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自由原则的"衰落"与匡正

合同自由原则历经演变,虽然多有变化甚至受到种种限制,但其并未真正"衰落",对合同自由的限制其实是对其真义的恢复.我国合同法虽对合同自由原则作了规制但仍有问题存在.因此,应将彻底贯彻合同自由和防止合同自由绝对化相结合的原则,不断完善合同法律制度.     

填补公司合同“缝隙”——司法介入公司运作的一个分析框架

新《公司法》在拓宽了任意性规范适用范围的同时，大大拓展了司法介入公司运作的空间，以期将公司自治增强之后可能带来的诸多问题，委诸司法裁判。然而，部分公司法规则属性的模糊不清，以及公司长期合同固有的合意缺陷，使得司法在履行“解读公司法则”和“弥补合同缝隙”职责之时面临诸多困境。司法必须超越法条的字意、而从法条的根本属性来解读公司法规则。应当允许公司参与方在一定条件下放弃公司法规则。与此同时，鉴于中国的特殊情境，还必须避免司法的“合同漏洞补充”异化为变相的行政干预。     

市场经济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

从法律实证、现实功能和理论基础角度入手,通过对强制性缔约制度、格式合同制度、附随义务制度的分析,对合同自由原则进行重新审视,认为必须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合同自由原则,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并非是对此原则的根本否定,而是作为一种修正,以恢复其本来的价值和地位,从而使这一原则更具有社会适应性和现实需要性。     

简论合同自由原则

合同自由原则具有丰富的法律内涵,其产生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是人类社会从"身份到契约"运动的高度概括,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原因.然而,绝对的契约自由在现代社会产生了不公平的现象,限制合同自由成为立法、司法的一项重要内容,目的是实践合同正义.合同自由原则在我国历经曲折后,最终为合同法所确定.     

论合同的"失效"与不当得利请求权

文章着重论述了因合同不成立、无效引起的"返还财产"及因合同被撤销引起的"恢复原状"与不当得利的关系.在对理论上的各种观点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文章基于物权变动具有过程性、区分正向物权变动和反向物权变动以及物权变动是否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认为合同法规定的"返还财产"、"恢复原状"并不是创设了一项独立的合同法上的请求权,而是用阐释性条款的立法技术说明了合同失效时的请求权的基础所在,即要么是不当得利请求权,要么是物上请求权.     

对行政合同中契约自由原则的探讨

建立在合同当事人平等基础上的契约自由是私法合同的一个原则。在不平等当事人之间的行政合同同样应该贯彻契约自由原则。通过分析契约自由在行政合同中所表现出的特点,笔者认为,由于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履行行政职能的合同,其根本目的是要实现公共利益。因此,行政合同中的契约自由是保障公共利益得以实现的有限的契约自由。     

对合同诈骗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探讨

合同诈骗罪属于目的犯,以非法占为目的是合同诈骗罪主现方面的必备要件,正确理解"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正确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前提,也是区分合同诈骗罪与普通合同纠纷的重要标准,对于区分合同诈骗罪的罪与非罪具有重要的意义.     

科研项目合同性质辨析

法学界对科研项目合同性质的认定存在民事合同说与行政合同说两种。合同性质决定实体规范的适用及司法救济途径的选择, 因此，明确其性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分析现行立法、并援引德国双阶理论认为，我国应将科研项目合同界定为私法契约，以便有效促进科研经费改革、保障科研自由。     

从"形而上学现代性"到"后形而上学现代性"——自由观的哲学反省与范式转换

"自由"是现代性的核心问题之一."个人自由"与"普遍自由"的矛盾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矛盾.现代性逻辑所蕴含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解决这一矛盾问题上存在根本缺陷,要克服这一缺陷,就必须超越"形而上学的现代性",在"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的视域中寻求"个人自由"与"普遍自由"矛盾的重新理解和解决.     

论合同自由的限制

对合同自由进行限制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应该清楚认识到,对合同自由的限制只能是手段而不能是目的。如果忽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势作用和交易双方的自由意志而对其随意限制,则必然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限制太大就会挫伤交易双方的积极性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政府等主体如果随意对合同自由加以限制,缺乏必要的监督,则必然会产生滥用权力与腐败。在对合同自由进行限制时,有必要做到正当限制与谨慎限制。正当限制即政府等主体在限制合同自由时要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谨慎限制即要求对合同自由的限制要把握好"度",畸轻畸重都将影响经济的稳定发展。     

社会化契约:经济法的理论进路

私法领域中的契约分为个别性契约和社会化契约。个别性契约是特定当事人之间就特定的事项达成的协议,只对特定的当事人有约束力,由传统的民法来调整;社会化契约是众多契约当事人之间对过去、现在或者将来的长期安排而产生的各种关系,其当事人是不确定的群体,不考虑将来不确定的事项,契约不通过承诺达成。从本质来说,所有的契约都是社会化契约,只是某些契约可以通过忽略若干条件,简化为个别性契约。社会化契约与社会契约显著不同,前者是经济法调整的对象,是国家经济职能的体现,授予国家的是代理权;后者是国家政治权力的来源,让渡给国家的是部分自由权。     

公司设立行为的性质

如果采用一种广义的和功能性的契约概念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公司设立行为的性质视为契约行为。公司设立契约是投资者利用公司法制度 ,在强制法的框架内充分体现意思自治的工具。本文从私人的视角观察公司设立行为 ,指出以往的关于公司设立的诸多学说都可以在广义的契约行为概念下统一起来 ,公司设立行为不仅要遵循强制性的公司组织规范 ,而且还要反映公司设立者之间的交易和磋商。公司设立契约反映在公司章程上可以产生两种规则 ,只有后一种规则才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     

契约正义与契约自由及其限制

本文通过对契约正义、契约自由、契约自由的限制三者之间关系的论述 ,论证了契约正义是契约自由的核心 ,人们崇尚契约自由是为了契约正义 ,人们限制契约自由 ,也是为了实现真正的契约正义。结合我国立法关于契约自由及其限制的规定 ,本文得出结论 :我国新合同法将契约自由确定为法律原则并大力倡导 ,其根本原因也是为了确保契约正义在我国的充分实现     

从契约到身份——论现代民法中身份的复归

近代民法的发展历程主要表现为＂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契约化社会中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得到空前的满足。但是随着20世纪以来商品经济的极大发展,单纯的契约自由不能真正实现契约自由,离契约正义则更远。因此,现代民法在某些领域重新导入＂身份＂要素,以对纯粹的自由契约引致的利益失衡进行纠偏。身份的适度回归体现了现代民法保护的价值转向,力求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兼顾,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的完美结合。     

能源行政合同的界定、特点和功能

作者认为,现行能源法律的实施,有必要从能源行政合同入手作一探索.能源行政合同不同于民商事合同,它的运作要遵循行政合同的基本原则,同时又有自身特点.行政性、契约性、能源环境性是其特征.能源行政合同的实施体现了现代行政的精神,现代行政既不应是单单的管理行政,也不仅仅表现为控权行政,而是要获得政府、企业与社会发展三赢的局面.能源行政合同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的实现,以对公权力加以限制来保证企业、公民自主权的同时,也得对企业、公民自主权加以约束.能源行政合同有助于缓解环境立法上的不足,能够克服相关能源法律实施上的局限性,有利于提高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配置公共资源的效率以及有利于增强能源管理的效率.     

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契约自由与合同法

合同法是美国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柱石之一 ,契约自由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但美国合同法走过的历史道路也许不能简单地概括为从意愿论的胜利到合同的死亡。 2 0世纪的美国合同法面临重重挑战 :立法入侵、行政机构权力的扩大、大公司的发展、经济的复杂化和不确定性、社会各阶层对公平的要求。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美国合同法进行了重大调整。这些调整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使合同法具有适应社会经济变化的更大的灵活性和更高的公平标准。     

服务合同研究

基于服务合同与物型合同的重大差别,有必要在未来的民法典中采纳广义服务合同概念并借鉴<欧洲法通则:服务合同>立法模式对服务合同做出类型化规范.在服务合同中应着重规定服务合同的概念、服务提供者的先合同警告义务及合同中警告义务、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标准、服务提供者和客户间的相互协作义务、客户的随时解除权与损害赔偿权.     

论无资格无船承运人海运合同的法律效力

合同自由原则和合同有利于有效原则,无疑是贯穿私法领域的重要法律精神,对合同的尊重是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法律对私权利的干预必须慎重。以一个案例作为基础,引出并论证了不具有无船承运人资格的主体所签海运合同的效力问题。     

论格式条款法律规制的法理基础

格式条款的出现在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不公平的可能性。格式条款对合同自由的背离、与合同正义的冲突,成为对合同格式条款进行法律规制的最重要的法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