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的心理学解读

亲亲相隐作为中国一项法律制度资源,是有着深厚的人性动因和心理基础的。从人类共性和本土心理学的视角探析亲亲相隐的人性动因和心理基础,透视该文化设计所体现的对人性的终极关怀,以及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的独特内涵和功能,从而为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明智地对待这一制度资源拓展新的理解视角。     

浅探“亲亲相隐”制度的人性基础

亲亲相隐制度作为古今中外法律制度的共同选择，是有着深厚的人性动因和心理根基的，它所体现的普世性的人性动因是被选择的主要理由之一。对亲亲相隐制度所蕴含的人性基础和心理动因加以探析，透视该文化设计所体现的对人性的终极关怀，有助于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明智地对待这一制度资源并拓展新的理解视角。     

中西法律传统中的“亲亲相隐”

本文认为，中国法史学界长期以来存在一个误解：亲亲相隐或亲属容隐，是中国传统法律特有的原则或制度。事实上，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从奴隶制法、封建制法到资本主义法甚至社会主义法，都存在着“亲亲相隐”之类的规定。文章在对中西容隐制度的历史发展过程和阶段特征进行考察之后，主要就容隐制在中西法律传统中的相通与相异、在不同社会制度中的相近与相异、在不同法系中的相同与相异之处作了初步的分析与归纳。作者认为，关于如何认识和评判亲亲相隐这一法律—文化现象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和价值，特别是它在当代社会中可能具有的功能和意义，是今后的研究所应回答的问题。     

“亲亲相隐”制度的心理基础探析——从本土心理学的视角

亲亲相隐作为中国一项丰富的法律制度资源,蕴涵着深厚的人性动因和心理基础.对这一制度或者文化现象的心理基础的探讨,不能仅局限于它的人类性的层面,还应该着眼于它的本土化层面,应从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与本土化的立场来审视这一文化设计.探析该制度产生存续的本土化心理基础,有助于揭示其在当时中国人的生活中的独特内涵及功能.     

“亲亲相隐”在现代社会的活化——兼论伦理道德是法律的根源和归宿

一、问题的提出“亲亲相隐”或“亲属容隐”制度,从先秦到民国,可以说是伴随中国传统法律发展的全过程。从先秦的“子为父隐”、汉代的“亲亲得相首匿”、南北朝的“父为子隐”以及隋唐的“同居相为隐”的详细规定,到《大清新刑律》和民国刑法保留的“为庇护亲属而藏匿...     

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

编者接:"亲亲相隐"的观念是儒家亲情伦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至民国时期在量刑时予以减免的根据.此观念和法律规定在西方亦有体现."亲亲相隐"体现的是人的天然本性,"大义灭亲"维护的则是法律的正义.国内学术界就此问题曾展开过针锋相对的论战:一说"亲亲相隐"虽然有违现行法律,但它符合和顺应人性的正当发展,现行法律应做适当修改:一说"亲亲相隐"是滋生腐败的"温床".……     

一场空火虚耗式的论战——评"亲亲相隐"之争

论战双方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邓晓芒、刘清平等先生认为,孔孟的"亲亲相隐",导致了专制集权,而专制集权导致了腐败,所以"亲亲相隐"的血缘伦理思想应对今日的腐败负责;而郭齐勇等先生认为"亲亲相隐"思想与今日的腐败无关,"亲亲相隐"思想是合理的,在当代仍有着无上的价值.争议双方都脱离了社会结构转型这一当代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因而双方都是在空发议论,并无多大现实意义.双方均不应纠缠于血缘亲情伦理,而应探求如何构建奠基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伦理秩序与社会正义.     

大义是否一定要灭亲--从包庇罪谈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永恒的难题,法律的道德性则是人们的一个基本共识.我国<刑法>包庇罪的规定应借鉴中国古代"亲亲相隐"的法律制度,使之与伦理道德相兼容.     

对我国亲属作证制度的反思——中外“亲亲相隐”制度给予的启示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亲属间有相互作证的义务 ,其规定是否合理 ?我们可以从这个问题入手 ,通过对中国与外国“亲亲相隐”制度的考察 ,及“亲亲相隐”制度产生的根源及必要性分析 ,进而提出在我国应建立亲属作证特免制度的立法构想     

容隐权:从和睦家庭到和谐社会

我国法学领域对“亲亲相隐”持否定态度,但“亲亲相隐”精神并不必然与现代法治相违背。许多现代国家的刑法中存留有“亲亲相隐”的条文,一些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中也有一些“亲亲相隐”的规定。将我国传统法文化中“亲亲相隐”的有关理念引进现代法制体系中,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容隐权制度,有益于关照亲情,维护家庭和睦,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     

“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

“亲亲相隐”的观念是儒家亲情伦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至民国时期在量刑时予以减免的根据。此观念和法律规定在西方亦有体现。“亲亲相隐”体现的是人的天然本性,“大义灭亲”维护的则是法律的正义。国内学术界就此问题曾展开过针锋相对的论战：一说“亲亲相隐”虽然有违现行法律,但它符合和顺应人性的正当发展,现行法律应做适当修改;一说“亲亲相隐”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情与法历来就是困扰着人类的问题,但我们不仅在学理上更应该在实践中去寻找一条两者相融的道路。     

从“亲亲相隐”到“亲亲不隐”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的一项法律制度,它肯定了亲属之间相互隐匿罪行的正当性,符合中国古代礼法并用的律法特点。然而在现代法治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对权利的维护,法律成为维权最重要的依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现代司法制度的基本要求,如果将“亲亲相隐”法制化,则意味着,在现代法律中血缘亲情将成为能够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因素。如此一来,司法何以体现公正,如何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将“亲亲相隐”法制化的观念是不可取的。     

“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的命运——情理与法理的博弈

儒家思想为“亲亲相隐”制度提供了伦理上的正当性基础。“亲亲相隐”的原则和制度萌芽于春秋、秦、汉初时期,发展于唐、宋、元、明、清,在清末至民国时期实现了近代化转型。“文化大革命”以后,“大义灭亲”取代“亲亲相隐”制度。然而,《刑诉法修正案》的颁布改变了这一状况,使其精神如律。     

论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制度

“亲亲相隐”思想最早源自中国古代先秦儒家“父子相隐”的理论学说,随着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最终成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并经久不衰,持续至清朝末年。作者考察了其思想的源起以及在中国历代法律制度中的体现,探讨了传统中国法律中的道德因素以及该制度的历史成因。     

就"亲亲相隐"问题再答四儒生(之一)

2007年,江苏的<学海>杂志第1期发表笔者长文<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批评郭齐勇教授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引来陈乔见、丁为祥、龚建平和胡治洪四位先生的反驳,四篇反驳文章栽于<学海>杂志当年第2期;笔者于该杂志当年第4期又发表回应文章<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对四篇文章逐一作答;该杂志于当年第6期又发表四位先生的再反驳.现在这篇文章是对去年<学海>第6期所裁四篇针对我的文章的再回应,其中有关儒家"亲亲互隐"问题的争论仍是核心,但扩展到如何解读中西经典、如何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理解道德和法律、理性和仁德的关系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论亲隐制度作为量刑情节的合理性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刑事立法的重要观念,不管在我国近代刑事法律中,还是在西方的古代和现代法律中,都有肯定亲属之间相互容隐的规定."亲亲相隐"制度这一符合人性基础,符合大多数公众的道德价值观若能为我国目前刑法的量刑理论所接受,刑法对人的关怀就将又上一个台阶,因此,应当肯定亲隐制度作为量刑情节适用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再行探讨容隐权的设立、亲属的范围等相关问题.     

亲亲相隐制度的刑事立法设计

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悠久的历史渊源,但我国1979年刑法典和1997年修订的新刑法典对此均未作规定.鉴于亲亲相隐制度深厚的人伦情感基础及其在国外现行刑法中仍多有体现的状况,我国未来立法应当重新考虑设立这一制度,对其适用范围、在刑法中的具体形式以及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等作出具体规定.     

缺失与回归：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对传统法律文化的诉求——以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为例

2012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的规定淡化了家庭伦理,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亲亲相为隐＂原则背道而驰,造成刑事诉讼制度运行路径的不畅,制约了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与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冲突,反映出惩罚犯罪和维护伦理这两大价值之间的利益博弈。就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建构而言,应该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继承和创新,以实现二者之间的互动与融合。     

试论真假亲亲互隐——亲亲互隐行为的逻辑结构浅析

亲亲互隐行为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热点,有许多人士都就此著书立作。然而,大多数人的目光都放在亲亲互隐行为的道德层面上,而且常常将法律上的亲亲互隐行为的逻辑结构与道德上的亲亲互隐行为的逻辑结构混为一谈。本文从逻辑结构的角度来分析判定以往法律上的亲亲互隐行为的真假性。     

就"亲亲相隐"问题再答四儒生(之二)

2007年,江苏的<学海>杂志第1期发表笔者长文<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批评郭齐勇教授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引来陈乔见、丁为祥、龚建平和胡治洪四位先生的反驳,四篇反驳文章载于<学海>杂志当年第2期;笔者于该杂志当年第4期又发表回应文章<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对四篇文章逐一作答;该杂志于当年第6期又发表四位先生的再反驳.现在这篇文章是对去年<学海>第6期所载四篇针对我的文章的再回应,其中有关儒家"亲素互隐"问题的争论仍是核心,但扩展到如何解读中西经典、如何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理解道德和法律、理性和仁德的关系等一系列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