲子游戏方面的调查。旨在通过调查与分析，引起家长对亲子游戏的重视，同时对科学参与亲子游戏有相关的了解和借鉴。调查结果如下所示：1）家长参与亲子游戏的角色可以分为参与者（指挥者和玩伴）和旁观者（无关者，安全监督者和观察者）。2）不同角色类型的家长对于亲子游戏的定义和功能有正确的认识，但不能认清游戏与学习之间的关系，并且作为旁观者的家长认识与行为不统一。3）在行为表现上作为参与者的家长的实践程度高于作为旁观者的家长，但比较被动。     

全面认知儿童游戏的“虚构性”特征

学术界目前尚未对儿童游戏概念的界定完全达成一致认识，仅对其自主性、愉悦性、社会性、非功利性等特征取得较为一致看法。目前关于儿童游戏的虚构性特征认识在理论与实践上存在着脱节现象。根据儿童游戏行为与其所处真实情景相符合程度，儿童游戏可以在“虚构”与“真实”之间确定合适位置。可以将广义的儿童游戏定义为真实生活之外的行为，将狭义游戏定义为虚构性程度不同的行为，以有利于教育实践中充分实现不同游戏活动对儿童发展的作用。     

郊县学前儿童假装游戏发展及相关因素分析

采用观察法与测验法对72名郊县学前儿童的假装游戏行为特点及其与相关因素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随年龄增长,儿童独自的假装游戏行为减少,而与同伴一起的假装游戏行为增多;假装游戏行为存在显著性别差异;控制年龄后,儿童的语言能力与其假装游戏行为水平无显著相关;父母在儿童假装游戏行为发展过程中有重要影响作用。结论:郊县学前儿童假装游戏行为的发展变化明显,其家庭生活特征的潜在影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十四孝》之八 拾葚异器

原文:汉蔡顺,少孤,事母至孝。遭王莽乱,岁荒不给,拾桑葚,以异器盛之。赤眉贼见而问之。顺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贼悯其孝,以白米二斗牛蹄一只与之。     

维特根斯坦论持续的命名活动

为弄清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哲学史地位,通过对语言游戏的思辨,发现在持续的命名活动中,语言游戏找到一个“基础”,又找到摆脱这样一种“基础”的方法,这可以视作隐藏在语言游戏中的“反基础主义”作法。分析结果表明,在这样的语言游戏中,应注意区别三种关系,即整体的语言真理性的传递与由各种语词组成的整体存在之间的关系、我们对语词用法的观看与这种观看对我们行为的影响之间的关系、我们对名称的一次使用与持续使用之间的关系。     

关于环境法实施效率的经济学分析

环境法是现代国家保障公共环境利益的制度形式之一。受个体行为、政府行为以及违法人者与执法机构之间的不合作博弈等因素影响,环境法规实施的效果往往并不理想。通过讨论破坏行为数量与执法者发现违法行为的概率、惩罚强度以及其它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分析了环境法规实施过程的内在机理,并据此提出了提高环境法规实施效率的建议。     

电子游戏与社会行为：从GAM到GLM

一般攻击模型（GAM）侧重考察暴力性电子游戏对个体的攻击性情感、生理唤醒水平和攻击行为的影响,而一般学习模型（GLM）侧重探讨非暴力性电子游戏对个体成长的正面影响。两者的基本思想是：长期接触某种类型的电子游戏会导致个体人格特质的改变,并调节其在特定社会情境中的认知过程和行为反应。有关电子游戏对社会行为影响的研究,如游戏者对现实暴力脱敏的内部机制、亲社会性电子游戏对游戏者行为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等,有待全面探讨、不断深化。     

宋朝以赃致罪法略述

宋朝的计赃论罪法 ,具有明显的因袭唐律的特征 ,但因唐宋社会的变迁 ,宋代的计赃论罪法亦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其变化趋向主要表现在对“强盗”、“窃盗”赃罪惩罚的趋于加重 ,对官吏贪赃罪处罚的由重趋轻 ,约“六赃”坐罪范围的扩大 ,征赃法、计赃法、平赃法的日趋完善。宋朝计赃论罪法的这些变化 ,亦展现出宋朝法律变化的时代特征。     

左翼知识者的底层叙述——兼论夏衍的报告文学话语

作为真实性与立场性兼具的现代报告文学,不同于虚构性文本的小说与影剧,它所提供的是一种关于底层经验的真实想象方式。以夏衍为代表的左翼知识者,因克服代言底层民众的诸多障碍,拥有了代言民众的合法性地位,并且将底层经验推向思想文化的公共空间。夏衍等左翼同仁在"左联"的观念形态框架中"真实"书写底层经验,其文本体现着各种不同的话语力量所进行的剧烈碰撞与利益博弈。     

叙事图像与图像叙事--网络游戏中的语-图符号之关系研究

网络游戏的表意问题一直没有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基于此,本文探讨了图像时代网络游戏中两种表意符号（语言与图像）的张力关系,揭示了它区别于文学和影视艺术的特征。通过相关实例,文章还重点对网络游戏中的这两种表意符号在意指过程中的三种关系加以论证,试图以此阐释图像时代文学活动所面对的新的理论问题。     

许霆案之法学反思

“许霆案”是一个由民事行为转化为犯罪行为的典型案件,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比之于法院判决“盗窃罪”的定性,其定性为“侵占罪”更为合适。“许霆案”的启示是,刑法既不能冤枉一个无辜者,也不能放纵一个犯罪人;而且,应罪刑相适,罪轻则刑轻,罪重则刑重。这是现代社会刑法理念下普通公民、立法者、司法者应该追求的法律公正。     

开平碉楼景观的类型、价值及其遗产管理模式

广东开平碉楼景观是侨乡民众为了抵御当时猖獗的匪盗而修建的一种堡垒式建筑,是一种典型的中西结合且以西式风格为外部特征的文化景观。开平碉楼在平面上往往以楼群为主要建筑形式,在立面上则形成具有起伏的天际线。开平碉楼是开平华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创造的特殊文化景观,是国际文化传播过程中典型的“文化反渗”现象,具有重要的遗产价值。广东省及开平市所倡导的“政府托管制”和“居民直接管理”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是对遗产保护与管理模式的重要创新。     

东亚区域合作机制:促进中日合作的机制设计

中日之间存在着难以化解的历史问题、现实矛盾与冲突以及未来合作的隐患。这些障碍使两国关系陷入了类似“囚徒困境”博弈的难题。然而,中日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为双方突破“囚徒困境”奠定了坚实基础。中日实现和解的途径必须是在一定制度模式下进行无限次重复博弈。在多次博弈中,为了获取长期而更大的利益,双方有可能放弃眼前利益而采取合作策略。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的构建,为中日进行无限次博弈提供了现实支持。两国在区域合作中有可能逐渐增强共识和理解,走出“囚徒困境”。     

大学生网络游戏成瘾的危害性分析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游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网络游戏玩家群体,是我国网络游戏玩家的"主力军",网络游戏成瘾的问题在大学生中表现得十分突出。由于过度沉迷于网络游戏而导致其身体、心理以及家庭问题相继出现,并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问题。     

基于幼儿动作发展的音乐游戏创编路径探究

本文将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先进教育理念、独特教学方式引入儿童自娱性舞蹈音乐游戏创编中,并与3—6岁幼儿动作发展目标有机结合,让幼儿各年龄段动作发展与音乐游戏交融,使音乐游戏的创编理论统整化、选材生活化、游戏活动化;运用多学科互相渗透的方法,本着音乐教育的核心“原本性”,以儿童动作发展“非线性”为依据,有目的、有计划地围绕音乐游戏“好玩”这一核心,从目标、过程、方法、游戏评价这四个方面进行音乐游戏创编设计,以期为幼儿音乐游戏的创编提供一种新思路、新模式。     

狂欢节民间游戏的变异——《巴黎圣母院》与文学狂欢化再探

狂欢节具有极其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内涵，但它们都相当程度地融于游戏之中，演变为文学语言。《巴黎圣母院》描写的中心情节，甚至包括相当多的次要情节几乎都与狂欢节诸多民间游戏融为一体．并且以诸多游戏特别广场游戏构成其强烈的动态性，又以密室游戏演变为静态性，但无论游戏本身或游戏主体均已发生变异而具有了深刻的思想内涵。     

网游青少年媒介形象的偏差及其重塑

当前,大众媒介对网游青少年形象呈现刻板化,将其形塑为“施暴者”与“受害者”,已然影响了公众对网游青少年的认知和网游青少年的自我认知,影响了网络游戏产业的健康发展。在净化网游青少年游戏环境和生存环境的同时,有必要重塑网游青少年的媒介形象。在这一过程中,大众媒介自觉遵从“保引并重”的报道原则、坚持“责任首位”的媒介旨趣和优化“从严把关”的媒介机制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