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明清竟陵方音"iη、(e)η"与"in、(e)n"的混同现象

天门方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iη、(e)η"与"in、(e)n".据文献记载,这一语音现象在明代江淮方言中巳普遍存在.明清时期竟陵方音中存在深、臻摄与曾、梗摄的混同现象,即部分"iη、(e)η"与"in、(e)n",混同.     

明清竟陵方音部分"(e)"与"(e)u"混同现象

明清时期竟陵方音中存在遇摄与流摄的混同现象,即部分"(e)"与"(e)u"混同.     

上林壮语致使结构

上林壮语致使结构可以根据两个语义参项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使用标记te:η1的结构,说明致使者无意导致某种不幸结果;二是使用标记hη3的结构,说明致使者有意促使或者有意不阻止某种结果;三是使用标记ku6的结构,说明致使者有意程度比较强。ku6来源于动词"做",hη3来源于动词"给予",te:η1来源于被动义。根据语言类型学的研究,te:η1的语义来源及其所表达的不幸语义范畴是上林壮语致使结构的特点。     

“壬”、“■”字义考辨及字形规范——兼谈“任”与“仼”、“呈”与“■”的字形字义关系

从"壬、■"字形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当前的应用层面提出字形规范统一的设想,以期为当前的汉字字形规范提供参考。从字源看,"壬"应写为"■",但历代字书中写为"壬",是为与"王"加大区别度;"壬、■"是形音义完全不同的两个字,但这两个字形很早就混同,字形本身已不具备区别字义的作用;在海峡两岸现行汉字的实际运用中,都出现"壬、■"混同的现象。从文字部件简化优化的角度出发,建议将"壬"确立为标准字形,将字源含有"■"的字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与"壬"同形,一部分与"王"同形。同时,也梳理了"任"与"仼"、"呈"与"■"的字形字义关系。     

蒙古语族语言领属格和宾格关系及其来源

蒙古语族语言的领属格和宾格词缀在诸语言中的分布情况不完全一样,有的语言中使用着独具语音形式的领属格和宾格两个格词缀;有的语言中领属格和宾格采用一种词缀形式。在中世纪蒙古语中尽管分别采用不同的词缀形式来表达领属格和宾格,但是偶尔还能见到这两个格词缀互相混用的现象。在古突厥语和满语中也存在着领属格和宾格采用一个词缀形式的现象。因此可以认为领属格词缀和宾格词缀是由早期领宾格一个词缀分化发展来的。根据古突厥语 in, n,蒙古语 in, n和满语 i(< in)的语音形式,认为它们的早期共同词缀形式是 in, n。     

方位标“里”、“内”、“中”的历时考察

汉语方位标"里"、"内"、"中"的用法功能是逐渐丰富发展起来的,方位标"里"、"内"、"中"使用的纠结现象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历时演变特征;造成"×里"、"×内"、"×中"使用上纠结的原因,语体和文体的影响只是外在的因素,其内在的因素是受到了与人类语言表达密切相关的认知心理的影响.     

北宋张耒近体诗韵考

从北宋晚期诗人张耒的1 424首近体诗的押韵情况来看,其用韵特点如下:近体诗借、出同摄之韵现象突出,阳声韵尾与古体诗一样,m、n、η不同程度地混押.这些特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江淮方言的语音特征.     

从宋元时期用韵材料看吴语中的-n、-η韵尾相押

在宋元时期是近代汉语语音发展的重要时期。汉语语音史上许多重要的语音现象在宋元时期发生,发展或趋于完成。其中阳声韵-n、-η韵尾之间合叶现象在宋元时期吴语地区押韵材料中较为多见。通过考察现在吴方音的语音现象,试图解释吴语中的n、η之间的相混现象。     

从出土战国文献看“不”与“未”的异同

出土战国文献中的"不"与"未"的语法功能基本相同,二者均可修饰动词性谓语、形容词性谓语、名词性成分,可用于宾语前置句,可构成固定短语。"不"与"未"有各自的否定语义,并在小范围内混同兼用。"不"的语义最为稳定,一直保留到现代;"未"则被"没"所取代。现代汉语中"不"与"未"混同兼用的语义主要保留在一些古词语中。     

古代文字“通假”现象浅析

文章立足于对汉字表意特点的肯定,分析了古代文字各种"通假"现象.指出"本有其字"的通假字是文字运用中的一种不规范现象,论证了在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时代要求下,纠正古典文学读物(包括学生教科书)中某些通假用字的意义.     

浅谈唐宋以后的“韵”——兼与王开扬先生商榷

隋唐韵书产生以后诗韵变得相当严格,其它如词、曲、赋等韵文以及今天用韵则相对较宽.本文根据诗词曲赋用韵宽严的不同对王开扬先生"wēn"与"wén"分属两韵、"ān、iān、wǎn 、yuān是一个韵"的笼统说法提出质疑.     

蒙古语标准音〔o〕与科右中旗土话对应研究

蒙古语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土话缺乏标准音中的基本元音〔o〕,因而标准音中的〔o〕在此分化为〔u、u、、y、i〕等元音,标准音长元音〔o：〕,在此分化为〔u：、u、、■〕等元音。〔o〕的对应是受语音自身发展及喀喇沁蒙古族语言文化、农耕文化、汉族语言文化的影响,具浓郁的地方特色。     

词、曲中-n、-(η)二尾混押源于西北方音说

宋词、元曲中都有大量的-n、-η二韵尾字混叶现象,对这种现象的解释目前学术界说法不一。据我们的考察,自《诗经》时代至唐,-n,-η,-m三尾相混现象与地域因素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宋词、元曲中的情况却又使方音说遇到了困难,表现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用韵特征。我们认为这与词曲的发祥地有密切关系。词曲都源于西北,这是西北方音的表现,而当词曲进入中原后,这种用韵特征则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流行开来。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这种叶法用韵宽,可使写作少受拘束,有利于感情的宣泄。     

浅析榆次方言中L、U不拼的现象

从历史语音学的角度来分析榆次方言中l不与u拼 ,n不与u拼 ,l+u与l+uo、l+ou同音 ,n +u与n +uo同音等现象 ,结果表明 :在榆次方言里 ,舌尖中、浊这两个发音要素使其后的u变成了 。     

江夏方音考察报告（摘要）

江夏区北片方言属于西南官话区,南方主言属于赣语区。江夏话声系中基本上无鼻辅音n,无翘舌声母ts、ts‘、s、z。江夏话韵系中撮口呼韵母、o系韵母、i韵母字较多,无η,iη韵母,江夏话南片韵系中很少有元音韵尾的韵母。江夏话北片有阴平、阳平、上、阴去、阴去五个调类,南片有阴平、阳平、上、阴去、阳去、入六个调类。     

"缝"义的"连、联、挛"

在汉语方言的广大区域内,很多地方用来自"来母山摄开口三等平声"的读音表示"缝"义,另有很多地方用来自"来母山摄合口三等平声"的读音表示"缝"义.前者可能有的本字是"连"或"联1,力延切",后者可能有的本字是"挛"或"联3,吕员切".开口的读音与合口的读音在地域上成互补分布,因而具有方言区域的标志作用.考证中对韵母作古今比较时,除了寻找今音同韵母的例字之外,必要时还拿古开口字的今韵母同古合口字的今韵母作比较,拿古一等字的今韵母同古三等字的今韵母作比较,或再考察今音的声韵配合情况.这种全面关注音变的系统性、整体性的做法,本字考证中常需用到.     

商洛方言中“支微入鱼”现象分析

"支微入鱼"现象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分布范围很广,说明它是汉语方言的共同基因,是起源很早的音韵现象。在商洛方言中,"支微入鱼"主要集中在止摄合口三等非组字,结合敦煌石窟所藏的汉藏对音材料,构拟出止摄合口三等字演变的路向及其内在机制。     

湖南汨罗方言的持续体貌助词“徛”、“徛个”

湖南汨罗方言的"徛[t i21]""徛个[t i21kei33]"是使用频率很高的持续体貌助词,前者用法复杂、分布面广。两者关系密切,但在句法分布、语义组合等方面存在差别。"徛"的声母不送气,而汨罗四周方言及湖南境内诸多方言的持续体"起[□□i]"都是送气声母,显得颇不"合群"。不过,虚成分"徛"的多功能模式与汨罗邻近的长沙、宁乡等方言中对应的"起"大致平行,加上有周边省份方言作为旁证,可推测"徛"读不送气应该是动词"起"在虚化过程中伴随了语音弱化的结果,"徛"的语源极有可能就是趋向动词"起"。     

论意象与联想力、想象力之互动——以“多”、“二”、“一（0）”螺旋结构切入作考察

联想力与想象力是思维力的两大翅膀,藉以让思维力遨游于客观与主观时空,以通贯心、物,上撤其本、下撤其末,将真实世界、伦理世界与艺术世界融通为一,以呈现真、善、美的圆融境域.而意与象即相当于心与物,为人类思维活动的原动力,自然和联想力与想象力关系密切.大体说来,就在联想力与想象力的作用下,意象得以形成、表现、组织与统合;其中意象之形成、表现,关涉到偏于主观的"联想力与想象力"所形成之形象思维;意象之组织,关涉到偏于客观的"联想力与想象力"所形成之逻辑思维;而意象之统合,则关涉到合客观与主观为一的"联想力与想象力"所形成之综合思维.由此可知意象与联想力、想象力,在思维力的大力牵合下,不但三位一体,而且使它们形成"意象←→联想力、想象力"的"多"、"二"、"一(0)"螺旋结构.     

竟陵派钟谭韵文用韵所反映的明代天门方音特点

当代汉语音韵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与方言研究相结合。文章以明代竟陵派代表钟惺、谭元春的韵文为研究对象,运用韵文用韵研究法,以《广韵》音系及明代通语韵系做参照系,联系现代天门方言,分析出明代天门方音的如下特点:"in、 n"与"i 、e "不分;"i"与" 、 "有分离趋势;入声韵尾处于数而合一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