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谓、生命、巫术——称"父"为"叔"习俗的文化人类学透视

称"父"为"叔"是黄河三角洲地区一种颇具地方特色的民间亲属称谓制度.结合文化主位与客位的角度,置这种亲属称谓于其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深入分析,这种独特的亲属称谓本质上是一种民间巫术;民众创造这种亲属称谓的动机是对生命和家庭安全的渴望,对艰苦的生存环境和动荡的社会环境的应对以及对鬼神的敬畏,是融合了民间信仰观念和地方亲属称谓传统演化而成的一种色彩浓郁的地方性亲属称谓制度.     

风水信仰对赣南客家文学影响探论

经过上千年的发展，风水观念与风水信仰已成为赣南客家人的集体无意识，对赣南客家文学产生独特的影响。赣南客家民间诗歌中的风水意象所表达的深层内涵即是风水原型。     

徽州家谱中的清代涉墓诉讼论略

有清一代,徽州宗族尤其重视"祖宗藏魄之所"的坟茔。这种重视不仅仅是因为墓地为祖先崇拜的现实表述,更是由于其为家族利益的一种特殊载体。墓地在精神和现实世界的双重属性以及选址上的特殊性,造成民间社会出现大量以墓地为中心的诉讼。既有异姓宗族间的诉讼,也有同一宗族内部不同支派之间的诉讼。诉讼的内容主要集中于侵占、盗害墓地及与墓地"吉壤"相关的风水。徽州宗族对涉墓诉讼非常重视,阖族参与的现象十分普遍,并在各自家谱中记载诉讼的过程和结果,作为宗族财产权利合法性的证明。墓地诉讼反映了清代徽州社会的宗族观念、风水观念、民间习俗以及地权争夺与权利冲突等。     

傣族村寨建设中的风水实践与文化整合——基于云南官纯寨的调查

风水是汉民族的一种文化形态,而实用主义则是其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传播的主要推手.正是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风水文化进入傣族聚居区,并逐渐得到当地居民的认同和应用,最终整合为当地建筑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对外来风水文化的引入和融合,既符合了当地居民趋吉避害的文化心理,也显示出重构民族文化的过程.     

莫言:与历史隔空对视 对苦难深情悲悯

近现代民族历史的文学叙事,往往受制于作家意识形态的制约,这种制约表现为作家对现实政治需要的应答,但莫言以超越阶级、党派的胸襟与视角,秉持悲悯精神与人道观念,在民族与阶级情感的纠结中,切入对人性与历史的考察,并通过文本重构桎梏中的历史叙事,还原历史现场应有的丰厚、复杂与模糊。其作品从民间获取话语资源,出离了高度组织化的历史形态,展现出一种富有时代精神的鲜活的历史观念。     

明清江苏和福建宗族生活方式和习俗比较研究

明清以来,福建宗族血缘观念相对淡薄、家族、乡族意识浓烈、闽东南地区整乡为族聚居、宗族的外植和迁移频繁、风水观念浓郁、宗族信仰祭祀成为民俗。江苏宗族更为重视血缘的纯洁性,宗族聚居但人口数量并不众多,没有形成浓郁的乡族观念,宗族的外植也不常见,风水观念相对薄弱,也未形成一定的民间信仰的“祭祀圈”。两地宗族生活方式和习俗的不同是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也是两地宗族在发展和建设过程中生态面相的具体体现。     

略论浪漫主义理论的流变

<正> 我国文学理论界一直把浪漫主义理论看作一个统一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产生,并且业已中断的历史现象.这种观念,没有清楚地看到浪漫主义是一个流变的,并非统一的,具有层次差别的历史潮流.实际上它经历了衰亡又兴盛的变化,这种变化意味着旧的观念逐渐消失,新的思想逐渐诞生.因此浪漫主义理论不是一个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包含着差异和变化.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就这一理论的流变和差异作一简略考察.     

“龙”字地名命名与神话思维——基于宜宾县192个“龙”字地名的调研与普查

地名既是一种地理、区位指称,又是一种历史文化符码,蕴含着传统文化元素,体现了民间思维。宜宾县192个“龙”字地名有五种历史文化与神话思维依据：一是因地形地貌如龙而产生;二是从风水视角将有关龙的传说附会于地名故事中;三是从龙图腾的吉祥意义出发命名,祈求禳解降福;四是基于龙有邪恶特性的民间认知,将降龙传说附会在自然物上,形成地名;五是以龙喻人,因该地出了很多有名的才子而命名。龙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原始图腾,负载了多方面的神话因子,在民俗中获得了广泛接受,对地名命名产生了多维度、深层次的影响。     

风水视阈下的中国东北朝鲜族传统村落环境的选择

风水文化起源于中国,在古代就开始在朝鲜半岛传播和发展,对朝鲜民族居住环境的选择产生了深刻影响。从17世纪至20世纪中叶,陆续有朝鲜族人从朝鲜半岛迁移到中国东北地区聚居,作为一种民族文化意识,风水观念持续顽强地发挥作用,指导他们进行居住环境的选择设计,进一步丰富了中国东北地域建筑文化的内涵。因此,探讨风水观念在中国东北地区朝鲜族传统村落环境选择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对今后更好地进行朝鲜族村落的规划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明代“四大奇书”的叙事视角

“四大奇书”虽然沿袭了源自民间口头叙事形态“说书体”，但在叙事视角的具体运用上，却表现出向中国古代历史叙事复归的特点。这种情况的产生与明代特定“社会一历史”语境下的小说观念有关。     

映照安史之乱的唐代民间弥勒信仰实物——敦煌写本《救诸众生一切苦难经》新探

在敦煌地区发现、影响广泛的重要文献<救诸众生一切苦难经>并非产生于吐蕃占领敦煌之后,也没有寄托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而是诞生于安史之乱时期的相魏之地,目的是为了祛除面临的战祸;它杂糅了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诸种因素,体现出了一种新型的本土化信仰形式,但主体上仍属于佛教信仰;这是一件唐五代时期新产生的民间弥勒信仰经典,体现出了一种截然不同于主流社会和正统佛教界的民间佛教经典观念;该经的产生和广泛传播,表明弥勒信仰在民间仍然具有勃勃生机,其势头在一定时间和地区甚至可能盖过了弥陀信仰,一般认为弥勒信仰在唐五代已然衰微的观点是不全面、不客观的.     

风水与坟业的历史民族志——清代光绪十八年绩溪司马墓"盗葬案"探析

明清时期的徽州,人们的风水观念极其浓厚,官方对风水观念的正统性表达与官绅的实践也相背离.在清代光绪十八年发生的绩溪县登原司马墓"盗葬案"中,风水和坟业纠缠在一起,形成整体的历史实践.而以往关于风水的象征论和坟山的法律社会史研究,都无法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     

风水观念与基层秩序——对明清皖南禁矿事件的考察

明清时期皖南采矿行为导致了诸多影响,比如对地方传统风水文化信仰的挑战,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地方性冲突事件等。在明清时期的皖南地区,风水信仰深入人心,采矿行动对当地龙脉及风水造成了严重破坏,地方乡绅对此难以容忍,但他们在寻求政府对禁矿事宜的支持时,还着重强调采矿会威胁地方社会治安及赋税征收。在风水受到破坏及基层秩序受到威胁的理由面前,政府往往对地方乡绅的禁矿建议予以支持。对皖南禁矿事件的考察,可以发现在传统社会,乡绅在维持地方性传统风水观念中的重要作用,也显示出地方政府在治理乡民过程中对乡绅力量的高度重视。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古代风水意象

风水在中国古代城市的选址、营建方面有着重要影响,风水意象成为中国古代城市的显著特色之一。在今日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要求对历史的发展有一个准确、全面的反映。本文对古代风水文化、风水意象对古代城市的影响及如何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脉络作了一些探讨。     

巴拉根仓故事中家乡风水传说的民俗解读——以阜新地区巴拉根仓的类型故事文本为例

通过比较分析阜新地区巴拉根仓故事中的"斗阎王型"类型故事的异文,从民俗学角度探讨了故事异文中出现家乡风水传说的成因,阐释了恋乡的家园情感是家乡风水传说复合于类型故事的原因所在。并进一步剖析了故事只有契合民俗心理才能得以传播的故事讲述规律,以及民俗对民间口承叙事的形成与传播的制约关系。     

风水发展与人类生态实践的关系

风水观念起源于人类对生态环境认识、选择与实践的结果。风水是一种传统文化现象,是一种有关环境与人的学问,是长期生态实践经验的积淀,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通过对风水理论发展的探究及扬弃,进一步认识其科学性、客观性和实用性,以形成科学的生态风水学,有助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     

壮族“神药两解”观念下的治疗实践

"神药两解"是壮族社会重要的疾病治疗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壮族居民的治疗实践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文章从对这一观念与治疗选择之间的关系入手,探讨壮族民间治疗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对“重文轻武”——社会观念的讨论从体育视角出发

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的研究,证实了中国历史上“重文轻武”的社会观念形成于宋代;探明该观念的形成源于宋代王朝统治者,他们为了维护其政权,消除政权隐患而实施了许多推崇“重文轻武”观念的举措;提出这一观念的社会实质是对人的自然发展的社会否定;指出这种观念是制约我国体育运动发展的社会基本因素．     

祈福禳灾：廊桥与风水——以浙江省庆元县为例

浙江省庆元县被誉为＂廊桥之都＂,在考察众多保留至今的廊桥中发现,无论是桥址的选择、还是桥位的设定,甚至当地的文运、财运观念,跟传统的风水思想都有密切联系,乡民们通过廊桥的建造,间接地表达了祈福禳灾的良好祝愿,折射出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息。     

新马早期华人社会的民间信仰初探

东南亚华人社区流行的华人信仰,其源头就是历史上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普遍存在的民间信仰.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地区早期华人社会组织机构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民间信仰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间信仰也广泛根植于新马早期华人的社会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