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反动谬论

两千多年以来,以孔老二为始祖的反动儒学的垃圾,为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提供了一整套奴役和压迫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在生育问题上也制造了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的反动谬论,说“不孝顺的事情有三件”:是什么“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穷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也就是说“违背父母的意志,     

用“孝”点一盏心灯

题记:点一盏心灯,让我们在照亮自己的同时,也照亮别人。孝,在古代社会,是人伦之本,也是每个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古人云:“百行孝为先”,又云:“五刑归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什么叫“孝”?古人认为:“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第一是“尊亲”。意思是说,要使     

宦官评价浅议

宦官是中国古代史上一种独特的现象。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宦官视为灾星、祸水。认为宦官揽权必然“败国蠢政”;认为宦官的品性就是“残暴、狡诈、贪婪的”。笔者认为,这些看法都有失偏颇,有必要加以纠正。 一 首先,关于宦官的“败国”问题。 所谓“败国”,是指宦官参政必然导致其王朝覆灭。古代史学家范晔。欧阳修、司马光、谷应泰都是这种观点的持有者。范晔在《后汉书》中写道:“宦官败国蠢政之事,不可单《尽)书。”欧阳修则说:“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司马光说:“自古宦官败国者,各载方册。”谷应泰也说:“宦官之祸自古烈矣。”今人的观点与古人没有什么不同,如,有的学者认为:“宦官专权往往导致这些王朝覆灭。”“由于太监专权,内乱迭起”,“五阉同日封侯,十常侍把持朝政……东汉政事终于不堪收拾了。”“这些人左右朝政。总的说来,对政治影响十分恶劣。” 东汉、唐、明三代是宦官参政揽权的最严重时期,考察这三个王朝衰败的历史有助于弄清宦官是否“败国”的问题。东汉亡于封建军阀割据,这是没有疑义的。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与宦官有多大的关系?历史告诉我们,割据者的势力之所以在东汉得以存在,发展,是由于割据者的前身,即一部分豪强地主曾是东汉建国的功臣所致。就是说,刘秀建立     

张居正与宦官关系述评

<正> 张居正,为明代以至中国古代不可多见的政治家,但对他的评价却一直存在分歧,“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赞扬者推崇他为古代政治家中的杰出典范,“除却伊、周只此人”。抵毁者则称其为“权奸柄国”、“包藏祸心,烦危同列,真狗彘不食其余矣”。特别在张居正与宦官关系上,更是争论焦点之一。许多人骂他“附挡”、“媚挡”,并以此为其不可掩盖的污点;许多人则认为他是处理宦官问题最得当的一位,是其推行改革的保障。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正是本文试图探讨的内容。     

论“和亲”对“通贡、互市”的意义

“和亲”外交策略对中国古代解决民族矛盾、改善民族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历史上中原王朝和西北少数游牧民族的“和亲”为民族间的“通贡、互市”提供了政治保障,也促进了民族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为中华多民族的大统一创造了条件,也为世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做出了榜样。本文通过简述中国古代和亲外交历史,阐释“和亲”对各民族之间“通贡、互市”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宦官的双重人格

在封建时代,历朝君主们为纯洁皇族血统都入充一批“刑余之人”为宫廷服务。统治者出于自身的需要,把这些本来正常人变成了不阴不阳,不伦不类的怪物。 阉割,这种灭绝人性的摧残是双重的:既是生理上的灾难,更是心理上的灾难。 在儒学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封建社会,能否生殖繁衍被赋予特别重要的社会意义,成为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之一。人们恪守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笃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寿之终也”。宦官连父母给他的血肉之躯都保存不全,更不用说传宗接代,光宗耀祖了,这从根本上违背了传统文化的基本准则,因而受到社会普遍的鄙视。汉代司马迁近五十被科以宫刑,他在给朋友的信中痛心疾首地说:“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戳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遂至于“居则忽忽若有所之,出则不知所从     

从“鸷悍狐绥恣嫉妬”到“情深妬亦真”——古代戏曲中关于“妬”的描写的演变

忌妬,一般来说,并不是一种美德。但在中国古代,“妬”这个字眼却有它特定的含义。《大戴礼·本命篇》曰:“妇有七去:……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妬,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盗窃,为其反义也。”为什么说“妬”会“乱家”?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当然,这只是在富人是如此,穷人有时是连一个妻子也养不活的),如果妻、妾     

“不孝”文化及其生成逻辑:基于L村农民日常生活的考察

“不孝”行为及其背后“解释”和“接受”机制的日常实践逻辑分析可以作为“孝文化”当代际遇研究的一个参考。华北农村L村“孝道”的底线体现为从物质供应到生病医治和精神顺敬的“养”以及“葬”的隆重和祭祀的严肃与守时。日常生活中四种不孝行为包括“师出有名”的不养,即以老人身体硬朗、没有尽到隔辈抚养义务、兄弟间的不公正对待等理由的不孝;对非亲生或绝症父母“情有可原”的不医治和疏忽;对父母离世的形式化“哀伤”;“不葬”以及祭祀本意的“消亡”。这四种“不孝”行为被村落文化予以谴责、忽略和宽容,其背后是基于农村社会转型而带来的场域形塑机制的变化,其动力来自农民“过日子”的伦理价值导向的演变,即“钱”构成了农村以家庭为单位过日子的竞争标准。这种变化是农村养老问题研究应该参考和关注的。     

宗法遗风对我国传统心态的影响

我国传统心态中有些是独具民族特色的,如古人常挂在口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似乎是说:讲孝道最重要的不在于尊敬父母,而是养个儿子。究其根源,这种心理状态的产生,是因为我国古代社会中的宗法体系一直阴魂不散。于是,“人”属于整个家族,而不属于个人自己,没有儿子便使整个家族绝了代,岂非罪孽沉重、愧对祖宗? 关于宗法制度,学术界已有广泛论述,只是对民族心态形成的影响,却很少涉及,本文就其大者择要进行剖析,不仅是为了弥补不足,也是为了进一步从传统文化角度去深入理解国情。     

推行孝假重建孝道传统

近日,笔者一位公务员朋友的母亲病危去世,因通行丧假只有1～3天,他不得不多次请假返回老家照看母亲、处理丧事,搞得心力交瘁、萎靡不振——这几乎是绝大多数国家公职人员遇到父母丧事时共同的感受。更让他愧疚的是,他因工作忙而很少回家探望母亲,终至于“子欲养而亲不待”。笔者由此联想到,国家应以立法方式,推行包括“百日”丧假等在内的各类孝假,借以重建中国孝道传统。     

说"孝"

“孝”作为一种伦理道德观念 ,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社会基础。“汉以孝治天下” ,在家国同构一体的封建社会中实际是移孝作忠。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的一大特色。“孝”的内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但其基本内涵仍不外“养”和“敬”二字。这应是传统的“孝”中属于精华的内容。在传统的“孝”中也掺杂有不少的封建性糟粕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愚孝 ,也是“孝”的畸形发展。“孝”在中国有几千年的传统 ,我们对它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封建遗孽而加以全盘否定。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 ,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结合现实 ,既要大力发扬其中养老敬老的传统美德 ,又要强化法律对不孝的制约。这对于增强现代家庭凝聚力 ,促进社会和国家的稳定 ;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进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宋真宗和辽国策平议

近千年前宋辽“澶渊之盟”,是有积极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宋真宗赵恒利用“澶渊之役”,抓住了由“战辽”倒“和辽”的转折点,实现了“和辽”的重大战略决策。从此,宋辽双方形成共存双和的局面达百年之久,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汉蕃和好”的佳话。宋辽双方都为此作出了妥协和让步,都是“屈而不辱”。赵恒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其各项举措大致不错,尚不失为有识有谋有为的君主。     

薛居正、欧阳修史论之比较

薛居正、欧阳修史论不同之处主要是 :薛热衷于论说君臣之道 ,强调臣下不侵君权、功高而能自抑 ,君主知人善任而又驾驭有方 ;欧则对朋党利弊和宦官伶官之害评说充分、深刻。除此之外 ,薛解释历史发展强调“天命” ,而欧强调“人事” ;欧评说历史引经据典只以儒家学说为根据 ,而薛要宽泛得多。     

论中国古代"孝治"施政的法律实践及其影响

儒家孝道伦理的政治原则是“孝治”即以孝治国安民。这一原则的法律施政体现 ,是在立法上把“不孝”列为罪中重罪予以严惩 ,并通过制定缜密完备的法律条文对各种不孝行为或不孝犯罪实施严格的社会控制。历代封建王朝“孝治”施政的法律实践 ,都程度不同地出现“孝”与“法”的矛盾冲突 ,并由此形成古代法制史上以孝枉法、屈法徇孝的共性现象 ,从而使中国传统法律诉讼文化被打上极其鲜明的人伦道德印记。     

试论古代周民族的形成

西周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疆域空前广大的一个奴隶制国家。由于中国的奴隶制度在西周发展到了顶峰,其后便进入了奴隶制度崩溃和瓦解的春秋时期,所以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西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学术界对此有不少论述。但是对于创造西周历史的周民族,却很少有人加以专门研究,本文想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的理论作指导,对周民族的形成作些探讨。     

观念与制度:宦官的异姓嗣子问题

中国古代存在为嗣和不为嗣两类养子,人们分别称之为嗣子和义子。养子有来自于同宗和异姓之分,古代的礼、法都禁止士人以异姓养子为嗣,但这些规定却不适用于宦官。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与宦官在士人心目中的卑贱观念有关。可与之相参照的两个观念是“礼不下庶人”和“华夷异类”。     

对古史分期问题的几点意见

一、中国古代社会特点 过去对中国古代历史,有一个传统的体系,源远流长,很少人提出不同的看法。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后,为中国历史研究开拓了新局面,几十年来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这里面也存在一些混乱,主要就是结合中国古代实际情况不够。比如图腾,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是不显著的。古代村社成员没有姓氏,历史上许多兄弟民族都没有姓,图腾与姓有密切关系,没有姓     

中国传统思想对科学的阻尼作用

中国传统思想,主要是指以孔孟学说为主导的封建思想体系。二千多年来,孔孟学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到其它各种学说的扬弃和充实,最后发展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关于中国传统思想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方面的影响,史学界已经讨论得很充分了;但是对于中国传统思想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影响,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不搞清中国传统思想对科技的影响,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古代社会。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思想     

明初宦官出使西域及其积极影响

明代宦官外交是明清宦官研究中的重点之一,而明初（本文主要指从洪武到永乐年间）宦官出使之频繁,影响之深远,非历代可比,曾构成历史上少有的“宦官外交”的局面。这一时期宦官在西域的活动虽然不多,但却有利于加强中央对西域的统治,对西域的发展和汉藏两族的联系也有积极的影响。     

“弱”者无敌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宦官专权的事例屡见不鲜，而各朝皇帝似乎都不能吸取教训。那些宦官之所以能够专权，很大程度上来说，就是因其将狼的野性隐藏而给人以羊的温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