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表新论

刘表（14－208），字景升，山阳高平（今山东鱼台县）人，是刘汉皇室的后裔。他少年时代曾随同郡经学家王畅求学，深受儒家学说的熏陶。刘表成长之时，正值东汉王朝政治衰败的本世。当时皇权腐败，士大夫集团与宦官势力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在土大夫人物看来，当时社会最大的危机就在于宦官专权；所调整肃政策，就是要铲除宦官势力，以挽救统治危机。为此，全大夫社会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宦斗争风潮。他们“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责执”，以致“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①。据《后汉书．党铜传序》描述这一风气…     

“彭咸”旧说之批判－屈原赋“彭咸”考辨之一

王逸、洪兴祖解释屈原赋中的“彭咸”为“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的观点是错误的。一、殷大夫水死的身份不符;二、定死志的时间不符;三、《悲回风》中语言成为反证;四、死年作品未提及“彭咸”;五、屈原赋表达学研究表明,“彭咸”与投水而死毫无关系;六、屈原投水并非效法“彭咸”。另外,关于“彭咸”的其他假说,或因假设不当或因证据不足而不能成立。     

解开丁汝昌自杀的谜团

近代爱国诗人黄遵宪曾作《降将军歌》,讥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已降复死”。丁汝昌到底投降日本人没有?北洋舰队之降,究竟是在丁之生前,还是在他死后?对此,一百年来聚讼纷纭,疑案莫明,成为历史之谜。本文对丁汝昌的“仰药”时间详加考证,认为北洋舰队投降是在丁死之后,“已降复死”之说与历史事实不符,是不能成立的。     

新世纪诗歌叙事的“不谐和音”

新世纪以降，诗人的叙事技艺愈加纯熟，许多诗人的先锋实验走得较远，其中诗歌叙事的“不谐和音”便是他们追求诗艺的“另类”尝试。碎片化叙事以语意的碎片化和语词的拼贴化来展现诗歌的“晦涩”美学；“反常性”叙事给读者带来一种陌生化的阅读效果，构成张力性的“不谐和音”；而“黑色”叙事则是诗人直面残酷的工业时代、对抗庸俗现实的精神武器，展现出荒诞的末世情绪。     

唐代知识分子的观念变革

唐代所谓的“文人”。“学士”、“儒者”,大都指的是知识分子。它大体上包括着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门第的上层土大夫和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中下层文人寒士。     

禅与鲁智深

禅与鲁智深高曼霞禅宗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对中国的土大夫即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理性格、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有着极为显著的影响．在艺术领域，中国文人的诗画讲究“禅思”、“境”和“禅趣”，从而使中国文学更加呈现出自然、凝炼、含蓄而耐人寻味的艺术特征。作为...     

曾国藩的故园

（续上期）五、“俭以养廉”修善堂修善堂座落在双峰县荷叶乡良江村．与黄金堂是上下屋。在修善堂建成之前，曾国藩家书中称黄金堂为“腰里”；修善堂建成立后，曾国藩家书中为了表示区别，则称黄金堂为“下腰里”．把修善堂称作“上腰里”，修善堂的命名，与敦德堂、奖善堂的取意一样，都是积德行善之意。修善堂比大夫第晚一二年竣工。但比起大夫第来，耗资少得多．规模也要小得多。曾国藩对此很是赞赏。咸丰九年（1859年）冬，曾国港从黄金堂移居修善堂，曾国藩知道后，于翌年正月二十四日写信祝贺．并送贺礼是：御赐福字一个．红敏对一付…     

风诗新解（六）

风诗新解（六）晏方大车《毛传》云：“大车，大夫之车。”可与印证的只有《公羊》昭一十五年传何休往：“礼，天子大路，诸侯路车，大夫大车，士饰车。”但何休的注与《毛传》显然是同一来源。《石鼓文》是描写狩猎场面的，中云“大车出洛”，则大车为田猎之车；《周礼·...     

徽商的启示:商亦不必奸

徽州商业，在明清时期达到了辉煌的高峰。斯时，徽州地区商业之风繁盛，“商贾居十之七”①，“足迹遍于宇内。”“虽土大夫之家，皆以商贾游于四方””；商业规模巨大，徽商阮游在芜湖开设大型染坊，“召染人曹治之，无庸灌输，费省而利获信，五方购者益集，其所转载”遍于吴、荆、梁、燕、鲁、齐、豫之间，则又分局而贾要津③，无孔不入。而方志、典籍中关于徽商“聚金累万”“、“富至干万”的记载数不胜数。徽商中不仅出现拥资百万乃至千万的大富商，而且富商的人数及队伍愈来愈增大，徽商的资本实力不断裂变、增强。因此，徽州商业及商…     

台湾现代诗与禅

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它是印度佛教与中国老庄思想、魏晋玄学联姻而孕育的一枚无花果。禅悦在中国土大夫阶层蔚然成风，在历史上出现过三次高潮，即南北朝时期、唐宋时期和明清时期。台湾不少现代诗人也不同程度地受禅宗儒染，以禅入诗的现象比较普遍，堪称第四次高潮。禅对台湾现代诗的渗透，具有特定的政治背景和文化氛围。50年代的台湾，现代工业迅猛而畸型发展产生严重的异化现象；海峡的阻隔，使大批背井离乡的台人欲回祖国大陆而不能，于是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的思想，成为他们的普遍心态。禅宗便成为他们求得心理平衡或超脱的一…     

论鄂尔多斯民歌

论鄂尔多斯民歌敖特根一、鄂尔多斯民歌的形成过程“鄂尔多斯”之名顾名思义，是“守祭陵的人们”，即是祭守成吉思汗和其后妃之陵墓的人们─—的意思。他们是由四十土棉蒙古和四部卫拉特（或斡亦刺惕）分别派驻的守祭陵墓的人们构成的。这部分蒙古语部族占百分之九十五；...     

论周初诸王之生称谥

谥是周代大夫以上贵族有爵者死后命名的一种称号。此据下引《礼记》各文可以证知: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檀弓》) 先王谥,以尊名。(《表记》) 大夫没矣,则称谥若字。名士。(《玉藻》) 死而谥,今也。古者生无爵,死无谥。(《郊特牲》)《郊特牲》云“死而谥,今也”者,言古者凡有爵者死后乃有谥,而今则虽生时无爵,死后即命谥。故郑玄注云“周制爵及命士,虽及之,犹不谥耳。今记时,死则谥之。非礼也。”虽然《郊特牲》所云古者未必如郑注云“谓殷以前”,但如谓为周之古代,应可无疑。     

五胡政权中汉族士大夫的作用及历史地位

除少数几个边远政权以外,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对汉族土大夫的招揽和任用。如慕容廆为求辅于汉士人高瞻而亲自屈尊拜见,并“数临候之”;拓跋硅对汉士人“留心慰纳”,“苟有微能,咸蒙叙用”;石勒甚至为汉族士大夫专门设置了“君子营”。在胡族统治者极力招揽的同时,大批汉族土大夫或出于在中原大乱的困境中寻求庇护,或企望投靠少数族统治者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干,或迫于少数族统治者的强力     

推进中小学素质教育三议

陶行之先生创立的生活教育理论，既植根于中国的土壤，又符合世界现代教育发展趋势，它是以生活为中心，教学做合一，为整个民族、整个生活现代化而进行的活教育，它“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做“与时代俱进”的现代人。他批评传统的死教育与生活分离，“教员们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赶考“赶走了脸上的血色，赶走了健康”，“赶走了对民族人类的责任”，这不是对“应试教育”弊端入木三分的揭露么？陶先生提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要做“知、情、意”、“真、善、美”、…     

莫要张冠李戴─—“硬伤”病例之一

莫要张冠李戴─—“硬伤”病例之一涂宗涛《光明日报》１９９５年４月１４日《家庭周刊｝）专版头篇文章《千古艰难惟一死》，一开头就写道：“纵横三国的果雄曹操，在临终前曾无限感慨地提笔写道；‘千古艰难推一死”’。这完全是杜撰。迄今为止，《三国志》最详的注本《...     

经权与文实——论董仲舒与何休对《春秋》“宋人及楚人平”的不同诠释

董仲舒与何休虽然都是两汉公羊学大师，但其思想之间的差异仍很明显。从对《春秋》“宋人及楚人平”的不同诠释中，可以看出二人思想之间的差异：何休从“例”出发，极力辨析其非“实与文不与”，不与大夫专平；董子则从“义”出发，站在仁以行权的角度，褒扬大夫专平的行为。董、何之间的这一差异，一方面是由于其所处时代不同，何休面对日趋分裂的时代局势以及古文经学的挑战，更重视强调“尊王”大义，而汉初的董子虽然也有“大一统”的焦虑，但气魄显然更大。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二人对公羊学的定位不同，董子是借《公羊传》以阐发其儒学思想，何休则致力于将公羊学建构为一门发挥改制、新王大义的政治理论学说。公羊学的“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导致了其千年沉寂，但在晚清大变局中又重新被发现和重视，何休功莫大焉。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本意何在?

老子的名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过去,人们都理解为:“人民不怕死,怎么能用死来吓唬他们”?其实,这样的理解并不符合老子的原义。由《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可证其原来是这样的提问:人民不怕死,怎样使他们怕死呢? 一、两个提问句上的毛病 此句出于今本《老子》七十四章。毛病发生在两个提问句上: 第一个提问句即本文提及之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今本多如此。“若民恒且不畏死,奈何以杀惧之也”?——帛书乙本（甲本此处缺损）如此。 今本的文句显然是反诘句,意为,人民不怕死,为什么还用死来吓唬他们? 帛书的文句则是正面提问句,意为如果人民还是经常不怕死,怎样刑杀才能让他们害怕呢? 显然,二者有三点不同:（1）是“杀”而不是“死’,帛书之“杀”,指刑杀。“死”则包据自然死亡。不能等同“杀”。（2）帛书比今本多三个字:“若”（如果）“恒”（常）“且”（还是）。（3）     

计然为文种辨——兼论文种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

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一位重要的人物——计然。但这个历史人物确实存在与否以及“计然七策”的归属问题自汉以来已成千古之谜。本文确认计然即为春秋时越国大夫文种，其出生地在今浙江省诸暨市；“计然七策”的基本内容保存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文种的经济思想在中外经济思想史中应居有重要地位，称文种为“商圣”是名至实归的     

陈文龙应与文天祥“隆名并峙”

文天祥（公元1236－1283年），江西吉安人；陈文龙门232—1277）．福建莆田人。他们都是南宋末年的名臣、儒将、抗元爱国民族英雄。丈天祥留下“人生自古谁使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光照日月，气吞山河，成为许多爱国者的人生座右铭；与文天祥同时代的陈文龙，在保卫福建兴化城悲壮的战斗中．战败被俘后．被元军押送临安途中．也留下了“项信累囚堪衅鼓，未闻烈士坚降旗。一门百指沦青尽，谁有丹衷天地知”的诗句，同样光彩照人，气节崇高。为纪念这位‘“如水行地．如日在空”．忠贞正气，宁死不屈的乡贤．自明洪武直至清光绪年间…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辨

《礼记·曲礼》中“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一语古今说者多以为是庶人不用礼,大夫不用刑之意。如《礼记》郑玄注于“礼不下庶人”条下说:“为其遽于事,且不能备物。”于“刑不上大夫”条下说:“不与贤者犯法,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便以为《曲礼》原意是指庶人不用礼,大夫不用刑。郭沫若同志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亦持此说。最近的例子,尚有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刘泽华、王玉哲等著《中国古代史》(上册),云:“礼只适用于奴隶主阶级,刑则专门对付和镇压奴隶大众,所以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其实这是误解。周代庶人用礼的记载显见于经传。在《礼记》中,有《王制》:“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殄。”《内则》:“凡接子择日,冢子则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豚,大夫少牢,国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则皆降一等。”又有:“大夫燕食,有脍无脯,有脯无脍。士不腻羹胾。庶人耆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