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末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化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在清末政治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却是在其相对与政治权力地位不断边缘化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随着科举制的废除、皇权国家趋于解体和从“士”到“知识分子”的社会转化,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中的中心位置不断边缘化,从而使清末边缘化知识分子兴起,进而参与“革命”表达这一集团重新寻求政治社会“中心”位置的努力。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重构社会重心之失败探源

从古代到近代,士大夫都是传统中国社会的重心,然而,到了20世纪初期,士大夫文化已基本消失,知识分子迅速边缘化。在边缘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并没有放弃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他们不断通过政治、教育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变革来重构社会重心,但最终失败。本文将从科举制度的废除所导致的知识人与中央权力、地方社会的制度性联系的断裂、知识人的文化认同危机两个维度来探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重构社会重心失败的原因。     

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特征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被称作“士”,其基本特征是:一、重政务,斥技艺,知识结构比较单一,但社会组织能力比较强;二、一身二任,既与统治阶级关系密切,又要代表社会良知,心态矛盾;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强的道德责任感;四、重学习、思索和实践,同时又偏于保守、轻视创造。     

信仰的生存论解读

信仰是人之生存信仰,对其解读只能是一种生存论解读.信仰是人在精神世界中渴慕崇高而对现实自我的当下超越,从而为人的精神世界注入人之为人的意义领悟和价值关怀,使人挺立起主体的自足.信仰源于人自觉人生的缺憾,需要以某种意义弥补自我存在的残缺,信仰的本质就是信仰人生有意义,从而使人生值得一过.信仰最终要解决的问题是:明了生死之惑;超越庸常生活;指引人生理想.     

边缘化“危机”与边缘化“意识”——论“五四”参照系中当代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包含着两层不同的含义,即边缘化"危机"与边缘化"意识",这是当代知识分子对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基于两种不同语境的思考,看似自相矛盾,实则殊途同归.对"边缘化"的探讨意味着知识分子对自身角色的重新审视,以及对自己社会、历史位置的重新确定.而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源头的"五四",无疑为当代知识分子自身合法性的建立提供了历史的精神资源与价值参照系.     

王霸之辩与中国传统文化软实力思想

王霸之说是先秦诸子在诸侯争霸背景下提出的政治概念,却与当今社会流行的软实力理论有着相通的思想内涵。王道推崇以德服人,可与软实力对应;霸道强调以力服人,可与硬实力对应。就思想主流而言,古人认为王道将伦理感召和道德震撼作为治道,其力量来自百姓的诚心拥护,具有硬实力所不能比拟的优势。而在实际运作中,王霸兼用,软实力与硬实力并重一直是历代统治者治国理民的主要方式。与西方意义上的软实力不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软实力首先强调的是自我完善,通过自身表率,给民众、社会及他国以正面影响,最终使得社会和谐、天下安定。软实力的作用不在于控制他者,而是取得与他者的共生共赢。     

论学术信仰的建立

学术不端行为的蔓延之势玷污着学术圣洁的殿堂,整治学术腐败的文章连篇累牍.文章认为解决中国目前学术界的问题的根本还应当从建立学术的信仰开始.尊重科学研究内在的规定性,形成学界对科学研究规定性的高度认同,并由外在的约束上升为内在的自律,不畏艰难,蔑视权贵,追求真理是学术信仰的精神内核,它是学者心中的敬仰、敬畏的"神",心中有"神"的学者才可被视为智慧的化身,真理的代言人,社会良知的守护者,学术界才可被称之为象牙塔、圣洁的殿堂和社会的净土.当今中国只有从科学精神的再塑造、知识分子良知的猛唤醒、社会正义的共培植等方面入手建立学术信仰,最终从根本上实现学术腐败的全面整治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救赎.     

古代儒者的“士气”与当代知识分子的节操

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士气”,既包括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志气,修身正行、严于律己的风范,发愤忘食、自强不息的精神,道不虚谈、学贵实效的学风,奉职循理、守官尽职的态度,坚持真理、舍生取义的气节等精华,也包括帮闲意识、自鸣清高、文人相轻、泥古不化、自由散漫、容易消极等糟粕。当代知识分子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就必须在吸取古代“士气”的精华、扬弃其糟粕的基础上,重塑知识分子的节操。     

论“王道”与“王制”——从传统“王道”思维中走出来

"王道"是王权体系下的一种政治理想,对现实的王虽有某种批判意义,但又寄希望于王,其核心是王制:越是张扬王道,就越肯定王制;越是把王道作为一种理论追求,那么所谓的"道"就越依附于王,两者可谓相反相成。作为一种结构性存在,"王道"属于古代的一种政治思维,是一种历史的形态,与现代政治思维不在一个层面上。"王道"不仅是一种价值观念,也是一种很稳定的思维方式,影响至深。如何从传统"王道"的思维方式中走出来,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这既要改变产生"王"、"道"互相论证的社会结构,又要有新的思维方式取代传统的思维方式。     

西汉“过秦”风潮与儒者的“王霸之辩”

汉初陆贾对秦朝灭亡原因的检讨,依托战国诸子“帝王霸亡”的叙述模式展开,着意于凸显秦政之苛暴,客观上丰富了先秦以来诸子批判暴政的历史素材。此后贾谊之《过秦》在继承诸子论政传统的同时,开始从秦统一历程的视角反思秦政之得失,初步指出秦亡于不行王道。后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则明确强调秦政的“霸道”属性,进而将“周秦之别”作为“王霸之辩”的历史参照,从而反向论证儒家王道政治的合理性。从中可以看出,随着时代发展,西汉初年的诸子政治哲学至西汉中叶已逐渐让位于儒家五经之学,而儒家倡导“王霸之辩”的历史与学理依据也日益完善。     

论中国传统戏曲的美学特征

形成于传统文化土壤中的中国戏曲,在持续千年的发展成熟过程中始终秉承着自己独特的精神风貌和美学追求。剧本创作重视神主形从,舞台表演讲究以技写情,观众欣赏贵在破除幻觉,在一定的心理距离之外感受戏曲的魅力,并且从中获得教益。     

论中国人的信仰

在将"信仰"与"宗教"混同的情况下,西方一些人很难了解中华文化中的信仰状况,甚至以为中国人没有信仰。实际上,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中,看似"无"宗教,却是"有"信仰的。从《周易》开始,中国人就确立了以"天"为最高信仰,以人为关怀对象,追求"顺天应人"的人本主义信仰方式。这种信仰方式有其合理先进之处:它借多元宗教和非宗教的外壳,保持了"以人为本"的内核,有利于避免西方特别是欧洲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种流血的宗教冲突,给社会的发展多保留了一点难得的稳定和安宁。但也有不合理的一面:它对现实中很严肃的重大问题关注得不够认真、不够执著、不够彻底,甚至对于自己的信仰对象也缺少彻底的追究和一贯的把握,而是任其含混不定,随意改变;对于"信仰"这种心理和行为本身,它更少有正面的、开诚布公的自觉、反思、追问和交代,而是将其当作心照不宣的约定,满足于"运用之妙,在乎一心",停留于自发选择和盲目运用的水平。其结果便是,使人容易满足于眼前的、似是而非的所"得",而忽略在那些更大、更深远、更宝贵的东西的所"失"。在新的时代,人们既要深入理解它的特点,这是解开中华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又要充分挖掘它的资源,依据民主法治原则处理好信仰与宗教的关系,这是中国当代先进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国传统文化与知识分子品格

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面临着冲击和困惑,如何保持独立的品格,可以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有益因素,建立起以“知识”和“学者的良心”为本位的现代知识价值观念,建立起学术专业化和社会责任感的双重价值体系。     

仙由技成--道教成仙方式的现实性生存特征

成仙方式和途径，是道教神仙信仰的重要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特征。道教神仙传记《列仙传》中，存在着一种独特的成仙方式——仙由技成，即一个人如果在某一领域的技能达到登峰造极、与天合一的境界，那么他就能够超凡成仙。这种成仙方式表现出道教早期神仙信仰重视人的现实性生存根基的特点。     

此在生存之根的理论反思:生存论视域内的信仰学研究

信仰危机是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之一.信仰危机的实质在于人的自身的生存论的危机,是人的完整存在的本体论危机.因此,重建信仰,重建人的完整性,加强信仰学的研究是我们的必然理论选择和现实选择.     

儒者论“定”

"定"作为心性本体首见于《大学》,在被长期忽略后于李翱的"定者诚也"得到传承,并在周敦颐的"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张载"动静不失其时"的"定则自光明"中得到阐发,然后在程颢"动亦定,静亦定"的"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中确立起基本意旨。朱熹的"性定则动静如一、内外无间"、王阳明"静未尝不动,动未尝不静"的"定者心之本体"、刘宗周"动静合一之理"的"随处静定"、王夫之的定"则于至善中曲折相因之致,委悉了当……十分大全",将《大学》"缉熙敬止"之"定"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前后相继的儒者体验中,"定"的范畴精彩地体现了儒学对生生不息的本体之体用不二的终极性把握。     

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西文化观”的三个思想特征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文化观"主要表现为"师夷长技"、"文化激进"、"文化保守"、"中体西用"和"综合创新"五种观点,流显出三方面思想特征,即:主动交流、互通有无的"主动性"特征;或民族文化保守、或全盘西化、或中体西用的"偏向性"特征;囿于文化路径的选择、文化汇通方法的构设而非中国"文化精神"转生的"直观性"特征。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文化观"以中国文化发展路径的开拓为职志,为构设中国式"文化模式"提供了思想铺垫。     

论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的现实依据与实施路径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广大劳动人民对信仰等精神的需求日益凸显,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深层次推进的必然要求,是其完整内涵的固有之意.因此,从理论上阐述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的相关问题是新时期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实践的前提.     

传统儒学不可能导向民主法治

儒学思想的核心是“内圣外王”,它基本上是道德哲学,导引不出近现代民主法治的政治观念;儒学之“重民”、“惠民”的民本思想,与“主权在民”的近现代民主观念根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