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见义勇为的立法思考

见义勇为作为一种法律行为 ,其行为人应具有非义务性、正义性、直接面临本人遭受重大损害的危险和实施了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或抢险救灾的行为的法律特征。当前 ,对见义勇为的社会控制应在充分发挥道德作用的基础上 ,强化对见义勇为的法律控制。在坚持对见义勇为人员保护为先、保护见义勇为的责任应由国家和社会承担、正确处理见义勇为不当造成侵权 (或者防卫过当 )、区分特定主体的见义勇为和见义不为的原则基础上 ,从立法理由、立法形式、框架设计方面加强对见义勇为的立法构想     

对见义勇为道德评价的不足及其法律完善

对见义勇为仅作道德评价是不够的 ,应强化对见义勇为的法律评价。然而 ,尽管我国目前的法律对见义勇为作出了积极、肯定的评价 ,但仍存在着不足 ,所以 ,应完善立法 ,提高对见义勇为的物质性控制     

论见义勇为的法律性质--兼论专门立法的不必要性

见义勇为事例的不断涌现给法律实践带来了一定的困惑,有些学者呼吁对见义勇为进行专门立法.实际上,现行法律中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和无因管理制度足以调整见义勇为问题,当前各地纷纷成立的见义勇为基金会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行法律在实践中的欠缺.解决见义勇为,不需要专门立法,而需要大力普法.     

我国见义勇为法律救济机制的检讨与完善

我国目前尚无专门立法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和保护做出明确规定,国家对见义勇为者的补偿义务也处于法律缺失状态,致使见义勇为者难以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完善我国见义勇为法律救济机制必须进行专门立法,准确界定见义勇为行为及其民事法律后果,明确国家补偿义务,完善见义勇为基金制度。     

我国见义勇为法律救济机制的检讨与完善

我国目前尚无专门立法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和保护做出明确规定，国家对见义勇为者的补偿义务也处于法律缺失状态，致使见义勇为者难以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完善我国见义勇为法律救济机制必须进行专门立法，准确界定见义勇为行为及其民事法律后果，明确国家补偿义务，完善见义勇为基金制度。     

见义勇为认定的法理反思与制度建构

见义勇为行为的立法应该将范围限定在见义勇为行为发生之后,不能对见义不为者进行法律的制裁,否则将导致更多的道德风险.准见义勇为者和被救助者相对于国家机关具有信息优势,但是,二者之间又缺乏未来反复合作的机会.如果排除道德因素,二者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基础.要解决信息、信任造成的见义勇为的尴尬局面,可以通过法律进行调整:利用现行的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诈骗罪等法律规定进行规制；重新界定见义勇为的范围、申报和调查程序、公益基金运作、免责条款等,最终实现见义勇为行为的法治化.     

见义不为现象的法律救治

见义勇为立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规定社会和国家对见义勇为者权益的救济和保护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作者认为对见义勇为者的权益实行法律保护是救治当前道德冷漠现象的一剂良方,是与现实需要紧密结合的法律规范。它的制定与实施又进一步充实了法律的正义精神,是法律价值的全面体现。但在现阶段我国还不具备相应的历史与现实条件用法律强制的手段推行见义勇为的道德行为。     

见义勇为的法律分析

见义勇为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崇尚的美德,反之,见危不救则遭到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总结我国关于见义勇为的立法情况,现行立法鼓励见义勇为,但并没有将其规定为法律的强制义务.与美国相比较,我国立法中未涉及见义勇为者因过失造成受害人状况进一步恶化时能否享受豁免权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们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积极性.提出借鉴美国的“好撒玛利亚人法”,赋予见义勇为者有限豁免权,提出见义勇为不应当成为法律义务.通过赋予见义勇为者有限豁免权,完善见义勇为者权益保护的法律规定,是法律助力见义勇为做出的正确回应.     

见义勇为权益保障的地方立法完善

我国至今尚未出台全国性的见义勇为法律,见义勇为的权益保障主要依赖于法律层级较低、制度尚不规范的地方性法规与规章。见义勇为地方立法作为国家法律的补充,应以解决见义勇为权益保障的现实问题为归依,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不断完善,实行政府先行补偿、落实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救助联动机制、妥善运用救助基金,为见义勇为权益保障提供全面的法律支撑。     

见义勇为的法律关系及其立法中的责任分担

见义勇为具有包含多个主体的复杂法律关系 ,因而对见义勇为人因见义勇为行为所致损害就有不同的承担主体 ,分别承担公平责任、侵权赔偿责任和行政补偿责任。如何科学地分配这三种责任 ,是今后见义勇为统一立法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