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互文性

互文性是后现代文论中文本本体研究中的重要概念 ,从互文性角度来审视 ,任何文本的构成都和其它文本有着层次不一、程度不等的相互关联 ,对历史小说创作来说 ,小说文本和历史记述文本更是有着内在联系 ,使历史小说创作既能够营造出历史氛围 ,又能使其叙述摆脱知识承传和传播的叙述限定 ,使历史人物从叙述中产生生命力。《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叙述中 ,以引用、暗示、合并、改写等多种方式成功地借用了《三国志》和裴注及其它小说文本的多种记述素材 ,使小说文本呈现出综合性形态 ,既体现出历史叙事的底色 ,更呈现出文学叙事的情韵。具体可从人物描绘、情节扩展和作品嵌入三个方面对小说的互文性特征进行初步考察与探索 ,从新的理论视角考察小说的文本构成形态     

郁达夫《迟桂花》给予《边城》的启迪

沈从文早期小说受到郁达夫自叙传小说的影响。《边城》的产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不是突兀的现象,同样得到《迟桂花》的深刻启迪,沈从文始终关注着郁达夫的创作,并抱着不变的钦服之情。郁达夫和沈从文小说创作的艺术嬗变,也具有着某种相似的面貌。另外,《边城》人物的塑造,也有废名小说《竹林的故事》的影响。但是,《边城》依然是一部超拔之作。     

从历史走向文学——论《吴越春秋》的人物艺术

人物艺术是小说叙事艺术的中心及其作品的重要价值所在。《吴越春秋》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文言长篇历史小说,在形象系列的创造、性格刻划和人物描写等方面,都做了有益的探索,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诚然,《吴越春秋》的人物艺术较多地继承了《史记》写人艺术的成     

论葛洪《神仙传》的叙事艺术及启悟文学意义

本文旨在分析葛洪《神仙传》的叙事特色。本文认为道教特殊的生死观念,使《神仙传》中的人物结局具有浓郁的神秘色彩;《神仙传》中神异仙术的描写带有市井化、平民化,甚至庸常化的特色,作者有意淡化客观历史背景,突出仙术的荒诞离奇,使其文学色彩更为强烈;葛洪运用“局限性叙事视角”,采取对比反衬等手法,以大量的“历炼”情节来结构全文,大大提高了文本创作的文学艺术性,并使《神仙传》具有启悟文学的意义;《神仙传》对《后汉书.方术传》的撰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论《三国演义》中的音乐描写及其功能

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三国演义》的作者结合自己对音乐的擅长,在战争叙事中穿插上大量有关音乐的情节。在整部小说中,这些富有诗韵的音乐叙述片段具有预叙故事、引出人物、推进情节、舒气杀势等叙事功能。它在衔接故事、凝聚结构的同时,给人以刚柔相济、张弛相间之美感。     

论《边城》对民俗的叙事建构

沈从文小说<边城>对民俗进行了多种叙事建构,作者从个体的区域文化意识和小说审美的叙事意识出发,在话语层面对民俗进行了一种主动的叙事建构.通过民俗叙事的场景化、情节化和意象化三种方式,在面、线、点三个方面建构了小说的民俗叙事,体现出作家较强的主体性和自觉性.     

历史叙事与历史意识——电视连续剧《屈原》谫议

历史意识对历史叙事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正是由于历史意识的匮乏而使得当下不少的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走向了误区。长篇电视连续剧《屈原》的审美追求负载着强烈的历史意识,这既表现在电视剧的主题内涵与人们的生命状态、生命体验的高等契合,也反映在历史叙事的艺术形式追求和当代审美理想的一致性上。文本的话语精神彰显出了当代的价值判断、历史思维和审美意识,为历史剧创作留下了诸多的艺术启示。     

论《阿Q正传·序章》的边缘性因子对文本的悬置意义

《阿Q正传》第一章“序”与主体在文本结构和叙事风格上,存在着明显的不统一现象,而作者没有对此加以修订,说明“序”章有着它存在的特殊理由和价值。本文运用当代叙事理论,对这“特殊理由和价值”予以分析和论证。     

后现代主义视阀下的《百年孤独》阐微

马尔克斯创作的小说主要反映拉丁美洲的社会文化生态。作为在后结构主义思潮中诞生的小说,《百年孤独》与解构主义理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互文关系,在小说"文本"、"叙事"与"语言"的维度下,叙说小说文本对解构主义理论的先验诠释,以及那些蕴藏在文本中的隐喻修辞所具有的丰富意义,同时剖析作者在解构主义语言观下构建起来的叙事迷宫。由于《百年孤独》文本的终极意义"无法言说",对这部小说进行解构主义研究可以从叙事话语的视角着手,来深入理解作者如何在叙事的迷宫中被彻底消解,最后深陷在语言的藩篱之中。     

《春秋》笔削见义与传统叙事学——兼论《三国志》《三国志注》之笔削书法

笔削原指史料的删存去取,乃历史编纂学之必要步骤。笔与削彼此互发其蕴,互显其义。笔而书之,排比史事可显意,连属辞文亦能见义。《春秋》笔削书法,一变为属辞比事之《春秋》教,再变为详略、异同、重轻、忽谨、先后、因变之史法,三变为曲直、显晦、有无、虚实、忌讳、回护之义法。或笔或削,大抵出于作者之独断与别裁,为一家之言所由生,藉此探索文心、史识、史观、历史哲学,可谓顺理成章。方苞会通经史古文,提倡义法,强调法以义起,法随义变,为中国传统叙事学着重笔削见义、比事属辞之"法"提供了学理依据。《春秋》《左传》等史籍"言有物"之义,大多推见以至隐,往往藉由"言有序"之"法"以表述。古典小说与戏剧叙事渊源于史传,笔削书法,自可作为解读《三国志》《三国志注》《三国志演义》等史传、小说、戏剧叙事之津梁与法门。     

对鲁迅所谓《三国演义》“缺点”的不同看法

鲁迅谓《三国演义》有三条"缺点",所论有失公允,甚至贬低了《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三国演义》叙事"七实三虚"已为后世历史演义小说创作所普遍接受,王渔洋"被它闹昏了"不是《三国演义》的失误。《三国演义》中"好的人"也有"坏处","不好的人"也有"好处",并未"出乎情理之外"。《三国演义》"作者所表现的和作者所想象的"是否不一致,无法说清楚,"文章和主意"完全"符合"是不存在的,成功的作品皆"形象大于思想",曹操的"豪爽多智"和诸葛亮的"狡猾",恰好说明人物性格的复杂多维,这是小说艺术的成功。     

论"后战国时代"

从秦朝到汉初,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阶段,即"后战国时代"。特点有三:(一)分封观念在社会上的普遍存在;(二)诸侯集团作为政治体制的现实存在以及对汉初政局的强大影响;(三)思想学术在官方制度架构中的多元共存。作为一种历史的"过渡形态",其内在特性应该成为我们对后战国时代进行界定和阐释的理论依据。     

秦汉时期刺客叙事的变迁——由《史记·刺客列传》到“汉武梁祠画像”中的“要离刺庆忌”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收录了五位历史人物,而出现于东汉桓灵间武梁祠画像石上的属于"刺客群组"的则有六位,与前者相比,后者所多出的为刺客要离。由《战国策》、《吕氏春秋》至《史记》、《说苑》、《汉书》,再至武梁祠画像石"要离叙事"的变化,可见"要离"未进入《史记.刺客列传》,是司马迁经过考虑而选人入传的结果。在司马迁身后,汉人对其所书写型构的"刺客世界"并未终止,刘向《说苑》中出现了将此五位刺客义士打散后重编的思维与叙事新编。在从《史记》文本叙事到武梁祠画壁画像叙事之间,"要离"重新被型塑并经历了由"刺客之外"到"刺客之内"的角色转变历程。     

主体性的虚构诗意性的真实——论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

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颠覆历史权威,强调"对话"品格,将话语权力作为支点,寻求主体叙述,即通过文学虚构得以完成的历史文本的新的"历史诗学".其历史观的颠覆性即体现在主体间入中的虚构性和诗意中追求真实性的特征.传统意义上的客观叙述,历史真实观被新历史主义彻底地否决.取而代之的是"审美与真实之间功能性区别的消解"和"带有诗人看世界的想象虚构性".在后现代的语境中,这一历史观对文化生态的多元共生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意义,但其个性的恣意展现也使它失却了历史的严肃性,在消解历史权威的同时也使自身陷入了困境.     

论汉儒说《诗》的接受策略

汉代儒家对《诗三百》的接受纯粹是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这种文学接受的“异化”现象所以出现,从具体的历史语境来看,是由于汉儒普遍遵循一种先在的接受策略——这就是政治教化的接受取向,“美”、“刺”的理解模式和“比”、“兴”的释义方法。对汉儒说《诗》的接受策略进行透视,有助于从技术的层面上把握汉儒造成文学接受全面异化的具体步骤和途径。     

寻根文学:文革思维的超越与残留 --《棋王》《爸爸爸》的叙事学分析

寻报文学并没有完成其所希望的为民族文化寻根的历史使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寻根的作家们在思维方武和叙事范式上还局限于文革时期的话语霸权和思维惯性。参照叙事学理论对寻根文学话语霸权进行阐释有助于对新时期文学中的文革思维的反思与超越。     

论《越绝书》的文化整合意识

《越绝书》作为越地越人的精神文化遗产,它以宝贵的文本载体形式,记录了大转折时代——春秋之于越的历史。对于《越绝书》,从作者、版本、内容等,前贤近哲多有研究,成绩斐然。笔者关注的是《越绝书》所透露出的文化整合意识。认为,作为一部最早的地方区域史著,《越绝书》既有彰显越国文化精神的一面,也有吸收、认同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原主流文化的一面,其间透射着以主流文化价值观整合越地思想文化的认识与努力。     

论楚辞对汉诗的影响

汉诗大抵包括楚歌、乐府、文人五言诗。楚歌在艺术形式上与楚辞实无区别;乐府中的部分作品变化楚辞而创为三言体;文人五言诗“风神或近楚《骚》”。艺术情调上,楚歌本身就具有哀怨悲凉的情调,而屈、宋又把这种悲凉之音加之以更为深沉的内涵,形成“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汉代下层文人的人生悲剧命运,促使他们在创作中自觉认同楚辞的创作倾向。从而使这种情调在汉代的楚歌、乐府与文人五言诗中再度复现。     

论荀悦的历史哲学思想

荀悦的历史哲学思想是复杂的。他以正统思想审视历史,通过总结西汉的兴衰成败,美化其统治,神化其地位,为东汉王朝提供历史借鉴;他以变易思想考察历史,认为社会是发展变化的,各种制度应适应时代与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强调分析事物应注意其相对性,对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他既受天人感应思想的深刻影响,又试图从人事来考察灾异大量出现的原因,指出民为治国的根本所在,从而将天人感应思想与民本思想结合起来;他以儒家思想作为评价人物与评判史事的标准,反映出东汉学者师圣体经的经学思维方式。荀悦的历史哲学思想值得认真研究与总结。     

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汉代章句学

在汉代,章句学兼具政治和学术双重属性。作为政治活动,章句学的出现与儒术的兴起相伴,并得到了汉朝政府的大力支持,章句学的主体内容是儒家经典,主要作者是经师和博士;作为学术活动,章句学既包含文字训诂,也包括义理阐释,并由义理阐释而滋生出强烈的学术派性。汉代章句在风格上也几经变迁。在繁盛期,章句的义理诠释部分十分臃肿;到了后期,章句逐渐复归于简约的风格。章句风格的转变与今文经学向古文经学的转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