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经济地位、婚前家庭经济差异与婚姻迁移

婚姻迁移是通过婚姻途径发生的并伴随户口变更的人口迁移。我国婚姻迁移人口的规模不断增长,婚姻迁移受性别、出生地、出生年代的影响,初婚年龄的队列差别对婚姻迁移同样存在影响。个人经济地位,即个人年收入越高,婚姻迁移的可能性越大。婚前男方家庭经济状况更好的婚姻迁移的可能性更高,女方家庭经济状况更好的婚姻迁移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迁移意愿分析——对广州10村的调查

依据农户调查和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发达地区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已经实现了就地向非农产业转移,但向城市迁移的意愿不强。农村劳动力可分为异地转移、分离型就地转移、兼业型就地转移和农业劳动力四种类型,他们向城镇迁移的意愿依次减弱。农村劳动力对拟迁目的地城镇的选择大致随城乡距离的增加而衰减的态势,表现出迁移空间意愿的距离偏移特征,主要是以中心城区周边的小城镇和卫星城为拟迁目的地,表现出就地城市化的趋向。     

迁入地类型的选择——基于五普资料的分析

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0.95‰微观资料,研究移民特征对迁入地类型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移民的人口因素和社会特征对迁移目的地的选择有较大的影响。移民人口有向青壮年集中的趋势。婚姻迁移妇女的目的地主要是乡村。有配偶的人更多地考虑迁移对家庭的影响。户籍制度仍然对人口迁移起到限制作用。     

中国农村婚姻形式和与父母共居时间关系研究

本文应用湖北省松滋县的调查数据,对婚姻形式和与父母共居时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重要的影响因素后,夫妻的婚姻形式对婚后保持与父母共居关系的时间有显著的影响.嫁娶婚姻夫妻、制度变化型和应时变化型"招赘"婚姻夫妻在婚后与父母共居时间上呈现递增的关系,婚后5年内是最可能改变与父母共居关系的时期.本文最后讨论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及其社会意义.     

城市化与人口集聚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也是农村人口伴随工业化进程向城镇迁移和集聚的结果。人口向城镇的迁移与集聚程度，直接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在我国，除工业化进程这一基本因素以外，国家政策对人口的迁移、集聚和城市化起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研究城市化问题，必须研究影响人口迁移与集聚的相关政策。     

中国乡城迁移过程分析及发展趋势预测

文章从假设乡城迁移是农户家庭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通过调整家庭劳动在城乡间的配置、追求家庭预期净收益最大化的行为出发,建立了农户净收益最大化乡城迁移模型,根据模型把乡城迁移过程分为单阶段永久乡城迁移过程、两阶段永久乡城迁移过程和单阶段非永久乡城迁移三种类型。通过分析和计算三类农户四种劳动配置净收益和相应的约束条件,对中国乡城迁移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对中国乡城迁移的过程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定量的预测。     

替补迁移型城市的数量及其结构性特征——基于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分类研究

中国在快速推进城市化、实现人口转变的双重变迁进程中,高城市化、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城市就会出现替补迁移的需求以实现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文章根据城市化水平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对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进行聚类,得出39个替补迁移型城市,并通过与其他三类城市的指标对比发现,替补迁移城市存在工业经济突出、第二产业优势明显、总体经济实力雄厚、教育科研实力强大、生活垃圾处理能力亟待提高等特征.     

四川盆地农村人口婚姻迁移空间演变分析及对策探讨

婚姻迁移是我国农村人口迁移的重要方面,在不同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农村人口的婚姻迁移具有不同的空间特征,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根据实地调研资料分析四川盆地农村人口六十余年来婚姻迁移的空间演变情况,发现婚迁距离总体呈逐年增大的趋势,受教育程度和婚前从业状况对其婚迁距离有较明显的影响,经济动因在婚迁地域选择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农村人口婚迁空间演变带来的影响中积极性与消极性并存,从宣传引导、政策调整、经济扶持、教育培训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措施。     

北京市早婚情况分析

本文根据１９９５年１％人口抽样调查原始数据对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间北京市早婚情况进行了研究,从早婚个人和早婚婚姻两个不同的分析角度,揭示了早婚现象的特点,并且通过缺项统计法分析了迁入流入人口对北京市早婚比例的影响。结果显示出,虽然流入人口早婚比例最高,但由于所占权数很小,并不是影响北京市早婚比例的主要因素。影响北京市早婚比例的最主要因素仍是本市出生从未流迁的人口。另外,北京市的男性早婚无论在频数上还是在比例上都大大超过女性。并且,早婚婚姻的分析进一步揭示出,早婚婚姻中８０％以上是因为女方比男方年龄大,结果是男方属于早婚而女方并不是早婚,相当一部分早婚婚姻中女方甚至已经超过了晚婚年龄。早婚夫妇双方流迁类型的交互分析则揭示出,北京市早婚婚姻中大多数是本市未流迁人口之间的联姻。此外,本文还对早婚研究的有关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其理论体系

本文根据１９９５年１％人口抽样调查原始数据对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间北京市早婚情况进行了研究,从早婚个人和早婚婚姻两个不同的分析角度,揭示了早婚现象的特点,并且通过缺项统计法分析了迁入流入人口对北京市早婚比例的影响。结果显示出,虽然流入人口早婚比例最高,但由于所占权数很小,并不是影响北京市早婚比例的主要因素。影响北京市早婚比例的最主要因素仍是本市出生从未流迁的人口。另外,北京市的男性早婚无论在频数上还是在比例上都大大超过女性。并且,早婚婚姻的分析进一步揭示出,早婚婚姻中８０％以上是因为女方比男方年龄大,结果是男方属于早婚而女方并不是早婚,相当一部分早婚婚姻中女方甚至已经超过了晚婚年龄。早婚夫妇双方流迁类型的交互分析则揭示出,北京市早婚婚姻中大多数是本市未流迁人口之间的联姻。此外,本文还对早婚研究的有关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进城还是回村？——跨省婚迁者的空间选择

在经济社会转型、人口频繁流动的条件下,婚迁由乡到城的单向迁移转变成为城乡互动的双向流动。婚迁者留在城市还是回到乡村,要取决于多种条件。本研究通过测度跨省婚迁的性别比发现,自1990年来的20年间我国省际婚迁性别比下降近一半。全国省际婚迁性别比呈现城市-城镇-乡村两端大中间小的“微笑曲线”。在婚迁的空间选择上,男性以城市为主,女性则以乡村为主。进一步分析影响婚姻迁移的因素发现,经济变量中人均GDP对总婚迁和城市婚迁呈正向影响,城镇和乡村呈负向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状况对婚姻迁移产生正向影响,但消费的城乡差别则对其产生负向影响;人口的城乡流动与迁移以及社会变量中各因素对跨省婚迁产生正向影响,而文化变量中的各因素则形成负向影响。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Reproductive Behavior in Guatemala

Guatemala has the highest fertility of any country in Latin America, and it is also the least urbanized. Projected rural-urban migration will shift more of Guatemala's population from rural areas into towns and cities. This article uses retrospective life-history data collected in migrant origin and destination areas in Guatemala to compare the fertility of rural-urban migrant women to that of rural and urban nonmigrants. Results from discrete-time hazard regression models of union formation, first birth, and third and higher parity births indicate that delayed marriage while still in rural areas, and the rapid adoption of urban fertility practices after migration, result in intermediate migrant fertility that is closer to that of urban natives than rural nonmigrants. If current patterns are any guide to the future, the re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from high fertility rural areas to towns and cities in Guatemala will accelerate the decline in aggregate fertility beyond what would have resulted from declines in rural and urban fertility alone.     

远嫁农村打工女的婚姻满意状况及影响因素探讨

目的：对远嫁农村打工女的婚姻满意现状进行调查,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影响婚姻满意的相关因素．为提高远嫁农村打工女的婚姻质量提供可靠的依据。方法：参照国内外学者关于婚姻质量的相关研究。编制《婚姻满意度测验》问卷。数据采用SPSS1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处理。结论：远嫁农村打工女的婚姻满意度平均值未达到比较满意的程度,不同婚龄组的婚姻满意现状有显著性差异。婚前了解、丈夫信任、夫妻调适、夫妻沟通、丈夫帮助、性格相容、是否为经济担忧以及丈夫是否暴力与婚姻满意度呈显著相关,而气候、饮食、生活习惯、语言、双方父母认同、与娘家联系、社区接纳等对婚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     

中国老年人口迁移的选择性

本文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描述老年人口跨地市级迁移的结构特征。研究发现,我国老年人口依旧把经济发达地带、大城市作为主要迁入地,与青壮年人口迁移方向产生同构。城乡老年迁移人口在迁移动机上存在很大的差别,城市户籍老年迁移人口受家庭因素驱动更大,农村户籍老年人的迁移原因更多元。从对迁入地的影响来看,国内老年迁移人口的迁入地过于集中,将对迁入地的社会医疗服务设施等构成巨大的压力。     

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禀赋与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

中国农村地区家庭禀赋对个人的行为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需要学术界予以更多的关注。为了考察外生性的家庭禀赋对劳动力就业流动的影响,文章通过构建新生代外出务工劳动力和户主子女的回流决策两个计量模型来进行经验论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迁移选择是综合考虑家庭禀赋状况的理性决策,尤其是对于年轻一代的外出劳动力。家庭经济资本的增加会阻碍家庭外出务工成员的回流。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概率起初随着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自然资本的增长而上升,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下降。家庭成员只有拥有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本,外出务工劳动力才能对家庭社会资本加以充分利用。另外,分析显示年轻一代劳动力和第一代劳动力对家庭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利用是有差异的。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人口迁移的若干新特点

根据对 2 0 0 0年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 ,认为二十世经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人口迁移表现出如下新特点 :一是人口迁移与流动进入新阶段 ,二是人口迁移的宏观流向呈现新模式 ,三是城市内部迁移成为新热点 ,四是城乡人口互动蕴涵新挑战 ,五是“人口窗口”提供新机遇。     

中国大陆婚姻状况变迁及婚姻挤压问题分析

本文以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城乡之间的比较,借助对婚姻挤压以及中国大龄未婚人口现象的系统描述来揭示其存在的特征和后果。婚姻挤压和大龄未婚现象既与个人因素有关,同样受到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不仅在性别上有所差异,城乡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别,农村未婚女青年的比例较低,最多的大龄未婚女青年集中在城市。而婚姻迁移和社会对于男女两性的期望不同将会对新的婚姻挤压问题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甘肃省人口婚姻意愿调查分析

本文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甘肃省居民婚姻意愿现状,主要对择偶标准、期望初婚年龄、期望夫妻年龄差和期望婚居模式四个方面进行分析。调查发现,甘肃男性择偶时较看重身体健康,甘肃女性择偶时较看重经济收入;甘肃居民的平均初婚年龄逐步提高;绝大多数居民期望婚姻中丈夫的年龄大于妻子,且倾向于男大于女1-2岁;从夫居和独立居住是普遍接受的婚居模式。虽然现代婚姻观对甘肃居民有一定影响,但是这里的婚姻观仍较传统。     

Family Migration Pattern in China

Do an increase in ageing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dicate that fluctuations in the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have produced a qualitative change？ What is a qualitative change and what is a quantitative change＇？ Here we propose a new concept of Shadow Population,then establish a new standard for evaluating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finally present a typical five stage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type transition model. The model simulation shows that all world regions are still in the adult stage and that population ageing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quantitative change. However, sustained low fertility will lead to a qualitative change in the ageing population. The current pressure of population aging in the adult stage placed on the pension security system shows that this system is truly not retirement age and Long-term stability in a sustainable system,Gradually raising the replacement fertility is the key to solving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dilemma presented by future population ageing in low fertility regions or cotlntries,but the latter is more urgent.     

婚姻挤压下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性别偏好——基于相对剥夺感视角的分析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持续了三十年,婚姻挤压问题日益凸现,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则加剧了婚姻挤压问题及其社会影响的严重性与复杂性。受制度与非制度因素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处于社会底层,易遭遇成婚困难、诱发相对剥夺感,可能对生育偏好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相对剥夺感视角,对2009年福建省X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婚姻挤压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性别偏好的观念与行为均无显著影响,但相对剥夺感对生育性别偏好行为有显著影响。本研究有助于理解婚姻挤压与相对剥夺感对农村流动人口生育性别偏好演化的特殊作用,对国家调整生育政策、提高流动人口计生服务与管理、促进性别平等有一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