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伯希和的学术交往述论

在中法近代学术史上,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陈寅恪(1890～1969)的交往十分重要,是不容忽视的.两位学者在治学方法、研究领域上有较多的一致之处,并在敦煌学、藏学、蒙元史及中亚史、突厥学等学术领域的研究互有影响,其结果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化的转型,加深了法中两国学者的了解.     

陈寅恪、吴宓与刘永济交往诗钩沉

陈寅恪与吴宓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陈、吴二人的诗作 ,反映了他们人生哲学、文化观念、思想感情。武汉大学中文系已故教授刘永济的诗、词遗作中 ,留存了一批与陈、吴交往的作品 ,这对于深入认识陈、吴的诗作有重要意义。此文首次对这些交往诗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爬梳与考订。     

陈寅恪史学研究述论

陈寅恪作为近现代著名的史学大家,一生致力于史学研究,成就卓著,为中国历史学开辟了多方面的研究视野和方向,提出了许多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观点。他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学术研究自由精神和"以诗证史"的史学研究方法更是为后世学者所敬仰和继承。     

陈寅恪个人史与学术史的交织:基于比较视野的探析

针对钱学森晚年叩问,将陈寅恪与同时代学者进行学术比较,认为陈寅恪治学特点体现为学贯中西、坚持"求真"、重视史料、诗史互证、理解之同情、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将陈寅恪与同时代学者进行命运比较,大师晚景尤为凄凉,最是文人不自由。假若历史可以假设,陈寅恪将成就另外一个陈寅恪(大师典型)。在转折年代的文化更新何其艰难,陈寅恪一生将学术作为生命象征和存在意义,这样也造成他个人史的悲剧与学术史的交织。     

陈寅恪与20世纪汉学

从年谱、日记和书信等材料,可以了解20世纪上半叶陈寅恪与西方汉学界的交往情况,他对西方汉学界的熟悉与把握情况以及他与一些西方汉学家之间的相互评价。整体而言,陈寅恪对西方汉学界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西方汉学界对他的了解程度。毫无疑问,陈寅恪在长期留学西方的过程中受到西方汉学界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尽管受到西方汉学界的影响,陈寅恪在建构现代中国学术体系过程中却不拘泥于西方汉学思想的束缚,既以西方近现代学术为衡量标准,又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之特殊性对建构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深远影响,其视野最终超越了单纯的学术研究,上升到重建现代中国文化体系以求再现中国文化辉煌的高度。     

陈寅恪与语文学

曾负笈美欧,后以治中国中古史、中古文学饮誉士林的陈寅恪在本质上是一位杰出而典型的东方语文学家,在梵文/印度学、西藏学、蒙古学、突厥学和西夏研究等许多学术领域均有开创之功。就其学术旨趣、训练和成就而言,他所从事的"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不啻为傅斯年所谓"虏学"与"汉学"的完美结合,从而得以超越中西同辈学人。作为现代人文科学研究的基本手段和学术方法,语文学赋予现代人文科学学者的一种根本的学术态度和学术品格,一言以蔽之,即陈氏所倡导和践行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留学哈佛史事钩沉及其相关问题

20世纪初哈佛出版的大学目录、登记手册和哈佛教授的论著,可以帮助我们从时间和空间上考察陈寅恪在哈佛留学期间的生活,以及他与同学和师友的交游。将其放在当时哈佛的学术制度中考察,又可以揭示有关其留学生活的地理和文化状况,有助于我们了解他早年学术发展的日常生活背景。在寅恪先生的留学时代,哈佛聚集了相当多学习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中国留学生,如俞大维、吴宓、汤用彤、韦卓民等。这些学生与哈佛教授和其他同学之间相互促进、教学相长,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交往可以看出民国初期中国学术复兴所受到的域外影响。     

莫友芝曾国藩交往述论

莫友芝、曾国藩交往备受世人关注。莫曾1837年京城订交没有任何功利性,纯属文人知己钦敬之交;1859—1871之交,莫氏成为曾府文化闲客幕宾,曾莫既是幕主与幕宾的主从关系,又是早年于京城订交的文人知己老友的关系。由于曾氏对莫氏的钦敬关照,所以莫氏晚年文化成就巨大,成为名传古今的西南巨儒大师。     

周敦颐与北宋蜀地学者的交往——附周敦颐佚诗三首

周敦颐在北宋中期入蜀为合州判官,与一批蜀地学者交游往来。这些学者包括其同事和属僚、当地和附近的部分士子,及其姻亲共三类。周氏与他们之间的交流和讲论,丰富了当时蜀学的内涵,也成为后来四川乃至全国理学发展的重要因素。文末附周敦颐佚诗三首,或有助于相关的研究。     

陈寅恪中国中古史理论体系的建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陈寅恪学术研究的重点逐渐转向中国中古史研究,并致力于探索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线索,这体现了他对主流历史学界以国际东方学的潮流来指导研究的做法的反思。他的最大贡献在于通过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建立一套中古史理论体系。陈寅恪中古史研究的巨大成功表明,要提高本国的学术水平,不必亦步亦趋地紧跟和仿效西方学术潮流。充分结合西方学术和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同样能够创造出领先世界的学术成果,这无疑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可供借鉴的道路。     

陈寅恪真的有诗无词吗?——记三首署名陈寅恪的词作

在2001年出版的《陈寅恪文集·诗集》当中,没有收录陈寅恪先生的词作。然而,1916年11月号《东方杂志》上却发表有3首署名为陈寅恪的词作,词牌名分别是《锁窗寒》、《破阵子》和《浣溪沙》,并被《词学季刊》转载。它们极有可能系陈先生早年所作,创作时间大约在1916年早春之际。     

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论陈寅恪的学术追求

陈寅恪的治学方法往往重考;他走的实际上是一条"讲宋学,做汉学"的路子:透发出一种重义理、重文化大义的"宋学精神",在现代科学理性的烛照下,闪烁着一种人文主义的光芒,呈显出一种在史料中寻史识的"新汉学"的研究思路--陈氏尝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正显示出他本人通过史料考辨"重建信史"的学术自信.基于此,陈氏自觉地将乾嘉诸老与西学的科学方法融会贯通,卓尔自运,建树惊人.陈氏的学术成就,足可视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界标.循此而向上穷波讨源、追溯本根,可爬梳出晚清、民初之际学术思想、学术流派、学术格局的变革脉络;向下推源及流,支离漫衍,可透析出晚近以迄于今的学术风气、学术范式、学术路向的分合离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陈氏确为20世纪中国最具人文品格与学术魅力的杰出学者,是20世纪中国人文社科界罕见的足可与世界学术水平对话并取得领先地位的史学大师.正是陈氏,使中国史学跃上同情式考述的历史新高.     

陈瘦竹学术精神论

作为中国现代戏剧研究和戏剧理论的开拓者,陈瘦竹的学术研究以创建中国特色戏剧理论体系为终极目标。他的学术研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本原则,以中西贯通和人格独立为问学基础,以奋发图强和励学雄伟为求道精神,以实事求是和学派建设为学术风骨。历经半个世纪的努力,陈瘦竹基本完成了中国特色戏剧理论体系创建的基础性工作。陈瘦竹的学术精神是我们反思学术迷失,唤醒学术良知,回归学术本真,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难得的精神财富。     

王国维、陈寅恪文化遗民心态辨析

王国维与陈寅恪生前共事于清华,在学术领域、政治态度、人格精神等方面识趣特契,尤其在政治立场上,都带有强烈的文化遗民倾向。陈寅恪因为未在晚清有仕履经历,所以他对前朝的眷恋更多是出于文化形态的考虑。王国维虽然也有着相似的文化遗民心态,但因为既在晚清学部任职,又曾任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所以其文化遗民身份之外,也带有一定的个人情感。陈寅恪提炼出王国维的文化遗民特点,但也不免遮蔽了王国维与晚清政坛的特殊关系。考量王国维与陈寅恪的遗民心态,不仅对了解两人个案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厘清遗民的类型和特点颇具参考价值。     

论陈寅恪考证“杨贵妃是否处女”的学术意义

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关于<长恨歌>的考证,不仅是"杨贵妃是否处女"的问题,而且是学术问题、文化问题.陈寅恪先生一生关注妇女问题,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其研究目的就是发微探幽,观察当时的政治、道德的真实情况,在历史真相的揭示中,发现中国妇女身上蕴含的民族文化要素和精神特质,构建中国"民族文化之史".     

略论陈三立学术思想与特点

陈三立是近代文学史上著名诗人、学者,学术界早已研讨他在戊戍变法中和诗歌史上的地位,但极少关注他的学术思想。陈三立在经学、诸子学、程朱理学和阳明学、以及史学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反思。他的学术思想不仅直接影响了他的文化心态和政治实践,而且客观地反映了近代士大夫的一般知识、文化倾向和政治溯求,是近代史上一笔极为珍惜的人文思想资源。     

从濂溪书院的演变看学人的圣化——以周敦颐为例

周敦颐是宋代著名理学家。在他生活的年代,甚至在他死后相当长时间内,他的学术成就和地位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但是,南宋初年之后,他忽然变成了一个大儒,一个圣人,随着他生前命名的濂溪书院或类似书院的大批修建,周敦颐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书院文庙中受供的圣人,一尊与孔子同列的文化偶像。书院的历史与偶像的历史竟然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香港沦陷后朱家骅组织救助陈寅恪的经过

抗日战争时期,陈寅恪曾困居香港。当时陈寅恪在大后方的许多亲友、同事、学生对他身处险境都很关心和焦虑,其中俞大维、傅斯年、杭立武、朱家骅等都在积极设法营救其脱险。尤其是朱家骅在营救陈寅恪脱险中起了关键作用,但一直鲜为人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朱家骅档案中有一组函电与此事相关,现依序整理出来,以就教于关心这类研究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