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西方话语冲击下的中国史学理论

在古代中国,出于对官修史学种种弊端的不满,一些以私人身份撰史的历史学家提出了成为良史的标准,并对历史撰述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修辞与真实的关系、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价值中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进而形成了他们特有的历史观念。近代以来,出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中国历史学家开始大量引入西方历史理论,以创建一种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新史学,但同时也使中国史学处于与西方理论的紧张关系之中。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理论指导地位的形成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理论选择的多样化,并没有减轻中国历史学家面对西方理论时的焦虑感,即在运用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撰写历史和研究历史的同时,也逐渐意识到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有时并不能纳入到西方理论的普遍性框架中。对中国历史学家来说,既不必将中国当前的理论状况看作西方理论的延伸,也不必因为强调中国历史的特殊经验而将西方理论搁置一旁。理论的混杂性、与生俱来的旅行特征及其在穿越不同历史文化语境时所表现出的可变性和适应性,为中国历史学家吸收、借鉴西方理论,进而创建自己的史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18世纪的欧洲是伏尔泰的欧洲,也是“中国之欧洲”:在18世纪,一股“东方热”、“中国热”以前所未有的力量猛然地冲击着法国和整个欧洲。崇尚中国成为那时人们趋之若鹜的时尚和潮流。在这中西(中法)文化碰撞交融的历史大潮中,伏尔泰无疑是拓开航向的先驱者。是他,以历史学家的开放视野发现了中国古代文明;是他,以哲学家的深刻追寻着中华民族的精魂;又是他,以文学家的敏锐开启了中法文学交流的历史航程。伏尔泰,这位集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于一身的西方文化巨子,以他特有的远见卓识,在中法文化关系史册上写下了最为辉煌的一章。     

论历史学家的工作性质

关于历史学家的工作性质问题 ,本文作者认为 :第一 ,历史学家是专门写自传的人。这个“自传”有两层含义 :就“大”而言 ,是为全人类写自传 ;就“小”而言是为民族、国家、时代写自传。据此可知 ,历史学家可谓是人类、民族、时代、历史的代言人。这种自传的内容和性质就决定了历史学家所写的自传不是私人性的 ,而是社会性的。故而 ,它不能由个别人来做 ,而必须由一批人来干。所以 ,写自传必然是一种职业。第二 ,既然写自传是一种职业 ,那么 ,历史学家就需要不断反思和认识这种职业的特性和意义。     

“历史”的文化阐释──中西方史学精神之比较

“历史”一词的本义，本是历史学家耳熟能详的史学常识。故而，我也不打算对这个常识多加考辨。我的目的是：从中西方文化对“历史”一词的最早定义和解释入手，去探究和梳理中西方史学精神的基本差异。但这并不是说，史学精神是这种定义的产物，而是说，对“历史”的定义仅仅是史学精神的一般表现和我们理解史学精神的切入点。不过，在这里必须事先说明三点：第一，中西方史学精神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区区一篇文章很难讲得清楚，我的目的只是想把我自认为最重要的一方面说清说透，而不是把每一方面都从头到尾面面俱到地进行论述或重申。第二，西方史学源远流长，自成体系，但我却只能把范围和目标限定于古希腊史学。第三，中国史学肯定有它的长处，但在大多数时候，这些长处均难以得到正常发挥，甚至使长处变成了短处。而古希腊史学所具有的特质又恰恰为中国史学所缺乏。这样，借其之长补我之短．不失为解决问题的有效策略。     

评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是德国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德文中Max与Marx(马克思)发音相近,故有所谓“两个马克思”之说。意思是:两人都生于德国,一个研究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及其历史,另一个研究历史文化发展及精神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两人并行不悖,具有同样重要的历史地位,甚至是马克斯·韦伯超过了卡尔·马克思。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在当代西方的确有很大影响,也有人说是“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思想家”。近年来我国陆续有介绍韦伯思想的文章,也翻译出版了他     

论历史认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的10年,是史学大变革的10年,史学理论研究突起的10年,也是当代历史认识论研究接受新挑战的10年。本文拟就历史认识论中“纯粹客观的历史”、“人心中的历史”、“二重历史客体”等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纯粹客观的历史”与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 世界上有没有“纯粹客观的历史”?历史学家能否写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历史?这一直是古今中外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中国的乾嘉史学、19世纪德意志的兰     

从"中国中心观"到"历史三调"

本文以柯文的三部被翻译成中文的著作为主 ,试图从历史本体论、“理论框架”、历史学家的作用及“局外性”等几方面简要探讨柯文的史学思想。柯文的史学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这三部著作便分别代表了其史学思想的不同发展阶段。柯文最初较多地接受了美国传统史学的影响 ,但到后来其著作中更多的显示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他认为历史是不可认知的 ,过去发生的历史虽然存在 ,但它已很难为后来的历史学家所认识 ,作为撰述的历史根本不同于实际发生的历史。柯文不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终极目标 ,他极力反对历史研究中总括一切的历史框架 ,认为理论框架是一种“必需的坏事” ,无之固然不可 ,有之势必遭殃。柯文强调历史学家的主动作用 ,认为历史学家的目标应该是尽可能真实地记录历史 ,但是历史研究中的种种局限却使得历史学家无法提供“原原本本的历史” ,只能提供“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柯文对于历史学家“局外性”作用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从强调其负面作用走向肯定其优点。     

历史研究中的一致性与非一致性(上)——从年鉴学派到新文化史

本文考察的是从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所谓年鉴学派到8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新文化史”之间的历史思维与历史编撰中的一致性问题。直到20世纪早期,史学界一直假定历史研究很快会产生出统一的人类历史。但并非像阿克顿与伯里这些历史学家想象的那样,一致性很难实现。年鉴学派的史学家费弗尔和布罗代尔提出了“总体历史”的观念,力图全面描述具体的历史真实,如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但适得其反的是,这种撰写“总体”历史的努力却产生了非一致性。“新文化史”的推崇者放弃了总体历史的计划,并提出历史学家应当统一在这样那样的史学研究的“范式”之中。这些历史学家中最为纯熟的人(比如亨特,LynnHunt)承认范式的选择从根本上讲是随意性的。本文置疑将范式一致性加于史学之上是否值得。历史学家应当力图发展批判的视点,并遵循认识论的高标准。这些均比有一种统一的历史编撰重要。     

历史研究中的一致性与非一致性(下)——从年鉴学派到新文化史

本文考察的是从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所谓年鉴学派到8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新文化史”之间的历史思维与历史编撰中的一致性问题。直到20世纪早期,史学界一直假定历史研究很快会产生出统一的人类历史。但并非像阿克顿与伯里这些历史学家想象的那样,一致性很难实现。年鉴学派的史学家费弗尔和布罗代尔提出了“总体历史”的观念,力图全面描述具体的历史真实,如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但适得其反的是,这种撰写“总体”历史的努力却产生了非一致性。“新文化史”的推崇者放弃了总体历史的计划,并提出历史学家应当统一在这样那样的史学研究的“范式”之中。这些历史学家中最为纯熟的人(比如亨特,LynnHunt)承认范式的选择从根本上讲是随意性的。本文置疑将范式一致性加于史学之上是否值得。历史学家应当力图发展批判的视点,并遵循认识论的高标准。这些均比有一种统一的历史编撰重要。     

历史学即人学论

人谓“文学即人学”,其实“史学亦人学”。人创造了历史,历史学家创造了历史学,人既创造历史也创造历史学,历史学毫无疑问是人学。这里的“人学”,首先涉及历史学家之“学”,即他的主体修养问题;其次则蕴含史家面对历史时须以人为本。     

话说“招安”（上）

近几十年来,历史学界一贯把“招安”作为批评对象,用极端的语言丑诋被招安的古代造反者。从这种逻辑来看,一旦造反以后只能有两个前途:一是推翻了统治者自己做皇帝(真做了皇帝也有“罪名”——背叛农民起义),起义者都做文臣武将;一是做烈士(这是被现代史学家认为最光荣的前途)。为什么这些造反者就不能与统治者达成妥协而回家重新当老百姓或被当招募当兵为官呢?为什么就不能尊重古人的这个选择呢?     

有待建立的新学科：今史辨——读张耀杰《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

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历史学家顾颉刚创立了一个“古史辨”学派．对于中国古代史上许多成说采取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的态度，从而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不过，本文不是评论“古史辨”的是非得失，而是借用其名称．提出建立一门新学科“今史辨”的倡议。     

六十年的叙事与表达：从政治乌托邦到文艺复兴——中国的启蒙运动缺少一个环节：文艺复兴

假期里看了两本书,一本是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1818-1897）的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另一本是英国当代历史学家约·罗伯茨（1935-）的《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掩卷沉思,感慨良多,不禁想到这样的一个老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启蒙运动总是半途而废？     

现代西方历史认识论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兼评哲学解释学的历史理解论

<正>本文以几个基本问题为线索,对现代西方历史认识论研究状况作初步的分析,着重讨论当代哲学解释学的历史理解论,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历史认识论提供必要的理论视界,拓宽研究问题的思维空间。 一、历史认识的对象与任务 现代西方历史认识论是在批判十九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理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于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思想方法在其领域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实证主义风靡一时。受这种思潮的影响,许多哲学家、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学是一门与自然科学一样精确的科学,研究者在研究历史过程中应该遵循史料第一的原则,让史实自身说话,不妄加猜测、不安作褒贬、不随意概括。正如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所言,“对可靠资料的批评考证,不偏不倚的理解,客观的叙述,所有这些应结合起来,目的是再现全部历史真相。” 面对这种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罗伊森、狄尔泰、文德尔斑、李凯尔特等人权力强调历史学的特殊性,试图在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等人文科学之间划清界线,以抵御实证主义的侵蚀。他们认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上就是不同的:自然事实是外在的,没有内在精神;历史事实则不仅有“外表”,还有“内心”。因此,自然科学是从外部去认识对象,而历史学则主要是从内部去体验、理解对象。     

柯娇燕：《半透明之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身份”》

柯娇燕的《半透明之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身份”》洞见深刻,标志着十年来清史研究的巅峰。与美国历史学家Mark Elliott,Peter Perdue等人的出色合作,使柯娇燕将我们对于清帝国早期现代民族身份之形成的理解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既包涵复杂性,又有理论清晰度。     

传奇文学的新传奇——《绿林杜缨娘》评介

在通常观念中，土匪被视为一个受鄙夷的群体而存在，“‘土匪活动’可以用来概括一切盗窃行为，从一只母鸡到一个国家……结果所有冠之以这个名称的人都被视为一路货。”他们往往受到传统观念的压抑和否定。可以说，土匪是一个躁动于正常社会秩序中的异类群体。当社会的政治、经济使民众的生存环境趋于恶化甚至极端恶劣时。土匪就会应运而生。拆除先在的界定与评判，把土匪还原到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情境中，纳入“客观事实的叙述”的写实语境中，对“土匪”的文学想象在历时性延展中，其意涵随着社会历史的认知而不断扩宽。     

历史学是科学吗?

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是一种系统的并且可以实验的科学。这种科学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近代以来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而对于“历史学是科学吗?”这一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历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它比科学多了一点什么,又少了一点什么。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和自然科学所知道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自然科学知道的事实,可以实验或实证,可是历史无法进行实验也无以实证。事实上,历史学家除了科学的头脑以外,还不可避免的要有一颗诗人或文学家的心灵,才能由此体会到人———作为历史的主体———的心灵深处。就此而言,历史学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乃是艺术,是文学;它因此也就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在人文动机和价值上是中立的。历史既是自由的人所创造的事业,所以它并不总是具有自然界那样的必然。     

农民起义“造反无功”吗?

史式先生前不久提出:“农民起义,大都由于天灾人祸,奋起‘造反’,于情于理自无可非议,即‘造反有理’.但是,有理并非有功.一个重大的历史活动,能推动社会前进,它无疑有功.但我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未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大都做不到,它常是建设不足,破坏有余,因此又可以说是‘造反无功’.农民起义失败了,其客观效果常常是使千百年创造的文化精品和社会财富毁于一旦;农民起义成功了,也依然是封建王朝,并无进步,有时专制与残暴更甚至,出现历史的恶性循环.”史式先生的这种看法,从     

个人的世界史

个人的世界史与人类的世界史是两种不同形态的世界史,个人的世界史属于第三种历史范畴。第三种历史鲜明地强调了世界史的个性风格和个人价值,是一种更追求个性化的世界史。历史使人获得了最高的的生存意识,个人历史则使人类获得了最大的可能性和意义空间。个人历史的可能性永远都是历史意义的总和形态和本质规定。第三种历史对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新史德”的要求。     

历史有什么用－“布洛赫命题”思考

历史有什么用？在有些“历史学家”看来,这似乎是一个浅薄无知、荒唐可笑的问题。然而,它恐怕真的是一个千古谜题,永远也难以有完全透辟的解答。那些自以为对此问题的回答可以驾轻就熟甚至一语破的的人,也许正是深陷于执迷的泥淖而又不自知的人。有多少大师级人物对这个问题决不敢丝毫看轻,而是带着特有的困惑认真地寻解。 　　作为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的法国人马克·布洛赫,曾为回答这一问题专门写过一本书：《历史学家的技艺》（又名《为历史学辩护》）。作者在该书的“导言”中开宗明义地交待了这样一个写作由头：他十分宠爱的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