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德道德文化看圆善之铸成——读《圆善论》

康德在《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论述了人性中原初的善、人性中根本的恶、人的堕落、人的重新向善、道德寻求宗教等内容,尤其是康德"至善"的思想对牟宗三影响很大,牟宗三受到启发创作《圆善论》,重铸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尝试通过梳理康德思想内涵,逐步引出牟宗三的圆教与圆善思想,从而发现此二者之间思想精髓的内在的一致性。     

道德的形上学与审美形而上学——牟宗三与李泽厚哲学比较研究

从牟宗三批判康德的"道德情感"入手,既可以为理解牟宗三与康德的哲学差异,也可以为理解李泽厚与牟宗三的哲学差异找到入口。牟宗三提升康德"道德底形上学"为"道德的形上学",李泽厚则提出了"审美形而上学"的新思想,前者让实践理性充其极,后者则以人类实践作根基,其根本思想差异在于"两个世界"与"一个世界"之别。李泽厚批判以牟宗三代表的"即内在即超越"论,质疑这种"内在超越论"如何内在?超越什么?最终超越到哪里去?李泽厚批判牟宗三"即存有即活动",最终关注"道德实践","智的直觉"通过作为神秘经验之"逆觉体证"来实现,李泽厚则是以"生产实践"为思想根基,认定"宗教性道德"对"社会性道德"形成范导,并指向"理性的神秘"。李泽厚批判牟宗三"即道德即宗教"论,批判"儒学第三期"受佛教影响而追求宗教品格,转而强调儒学思想"即道德即审美即准宗教"。透过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与李泽厚"审美形而上学"之哲学比较,可以发见未来中国儒家发展之路。     

至善或意义？——论康德的终极目的概念

《实践理性批判》中的至善学说将幸福视作至善的构成要素,并通过配当幸福的概念将至善规定为德福一致。基于康德对幸福的理解及其伦理学对质料性的幸福原则的拒斥,康德将该至善规定为“纯粹实践理性”的整全对象乃至道德的终极目的的做法面临着根本困难。在康德的后续著作,尤其是《判断力批判》的相关讨论中,康德论证至善与道德的终极目的等同的尝试亦未完全成功。但第三批判在目的论问题的视域中对世界的终极目的的思考,具有独立于至善概念的理论价值。基于对意义而非对幸福或至善的需要的终极目的概念,能够为世界性道德秩序即“道德世界”的可实现性的信念做最终辩护。     

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道德探询机制考辨

新闻专业主义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客观性在新闻实践中并不能阻挡其希望排斥的主观价值与道德判断的渗入。除了客观性,新闻专业主义有其他的可能,作为一种开放的新闻道德探询机制,新闻活动就是一种追求优秀和卓越的社会实践,专业与优秀的标准也是善的标准,善的标准同时规定了职业人的德与行。在实践中,要通过对历史、社会生活和新闻社会性的深度理解、通过具体事件和案例的公开讨论来建构相对稳定和适当有效的新闻道德原则和相应的操作规范。     

关于真理问题的道德反省

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与价值论意义上的至善或正义是有机的整体。在哲学史上 ,真理问题始终是与价值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哲学以真理为研究对象 ,其目的不仅仅是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 ,而在于追求最崇高的存在。真理与至善是人类永恒的心理追求。真理与至善根源于人类思维的普遍规定性 ,客观真理是一种逻辑的存在 ,而不是现实的存在物 ,只有在与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发生联系的时候才有意义。人类的普遍理性与个体理性之间的矛盾是我们理解真理的客观性的关键。     

政治的客观性及其转进——牟宗三对中国传统政治困局问题的探索

政治的客观性是指民主政治中政治运行的规范与律则,牟宗三认为,政治的客观性建立之条件是政权的民主而不是治权的民主。而传统中国乃是一文化单位,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国家,故可有治权的民主,但无政权的民主。这样,牟宗三在《政道与治道》中主张:传统中国要建立政治的客观性,必须由治权的民主转出政权的民主,且是唯一的出路。同时,在现实上,要正视阶级的出现,因为阶级的分化与竞争是转出民主政治的物质条件。但牟宗三又认为,民主政治并非政治的最高形态,故政治又必须从阶级竞争中走出来,在道德理性中获得最后的转进,最后达到政教合一的高级形态。由此,儒家的政治理想应成为人类政治必然可期的高级形态。     

从至善向圆善的转化——《大学》“至善”思想新解

哲学的生命力在于它必随时代的发展而被赋予新的内涵,哲学经典亦然。“古本大学”中的“至善”只是从德行上强调道德的实践意义,“今本大学”中的“至善”已经获得了本体论的思想内涵。现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在以儒家道德本心消解康德灵魂不朽、上帝存在的公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圆善思想对《大学》“至善”的理解有新的启发意义,即《大学》“至善”在现代中国哲学的语境下获得了一种更完备的理论阐释：德福相谐和。并且这一转化对当下建设幸福中国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牟宗三“觉他”思想陷入误区原因梳理

"觉他"的思维方式即是康德所不承认人类可以具有的智的直觉,这是牟宗三道德存有论的核心命题。但由于牟宗三对康德智的直觉的内涵理解有欠准确,不仅坐实了上帝的智的直觉,转移了康德智的直觉概念的对象,而且直接以"自觉"证"觉他",终于将大致相当于胡塞尔现相学意向性的直接性等同于他所理解的康德意义的智的直觉,造成了严重的理论失误。     

圆教与圆善:康德与牟宗三--读牟宗三先生《圆善论》

康德提出了最高善即德福一致的圆善问题 ,但他将圆善可能的根据放在起于情识作用而有虚幻性的上帝上 ,这是依基督教传统的处理方式。中国儒释道三家传统提供了对圆善彻头彻尾的理性决定的说明模式 ,这就是圆教模式。牟宗三先生所著《圆善论》即就圆教而处理圆善问题。它判摄通贯儒释道三家圆教义理而归宗于儒 ,对康德的圆善论作了归虚于实的扭转、消融及提升 ,以人皆可呈现的创生性的无限智心 (仁心、道德本心 ) ,与儒释道三家的共法“诡谲的相即”方式 ,建立了他的新儒家德慧圆教的圆善论。在牟先生的圆善论中 ,康德的三个“设准” (自由意志、灵魂不灭、上帝存在 )皆被撤消。《圆善论》以圆教证成圆善 ,是牟宗三哲学的究极完成。其所启示的根本意义是 :天堂就在人间 ,人间自可创建天堂。     

再议“善相”——对一种学术批评的回应之三

在牟宗三的学理中,存有论是指“就一物之存在而明其如何有其存在”,而不是指“本心仁体或自由意志之真实存有性”。前者的重点在于说明道德之心如何影响天地万物使之成为存在,后者的重点在于说明本心仁体或自由意志作为道德创造实体是真实的,不能以后者代替前者。牟宗三将道德之心创生的存有对象规定为“物自身”,源于对康德智的直觉这一概念的误解。智的直觉原指“本源的直观”,意即不需要外部对象刺激即可形成质料的直观,牟宗三则将其理解为一种不需要时空和范畴的思维方式;因为本心仁体的自我体认以及创生道德存有,都不需要借助时空和范畴,所以牟宗三便认定这种思维方式为智的直觉;又因为在康德那里智的直觉是针对本体(物自身)的,所以牟宗三又将道德之心创生的存有对象称为“物自身”。道德之心创生道德存有,本质是以道德之心影响天地万物,既如此,其对象即已经脱离了“物之在其自己”的身份,无论如何不能称为“物自身”。天地万物受到道德之心的影响便有了道德之相,这种道德之相即为“善相”,与之相应,两层存有应是“善相”的存有和“识相”的存有,而不应是“物自身”的存有和“现相”的存有。     

"赋予说"还是"满足说"——牟宗三以存有论解说道德幸福质疑

牟宗三的<圆善论>旨在解决康德的圆善难题.为了说明道德幸福是如何生成的,牟宗三以存有论加以解释,本文将其称为"赋予说".但笔者认为,道德幸福并非主要来自于存有论的赋予,而是成就道德的内在要求得到满足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满足说".以"赋予说"还是以"满足说"解说道德幸福,是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     

唐君毅和牟宗三的中西文化精神比较

近代中国民族的危机本质上是文化的危机,这是现代新儒家的共识。现代新儒家力图在文化上解决中国民族的危机。唐君毅和牟宗三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著作大部分集中于中国文化建设问题的探讨,通过中西文化精神的比较探讨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进而摸索中国文化的合理的发展方向。本文主要分析唐君毅和牟宗三的中西文化精神的比较,探讨他们如何摸索中国文化的现实出路。     

个体理性与公共生活的关系

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家所说的理性,在本质上是个体理性.理性是有关公民个人道德能力的前提假定.在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中,有关公民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论证,完全依赖于个人是理性自律的道德主体这一假定.公共理性在本质上是公民个体理性正当运用的结果,并不是在个体理性之外存在着一个公共理性.公共生活的目的不是使公共利益或者公共善实现最大化,而是使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得到合理满足.优良的社会生活有赖于每个公民的道德努力.     

论康德的道德应当及其与善、能够的关系

康德的道德应当体现其先验主义伦理的特色.其道德应当体现了一种基于理性理念的秩序,它源自作为可能世界的智性世界并对现实世界施加影响.正是基于此,才能厘定道德应当与善的关系,即道德应当先与善.并对"应当意味着能够"命题的一些的错误理解作了批判分析,认为"应当意味着能够"命题不是在逻辑上和现实上,而是在意志意向道德法则的可能性上理解.     

道德的价值与诉求——孟子的一种道德视角及对它的一点省思

孟子所说的＂四心＂,是天道赋予人的先天道德本心,它统兼性情,以性为主,是人和禽兽的本质区别。这种先天的道德本心,促使道德主体去追求更好的生活。善的力量不仅促使自己为善,还引导他人、社会向善。在践行道德德性的过程中,幸福会伴随而来。但是,在对道德的规范之中,孟子对利的过分剥离,让道德对利保持着独善其身的姿态,这就使得道德的实现陷入了比较尴尬的境地。     

“道德践行之呈现”的传承——论牟宗三对熊十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之二

“道德践行之呈现”是熊十力的重要思想。牟宗三很好地继承了其师的思想,对其多有阐发,由此接上了传统心学的血脉,这也是牟宗三在现代新儒家中占有重要地位、影响巨大的原因之一。但同其师一样,牟宗三对这种意义的呈现缺少透彻的说明,令人难免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感。另外,牟宗三受传统心学立场的局限,过于看重了这种呈现,将其视为成德成善的唯一途径,未能重视智性的作用,延续了宋明儒学门庭狭窄化的弊病。儒学下一步发展要取得好的成绩,必须解决这两个问题。     

公共理性视域下当代道德建构之维:理念、制度与文化

人文启蒙历史情境下生成的公共理性是近现代文明奠基石,其生成逻辑对当前国内道德建构有着重要启示。"人是目的"理念系公共理性之宗旨,共同体信念系"人是目的"社会通约,只有确立共同体信念且生成公共理性交往秩序,传统"差序格局"与"原子式"交往困境才能向普遍信任交往方式转型。转型期政治制度实践必须具备创建良好公共秩序与满足社会道德需求的基本效能,政治共同体只有实现善政优化社会结构公平秩序,才能造就制度信任且为行动者提供优良伦理价值认知图景。大众文化系培植审美意向与道德情感不可疏忽的生活载体,审美艺术之本质是将反思判断力而非感官快适感觉作为艺术准绳,从现实质料及实然性中探求超给定性之意义世界与反思维度,启蒙行动者"自己向自己负起责任"的历史主体意识。     

论牟宗三如何说不可说

回应逻辑实证主义通过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的方式表现出的对形上学的拒斥,是贯穿牟宗三一生哲学思考的核心话题之一。牟宗三以早期维氏在"可说与不可说"上的困境,即"逻辑形式本身可不可说"问题为突破口,批评了其带有符合论色彩的语言意义论。基于逻辑自身与逻辑运用的区分,牟宗三将可说领域从命题之域扩展为主体自身展示之域,最终确立了主体创造意义的思想。面对早期维氏所限定的种种不可说之域,牟宗三以分解地说与非解地说两个层面予以说之:"认识我"以"形式直觉地说"说出逻辑领域,"真我"以"智的直觉地说"说出道德、宗教与形上领域,又以"非分解地说"说出这个"整全世界"。"智的直觉地说"最突出地体现了语言对存有的构成作用和主体的创造性,但忽略了语言对存在的归属性以及主体间的交互作用,其背后是对主体作出的脱离了具体存在的抽象规定。不过,"非分解地说"暗示了新的出路。     

试议智性直观、智的直觉、及"本觉"的存在格义问题

康德的存在论题在否定性上切近了存在论差异,在肯定性上暴露了主体性哲学的本质性困难,这集中体现在其关于本源追问的智性直观问题上。牟宗三非对象性、道德性、肯定性、实体性的智的直觉,根本上是基于中国传统体用逻辑论证性的,而非现代现象学解释学的,还不能解决康德的存在困境。而《大乘起信论》的本觉由于其在自性之超越性上开显了某种现代解释学的本源维度,则可能重新解释孔子畏知天命的存在之知的本真意义。     

儒家道德的善恶对峙性

在儒家那里,恶始终没有在道德的世界里得到自身的应有角色定位,只在符号的意义上与善存在对应的关系,善的实现必须在与恶的斗争中才能完成.儒家的道德世界是单一的善的世界,而事实上善恶是互为依存的因子,所以,在儒家这里,根本不存在真正的道德世界,只是虚幻的世界,道德也永远无法成为人们行为的目标和内在力量.这是我们今天研究儒家道德必须深刻认识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