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以江户时代为中心

儒学产生于中国先秦时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学传入日本大约在距今1500年前。儒学传入日本之后,与日本传统文化如神道、佛教以及武士道等相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儒学。江户时代是日本儒学发展的高峰期。德川家康统一日本之后,幕府大力提倡儒学,从而形成了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古义学派等各种不同的派别。儒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对日本的政治、思想、教育、风俗习惯以及思维方式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同时加速了日本的文明进程。     

东亚儒学之基本问题

东亚各国的儒学研究倾向于围绕本国所受影响范围进行展开。可是,单单以各国儒学为基轴而扩展的研究是不充分的,还需要从一开始就跟进把握东亚儒学的整体状况。因此有必要存在两种儒学史。一种是以各国为基轴的儒学史,另一种则是一开始便着眼于东亚全体来书写的儒学史。各地的儒学深受中国的影响,即从中国单向地传往各地,而非相互交流影响。各地的儒学之所以独立性强,是受到了各地域国家意识较强的影响。而儒学的“天下”本来是指世界整体,并非某一个国家。在日本有言论称日本为“天下”,把日本看作一个世界,即各个国家是一个个不同的世界,而这多个世界又包含在以中国为中轴的大世界当中。在这里各个国家处于“生态隔离”状态。儒学使用的概念能够包含多样的内容,各国才能利用它的特性来构筑本国特有的思想。日本特有的思想感受性能够获得表达方式,是以中国儒学为基础才得以实现的。值得重视的是,在东亚地区,儒学是基础素养,儒学形成了文化知识的共同基础。现在我们应该做的是：首先,通过系统理论地说明东亚儒学的历史存在意义,使之与西欧思想相对化;其次,要系统理论地说明儒学在多样社会中具有明确的存在意义。     

试论日本江户时期儒学在民间的普及

日本的江户时期（公元1613～1867年）适逢儒学盛极一时,在幕府的大力扶持下,儒学思想在日本不仅上升为官学,更迅速渗透到日本普通民众中间,深深地影响着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作者试通过考察儒学在日本民间的传播和普及来剖析儒学如何被日本普通民众所接受,并在日本社会深深扎根下来。     

吸收与改造:儒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

本文阐述了儒学传入日本后所经历的不同发展时期 ,在此基础上 ,着重分析了经改造后的日本儒学的特点 :注重事实、现象和实证的认识论研究 ;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和多元的包容性     

儒学复兴路径与发展困境探析

传统儒学有三个层面,即政治制度层面（政治儒学）、生活层面（生活儒学或民间儒学）、精神信仰层面（信仰儒学）。政治儒学的社会基础已经丧失,信仰儒学的建构难以实行,复兴儒学最好的方法就是从生活儒学入手,发挥儒学在民间生活层面的作用。从文化的延续性、儒学的超越性、实践性、包容性等方面分析考察,儒学存在复兴的契机。然而在基础改变、传续断层、多元冲击的情况下,在精英化与大众化、知识化与信仰化的两难中,儒学的发展还是面临外部和自身的诸多困境。儒学复兴,前途光明,任重道远。     

面向生活本身——“儒学生活向度”的另类阐释

就近期学者广泛探讨的儒学的定位、儒学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文章追溯儒学的思想历程和历史定位,认为探讨＂何谓儒学＂,必须回到儒学之生活向度本身。儒学还原到本质就是生活。儒学的生活向度是儒家思想发生方式的哲学根源。     

藤原惺窝和江户儒学

日本儒学发展到江户时代,迎来了它的全盛,儒学各派相继诞生并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在德川幕府的推崇下,朱子学被推为官学,成为了官方意识形态,给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最终使儒学走上了日本化并且给日本以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朱子学本身强调的纲常伦理观念大义名分思想忠孝仁义等主张符合封建的幕府巩固自己的统治需要以及佛教自身的弱点所致;另一方面也和藤原惺窝及其门徒等人对日本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很大的关系。     

东亚儒学研究的三个新方向

"东亚儒学"既是一个空间概念,也是一个时间概念.作为空间概念的"东亚儒学",指儒学思想及其价值理念在东亚地区的发展及其内涵.这个意义下的"东亚儒学",因为视野较"宋明理学"、"德川儒学"或"朝鲜儒学"更为广阔,所以从"东亚"视野所看到的儒学的问题,与仅从中国、日本或韩国单一地区所看到的儒学内部的问题大不相同.作为时间概念的"东亚儒学",在东亚各国儒者的思想互动之中应时而变、与时俱进,而不是一个抽离于各国儒学传统之上的一套僵硬不变的意识形态."东亚儒学"领域未来可以深入探索的新方向有三:第一,"东亚<论语>学与<孟子>学"研究,第二,"东亚遗民儒学"研究,第三,"东亚身心关系论"研究.只有将儒学研究放在东亚脉络之中,才能弘扬中华文化在21世纪奎球化时代的新意义.     

试论儒学与日本的现代化

儒学传入日本之后,形成了不同派别,并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近代以前,儒学为日本迎接西方现代化的挑战,接受西方科学文化,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做了铺垫;进入近代以来,儒学以其特有的价值取向,在日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试论美国的儒家学派

儒学已经走向世界,其重要标志是在美国形成了两个儒家学派:波士顿儒学和夏威夷儒学。波士顿儒学以对话为主要特点,夏威夷儒学以诠释为主要特点。两派在思想主张上虽有不同,但在把儒学推向世界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因此对儒学参与世界化进程有较大的启示作用。     

儒学复兴与大陆新儒学

制度化儒学的解体与现代新儒学的困境,促进了大陆新儒学的兴起,推动了儒学复兴思潮的出现。鉴于现代新儒家存在理论偏误,蒋庆提出政治儒学的理论构想,主张儒学的再度政治化,进而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受到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启迪,黄玉顺倡导生活儒学的体系构架,尝试回归生活本源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通过对传统儒学进行正本清源的疏解,李承贵认为人文儒学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应将其确立为儒学的本体形态。反思当前儒学的复兴,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明确儒学的现代价值,二是厘清儒学复兴的可能面向。     

大陆儒学日本中世沉落端委考

大陆儒学在日本中世时期成为贵族阶级的消闲文化与风雅附庸。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律令制国家建设告停,使得儒学在日本政治功利作用不再。另一方面,由于用意于宣扬日本国威的《日本书纪》未能在海外一炮打响,从而削弱了日本贵族阶级曾以儒学为邦家经纬的信心与信念,致使大陆儒学在日本长期冷落,直到江户时期才又风生水起。     

简论儒学在朝鲜和日本的传播、发展及影响

中国儒学,源远流长,早在秦末汉初就传入朝鲜(韩国),随后又在日本等东亚国家广泛传播,形成了其各具民族特色的儒学,先后演变成为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占据传统文化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成为东亚的主流思想之一.人们习惯上把中国、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称之为"儒教文化圈".随着亚洲国家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儒学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考察和探讨儒学在东亚的传播及影响,深入了解东亚国家儒学的发展及其特点,对于科学认知和评价儒学在东亚历史上、特别是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以及21世纪儒学的发展都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论当代新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

当代新儒学在弘扬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未能开出新外王。当代新儒学要开出新外王就必须走出心性儒学,在儒学的大传统中寻找另外一条发展路向,这就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是儒学传统中的经学——春秋公羊学,其特征就是解决政治问题,是儒学传统中的外王之学。本文力图证明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不仅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新儒学在理路上应有的发展。当代新儒学只有走向政治儒学,才能开出新外王,克服儒学在当代遇到的最大危机与挑战。     

近代日本的"平民主义"思想与儒学——以德富苏峰为中心

近代日本的平民主义思想是明治二十年产生的,思想家德富苏峰是首倡者,并赋予其以完备的思想体系。该体系所包括的经济发展、社会道德、国民教育及生活、政治结构等内容,深受儒学的影响。从平民主义与儒学的内在关联看,儒学成为嫁接西方先进思想的桥梁,为日本营造了一个赶超西方的文化氛围,在近代日本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白鹿洞书院揭示》与江户儒学

日本的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 年)是一个儒学日本化的全盛时期,也是一个教育勃兴的时期。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通过多种途径传到了日本。藤树书院是日本最早的书院,其学规几乎全盘照录揭示。以山崎斋著《白鹿洞书院揭示集注》及《白鹿洞书院集注序》为契机,儒学者开启研究和传播《白鹿洞书院揭示》的潮流,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考察当时的儒学者们如何理解与接受这篇学规,不仅有助于了解它给江户时代学校教育带来的深刻影响,同时也给研究同时期日本接受与发展朱子学等儒家思想提供了依据。     

偏离与歧出:康有为新儒学的路径

康有为与儒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康有为打造的新儒学否定传统儒学传承中的原有道统,建立起儒学的新道统;引入西方进化论来论证其公羊三世说,将儒学打造成孔教。康有为将儒家思想解读成帝王之学,将《春秋(公羊)》抬高成儒家思想中最核心的经典,将教化的儒学打造成宗教儒学。康有为新儒学已经偏离了传统儒学,他打造的新儒学是传统儒学的歧出。     

近现代日本韩国的文化转型与儒学遭遇 --以东西文化互动为背景看东亚模式

儒学在日本近代经历了明治初期启蒙思想的批判、西化浪潮的冲击,以及中期执政者关于文教方针和治国方略的选择,最后被确立为日本国民道德的基础并被保存下来,表现了对社会政治的极大适应性.它与天皇绝对主义政权结合的结果,导致了日本在二战中的悲剧.二战后,儒学传统也中断了,但这种中断只是中断了它与带有封建专制特色的天皇制绝对主义政策的联系.战后东亚的奇迹,日本的儒家文化背景又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衔接方式上,韩国与日本的不同在于韩国儒学在一定时期是在政府扶植保护之下,作为官方的、与佛教相抗衡的正统意识形态被引进的.韩国儒学在经历历史性的中断后,能否获得劫后新生,在于如何重新开发和利用.     

民间儒学的新开展

民间儒学是儒学灵根再植、重返社会人间的文化思想形态,民间儒学,也可以理解为在民间、在日常生活世界里的儒学,或民间办儒学,即民间组织推动的儒学.现代儒学既包括乡村儒学的重振,又包括城市儒学的建设,即是使中国文化的基本做人做事之正道,即儒家仁义之道,透过广大城乡的家庭、学校、社区、企业、机关等现代公民社会的组织形式,通过冠婚丧祭之家礼等宗教性的仪式,在每个国民的心中扎根.民间儒学是多样的,它与各宗教的活动,包括外来宗教的传教活动形成健康的互动,保持文化的主体性与生态平衡.儒家学者要眼中有民,努力到民间去,弘扬儒学,把会议儒学、书本儒学转化为民间儒学、生命儒学.     

儒学的日本化进程及其特质分析

儒学的日本化进程大致经历了初步传入、发展嫁接以及全盛内化三个历史阶段。传入时期的儒学未能渗透地方,对日本固有道德观念的影响较小;发展时期的儒学大量嫁接中国儒学中皇权至上、以德治国、以礼为本等思想理念,但同时也保持着理性的取舍态度;全盛时期的儒学进一步调整中国儒学的主要德目,表现出＂重融合、重忠诚、重实践、重实用、重感情＂的重要特质,并在此影响下形成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国民气质与价值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