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岩画中的“鸟图形”

西藏岩画中数量丰富的“鸟图形”,显示出“鸟(鹰)”在西藏早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后期相当部分的“鸟图形”岩画,看上去颇有些超自然的意味,但早期岩画中的鸟图形可能仍是高原自然生态环境的一种表现,只是随着苯教文化的发展,逐渐赋予了鸟图形以特殊的意义。据苯教文献记载,古代象雄部落是神鸟“(?)”(穹)的后裔,西藏岩画中这些带有神秘意义的“鸟图形”,显然与古代象雄部族的神鸟“穹”的崇拜习俗有直接关系。西藏岩画中丰富多彩的“鸟巫”形象也向我们证实:古代象雄苯教巫师在做法事时,力图将自己打扮成鸟形,不仅用以显示巫师不同寻常的魔力,更重要的是与神鸟“穹”保持精神上的一致,“鸟巫”正是古代象雄部族“鸟图腾”文化的一种延伸。西藏岩画以其极为生动丰富的图像,成为古代象雄文化发展过程的形象注解,在古代象雄文化缺乏考古实物的今天,它们无疑将是我们解读神秘的古代象雄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西藏岩画中的"塔图形"

宁夏贺兰山西夏时期的"塔图形"岩画,与青藏高原岩画显示出明确的一体性,反映出党项人也曾是青藏岩画的创造群体之一。西藏岩画中也有大量丰富的塔图形岩画,它们体现了高原古老的苯教重祭祀、祭坛的文化特色。西藏岩画揭示了苯教不仅拥有祭坛塔的传统,而且在吐蕃王朝兴起之前,已经形成苯教塔祭坛的建筑特色。苯教塔祭坛的形成过程中,可能受到了佛教文化的影响,但这些影响早于吐蕃王朝时期,是藏西地区受到周边佛教国家文化影响的结果。     

玉树白龙沟岩画与苯教文化关系研究

青海玉树白龙沟岩画具有浓郁的苯教文化色彩,其塔图形是目前所知藏区各岩画区苯教祭坛塔所占比重最大者,造型有明显早期特点:巫师图像数量多,造型古朴稚拙,与藏西阿里、藏北那曲"鸟巫"岩画既存在相似性,但更以独特地方风貌取胜;宗教题材则是明确的神鸟穹信仰与古老的牦牛崇拜同时并举,以后者影响更为深刻。文章通过与阿里、那曲与玉树三个区域岩画同类题材的对比研究,明确了白龙沟岩画属于年代较早,图像相对原始的苯教文化遗存,它的发现与研究对探讨青藏系统岩画的源起、演变与繁荣这一发展线索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马图形·"风马"·战神格萨尔——由西藏岩画"马图形"所引发的思考

西藏岩画中有大量的马图形,但它们只作为人的坐骑出现,完全附属于人。由岩画中马图形的特殊性所引发的思考涉及到敦煌古藏文写卷中的《马匹的故事》、纳西族的《献冥马》传说、藏文史料中的"马区"以及西藏古老的"风马"祭。很显然,"马匹"对于东氏部族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与之相关的还有在高原广为流传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通过比对,我们发现,格萨尔与他的东姓氏族的"图腾",应该是一种"半鸟半马"的复合结构,无论是神鸟"琼"(khyung)还是"风马",它们在形象上都呈现出"马—鸟"的双重结构。     

再探古老的象雄文明

本文用详实的考证说明了祆教作为近邻大食的一个强势文化对古象雄苯教形成的影响,论证了象雄的地理位置及其著名的象雄十八王国,用珍贵的手抄本资料阐释了作为古象雄穹部落后裔东迁的曲折历史和传说,作为比较研究结果提出沃摩隆仁是藏族先民对中亚历史地理的整体记忆,是象雄中部的地理地貌和佛家西方极乐世界的启示相结合的产物,是古代中亚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在藏族苯教文化中的深层积淀的崭新的学术观点.     

再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青藏高原古藏人之古象雄（古支那）、西女国中的“嘉（夏）”部落与中原夏王朝的亲属渊源关系

位于西藏的古象雄、苏毗女国是公元前10世纪以前至公元前6世纪之间,逐渐从今青海省的汉藏交界处迁徙到西藏的.古象雄是古轩辕国、古支那国、古昆仑;苏毗女国是西王母国.它们是我国夏王朝在西北地区的遗族和母国.青海玉树嘉二十五族( )、外象雄西藏丁青三十九族和川西北嘉绒( ),均是象雄和苏毗女国的"嘉( )(夏)部落",是我国古代夏王朝的同族.吐蕃亦是夏的部族.     

再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青藏高原古藏人之古象雄（古支那）、西女国中的“嘉”（夏）部落与中原夏王朝的亲属渊源关系

位于西藏的古象雄、苏毗女国是公元前10世纪以前至公元前6世纪之间,逐渐从今青海省的汉藏交界处迁徙到西藏的.古象雄是古轩辕国、古支那国、古昆仑;苏毗女国是西王母国.它们是我国夏王朝在西北地区的遗族和母国.青海玉树嘉二十五族、外象雄西藏丁青三十九族和川西北嘉绒,均是象雄和苏毗女国的"嘉(夏)部落",是我国古代夏王朝的同族.吐蕃亦是夏的部族.     

藏文文献中“■”(苯)与“■”(辛)二词考辨

苯教研究是现代藏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古藏文文献中出现的"■"(苯)一词成为苯教学者论证苯教渊源及其早期历史的基本证据之一。但是古藏文中"苯"与苯教典籍中"苯"的含义却相去甚远,与现代藏语中的"苯"也不是一回事。与之相类似,"■"(辛)也是藏文典籍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词汇,且与"苯"关系密切。作为西藏早期历史研究之一,笔者梳理和对比敦煌藏文文献与苯教典籍中的"■"和"■"的不同含义,通过其词汇意义的历史变迁,结合苯教典籍、教义教理和僧伽组织及寺院的形成时间,结果证明:吐蕃时期的"苯"还只是西藏本土的巫术仪式之一,并非苯教;作为一种系统化的宗教,苯教应是在吐蕃王朝结束之后才正式形成。苯教虽然以西藏本地的原始信仰为基础,且名称也源于古代,但是苯教的"苯"不等于古藏文文献中的"苯"。     

史前鸟文化与文明起源

鸟文化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一，是中国史前时期各考古学文化的普遍现象。时间跨度上至赵宝沟文化和河姆渡文化，下至距今龙山文化时期。地域范围遍及辽河、黄河、长江三大流域。并且有着至为久远的历史渊源，在古籍中有相当多鸟文化和鸟生传说。鸟文化现象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表征和普遍的文化模式，始终走着一条礼仪化、制度化的发展道路，从对自然的崇拜逐渐演进为政治礼俗。当统一的社会实体出现时，鸟文化成为各个氏族部落的文化传承和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并使之成为一个更加紧密、更大规模、多元化的文化共同体，在创建中华文明的历史过程中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西藏西北部地区象雄文化遗迹考察报告

在苯教研究过程中难免遇到很多在象雄及其文化特征上需要解决的问题.虽然从文献记载可以大致勾画出象雄及其文化的分布情况,但是如果能够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来证实文献历史就更具科学性.反过来,考古研究也需要有文献记载来说明其文化内涵.鉴于此,笔者从2002年9月13日至11月3日对西藏西北部地区象雄文化遗迹进行了为期52天的田野考察.这次考察总共行程6500公里,所辖面积达46万多平方公里,海拔4400～5200米之间.考察新发现60余处古迹点,包括14处古城堡和庙宇遗址、7处洞穴岩画、20处古墓葬群遗址(共计1000余座墓葬)、10座白石碑遗址(近达200根石碑).文章对所有被发现的遗迹点都做了详细的介绍,并通过当地民俗传说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式分析和说明了各个古迹点的历史背景.     

从金沙"太阳神鸟"看金沙遗址文化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四鸟绕日金箔”,被学术界命名为“太阳神鸟”,它具有多重象征意义:既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等原始宗教寓意和神话色彩,也反映出金沙遗址文化中和谐、辨证的哲学思想和审美意识,更具有科技、历法等丰富的科学内涵。金沙“太阳神鸟”体现了金沙遗址文化的精髓和核心,也是三星堆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百越民族的水稻、浮稻与“鸟田”传说新解

《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古籍中记载的“鸟田” ,有的学者诠释为“以鸟助耕” ,这纯属误解。本文通过对百越民族谷物起源神话的分析 ,得出”鸟田”、“雒田”研究的新结论 :它们来源于古代百越民族的鸟、狗取稻种神话 ,原意是指水稻、浮稻和水田。     

灾难中的"国族"与"族群"

通过5·12汶川大地震救援进程的推进案例,分析了国族与族群在具体情境下的转换规则,并探求其中的文化蕴含.     

历史视野中的"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它们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全球化的发展似乎注定要带来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否定;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二者都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所引发的必然的社会结果,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只要阶级还存在,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民族-国家都不会消亡。     

吐蕃统治敦煌的监军、监使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设有大监军使,简称监使,又称为节儿监军,藏文写做khri spyan或rtse rjespyan,即万户悉编或节儿监军,也可简称为节儿,是仅次于敦煌乞利本(khri dpon,万户长)的当地第二号军政长官,主管军事、司法、农业生产等事务。另外,吐蕃在敦煌还先后设置了汉人部落监军、汉人监军(rgyavi spyan,亦译为唐人观察使)等官员,地位在大监军使之下。在吐蕃统治下的河陇、西域及其他地区也设有悉编(spyan)一职,为吐蕃在该地区的重要职官。这一职官对后来河西归义军政权的职官制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不同语境下的“民族主义”

本文认为 ,在当今中国人的观念以及汉语的文献包括相当多的学术著作中 ,被频繁使用的“民族主义”一词 ,实际上并不完全与西方文献中出现的“nationalism”的涵义相同 ,甚至有超出“nationalism”的本来内涵而被过于泛化应用的趋势 ,这是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对该概念的理解受诸多因素影响而导致产生了一部分歧义 ,或把凡带有“ -ism”这个后缀的词语均简单对译为“主义”的后果之一。澄清藏在这种现象中的迷乱 ,从语境分析出发辨识其中的真相 ,将会有益于学术的繁荣与发展 ,也有利于大众传媒与受众之间彼此进行互动。     

回鹘文契约中的"bil"与汉文契约中的"知"现象考

“当”组合为词。宋元时代契约中少见“承当” ,但有“成当” ,《会编》4 2 9《元至治二年 (1 3 2 2 )祁门县谢子英卖山地红契》载 :“其山未卖之先 ,即无家外人交易。如有家外占拦 ,并是出产人自行成 (承 )当 ,不干买主之事。”这个括号里的“承”也是注释者补的 ,其实 ,“承当”以及由“承”组合的“承值”、“承担”、“承管”等词多见于明清时代的契约中。在责任用字与句子结构方面 ,宋元契约与 9— 1 0世纪敦煌契约中的“知”套语的关系一脉相承 ,这一点自不待说 ,与敦煌出土的契约比较 ,宋元契约“知”套语中的条件从句的内容进一步增…     

对民族经济学研究"冷"与"热"的思考

通过对民族经济学发展历史的回顾和对其研究中冷与热的分析,发现民族经济学发展的困境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但根本原因在于其没有自己的研究范式,没有鲜明而得到认同的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因此,发展民族经济学的根本途径在于,加强对其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的探索,进而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     

Ethnic Group不能作为"民族"的英文对译--与阮西湖先生商榷

《世界民族》1998年第2期刊发了阮西湖先生写的《关于术语“族群”》一文。在文中,阮先生认为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不能翻译为“族群”,“在国外人类学文献中,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一词就是指‘民族’”。实际上,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而且,如果这样用下去,约定俗成后,将会造成更多的麻烦,因为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与“民族”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名词或术语。例如,《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ｅｔｈｎｉｃ条云:1)ｏｆ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ａｃｉａｌｏｒｔｒｉｂａ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ａｔｈａｓａｃｏｍｍ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ｒａ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