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咎辞职"探微

本文通过对"引咎辞职"的内涵与本质的探讨,指出"引咎辞职制度"与"行政问责制"的区别.并在基础上,从适时建立"责任政府"、鼓励和规范社会公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行为、健全和规范"引咎辞职机制"三个方面对引咎辞职制度的建立、健全进行了深入讨论.     

“引咎辞职”探微

本文通过对“引咎辞职”的内涵与本质的探讨,指出“引咎辞职制度”与“行政问责制”的区别。并在基础上,从适时建立“责任政府”、鼓励和规范社会公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行为、健全和规范“引咎辞职机制”三个方面对引咎辞职制度的建立、健全进行了深入讨论。     

引咎辞职制度的法律依据及实践路径

我国《公务员法》首次将引咎辞职制度纳入法律范畴,这既是依法行政的需要,也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必要步骤。现代意义的引咎辞职起源于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制度,其在我国的“本土化”困境十分明显。因此,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有必要考量我国引咎辞职制度的具体实践路径以保障该制度的实现与进一步完善。     

引咎辞职的双重效应分析

作为一种与首长负责制相结合的制度安排，引咎辞职制有助于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责任的追究，然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即使是在法治堪称健全的西方政界，“引咎辞职”历史上的屡次行使，也不排除个人逃避主要责任，政府变相予以保护之嫌。在现今中国，尚未建立定型而完善的民主和法治体制，若过快推行引咎辞职手段，更有一种减弱对权力的约束，导致行政权力的低效用行使，甚至可能成为政府文过饰非的工具。因此，为避免引起诸多不良后果，我国宜审慎推行引咎辞职制。     

刍议《公务员法》引咎辞职制度——引咎辞职制度若干问题分析

《公务员法》中的＂引咎辞职＂制度无论是在制度设计,亦或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都存在种种问题。而产生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对＂引咎辞职＂制度这一舶来品未有客观、理性、正确的认识。没有认识到＂引咎辞职＂所体现的道德自发性与政治责任感是不能被法强制的。而想通过一劳永逸地将＂引咎辞职＂制度化来达到调高官员责任意识,打造责任政府是行不通的。与其这样,不如更加务实去地建立完整的行政道德伦理体系与加强外部力量的参与。     

中西比较视域下引咎辞职本土化及实现

构建责任政府和委托代理信息不对称成为“引咎辞职”的法理基石。根植于西方公务员的“引咎辞职”，对于我国来说是个“舶来品”。通过行为动力、责任承担方式、接受程度、适用范围等方面的中西比较发现，西方国家“引咎辞职”长期以来都是依据“价值理性”状态在运作的，为了实现“引咎辞职”本土化，以便适应中国的国情，从而实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辩证互动，可以从：“引咎辞职”程序化、完善绩效考评制度、正确定位官员责任、加强培养责任意识、完善追踪保障制度等角度出发加以落实。     

"引咎辞职":现状、问题与对策

党政干部"引咎辞职"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曲折发展的历程.根植于公务员制度基础上的"引咎辞职",在欧美国家长期以来都是依据"应然"状态在运作的,而中国推行的处于"实然"状态的"引咎辞职"较其"应然"状态发生了巨大变异,呈现出突出特征.这是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而且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要进一步完善"引咎辞职"制度,必须着力解决好四个问题:"引咎辞职"的操作性问题;"引咎辞职"者的权利保障问题;"引咎辞职"的力度问题;"引咎辞职"的合法性问题.     

新型合作医疗面临的问题探讨

政府在医疗保障制度建立中应该承担的责任是对医疗保障制度进行规范;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在医疗保障制度建立之初须由政府进行组织和管理.在医保筹资方面,政府增加对农民的卫生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平性;但在对农民个人进行筹资时政府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有失公平.在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过程中,务必要建立独立的部门管理,尤其是对资金的管理.目前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最完善的模式是"家庭合同保健+大病统筹"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和商业医疗保险三者的结合.     

工伤保险省级统筹管理的问题与反思

工伤保险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之一,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工伤保险制度启动时间不长,相关制度设计及管理机制尚不完善,基金统筹层级问题一直困扰着工伤保险制度的管理。根据我国《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工伤保险基金也要逐步实行省级统筹。但是,由于工伤保险制度自身的特殊性,工伤保险基金的统筹管理层级并非越高越好。除了基金的共济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外,政府和企业主体的责任意识、制度保障的公平性等问题也应重点考虑。适度的工伤保险统筹层次应当与政府的管理主体责任、企业的工伤事故防控能力相适应。可考虑在"市级统筹+省级调剂金"的基础上,通过发挥"行业差别费率"和"浮动费率"机制的调节作用,强化基层政府的     

论行政问责制

针对我国行政责任制度不完备,普遍存在重权力轻责任的弊端,特别是一些地方和部门的行政权力实际上处于无责任、无风险运行的状态,一些地方政府先后出台、实施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制突出了行政管理中行政权力与行政责任一致的原则,是政府实现其行政责任的一种自律或自我控制,其实质在于防止和阻止行政官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的失职行为,也将着力强化“无功便是过”的新为官之道。实施行政问责制是我国干部制度改革和行政体制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必将大大拉近市民与政府之间的距离,大大提升政府形象,加快推进塑造出一个高效政府、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     

汉族宗法文化在20世纪上半叶的变异

宗法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具有稳定性和变异性的特征。20世纪上半叶,在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思想的冲击下,汉族宗法文化出现了一些变异性表现,正处于向现代社会组织转化的过程之中。宗族内出现了族长由选举产生,对族长可用投票、监督、弹劾、罢免等形式加以更换;族规的惩罚方式有所减轻,继嗣条件有所放宽;妇女地位有了一定改善,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离婚自由。     

论古代中国免官复叙法的实践与经验

汉代以来,免官复叙便被经常使用,但随意性强,尚未形成定制.魏晋南朝之时,律法仅对免官的禁锢期进行了简要的规定,但形同虚设.直至北魏,将免官三载而降阶复叙定为常法,但仍旧简略.唐律增加免所居官条,免官复叙之法仍从北魏,并无显著变化.宋代官制繁杂,复叙种类之多,独自成体系的叙复之法形成.免官仅作为附加刑使用,免官复叙不再单独规定.待至明清,免官作为附加刑的地位得以改变,行政与刑事处罚有所区分,免官复叙之法体系渐成.免官复叙法的运用对古代中国的权力运作有一定的制衡效果,同时也维护了古代官场的道德水平.     

南洋华侨抗战救国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贡献

1931—1945年,受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此间,受爱国主义的民族义愤所激发,长期扮演新加坡华社最高总机构角色的中华总商会并未被历史所遗忘,而是以民族大义为己任,责无旁贷地及时承担起引领南洋华侨践行抗战救国的时代历史使命与责任,积极投入到抗战救国的实践之中,并在筹款赈灾、抵制日货、推销国货以及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略论宋代的弭灾与“因灾罢相”

宋代继承了自古以来"灾害天谴说"指导下的弭灾活动。弭灾对于破除灾害没有任何作用,但它已不仅仅是一种不科学的减灾形式,而是与国家政治生活密切相连。尤其是"因灾罢相"成为政治倾轧和统治者任人理政的一个契机。     

在变革中领导:变革型领导理论述评

本文在回顾国内外变革型领导研究的相关文献基础上,对变革型领导的定义、维度、测量以及作用机制进行了综合评述,构建了分析变革型领导理论的系统视角,即:必须从变革型领导个体层面、变革型领导与下属群体关系层面、变革型领导与环境的组织层面这三个层次完整的理解变革型领导理论的深刻内涵。     

公司僵局及相关问题探讨

公司僵局,主要发生于有限责任公司,在股东人数较少时更为常见。我国新《公司法》第183条规定了公司僵局情况下的司法解散,完善了公司僵局出现后对股东的司法救济,但如何适用该条原则性规定,需要树立积极慎用的理念,兼顾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平衡,保证股东投资公司目的实现,又要避免轻易解散公司引起的社会动荡。     

从党的十八大报告精神看领导科学发展新任务

领导科学发展需要与时代发展同步,为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不断地调整发展新任务。党的十八大报告使我国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坚定,同时也给领导科学的发展赋予了新任务。我国未来面临的建设、发展、改革和稳定等各方面的任务仍然比较繁重,更需要科学的领导理论和成功的领导实践给予支撑,更需要有一批较高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的人才掌舵护航。     

企业高管团队组织与领导行为关系研究

企业科学组建高管团队是组织管理的核心问题,这是超越了英雄式、家长式领导等依赖个人魅力和能力的传统范式.本研究探索了高管团队组成特征与高管团队决策参与、开放沟通和团队合作等行为整合过程的关系,发现团队领导者的分享式领导会弱化团队规模和异质性对行为整合的负向效应,控制式领导会强化团队人口特征异质性对行为整合的负向效应.研究结果提示,我国组织未来的领导风格需要从上下控制型向团队分享型过渡.     

领导力评估理论研究述评

在当今竞争极其激烈的时代,领导力成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对领导力进行可量化评估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通过阐述领导力及其评估的重要性,论述了既有的领导力评估的方法和模型,包括传统评估法、360度评估法、自我评估法、评估中心法、领导力效力法和加里.尤克尔的三变量模型,认为领导力评估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体系,此方面研究还有待深入。     

江苏民信局兴衰述评

由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差异,肇始于清乾隆年间的江苏民信局有着独特的地域性。经过清末短暂的兴盛后,江苏民信局开始走向衰亡。以1896年大清邮政建立为标志,官办邮政与民间信局的博弈由此开始,江苏邮政当局先后对民信局采取了诸多严厉的措施,如强行挂号、征收过磅费,以致最后直接取缔。作为反击,江苏民信业则采取了上书、请愿、罢市等方式,然而效果却不甚明显,江苏民信局最终难逃罢废厄运。另外,军事、战争因素以及民信局之间的恶意竞争亦是江苏民信局衰亡的重要原因。一言以蔽之,民信局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罢废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