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之境——论儒家的超越本体

儒家学说是一套具有宗教性超越品格的价值信仰系统,其立“人”知“命”达“天”至“圣”的内在超越理路是基本清楚的。圣人之境作为一种超越的本体境界,它具有基督天国一样的绝对完美性和一劳永逸性。对于这样一种整体化的圣人之境必须予以打破,彻底破灭这种境界所给出的终极完满性。     

语言与实在

一　　历史地看 ,语言与实在关系的讨论 ,可以追溯到先秦的名实之辨。先秦哲学的总结者荀子 ,已将名实关系的讨论具体化为“制名以指实”的理论 ,所谓“指实” ,意即以“名”指称或表示实在。从指实的维度看 ,名实之辨首先涉及名 (语词、名称等 )与具体对象 (物 )的关系 ,在二者之中 ,名以物为指向 ,其意义亦来自物 ,荀子以前的《管子·白心》已指出了这一点 :“上圣之上 ,口无虚习也 ,手无虚指也 ,物至而命之耳。”“以其形 ,因为之名 ,此因之术也。名者 ,圣人之所以纪万物也。”[1] 因物而命 ,以名指物 ,名与物之间呈现的是一种对应的关系…     

圣之时者——孔子的权变主张

在《孟子·万章下》中，有孟子对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四位圣贤言行的评论，然后总结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所谓“圣之时者”，即圣人之中识时务的人。孟子据此认为，孔子已达致集圣人之大成的最高境界。     

圣王制作与孔子述道——先秦两汉的圣人观与孔子身份

古代中国的“道”从圣王之“治”中推演而出，具有实践属性，“作君作师”的圣王统合“制作”之权，明道而且行道。在东周以降的治道裂变中，无位的孔子成为“制义”的圣人，“圣”“制作”的意涵从此裂变，但孔子之为“素王”，仍只限于不侵犯时王在“行道”意义上的“制作”权力，而只是述而明道之谓，统合行道与明道的圣人观念仍保有于政治文化观念中。在“时”“命”“制作”等社会政治权力背景下理解“道”，进而在“明道-行道”这一社会政治权力结构中理解孔子之为圣人的意涵边界，可以更接近自周迄汉对孔子身份的认知，可以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理想型有更切近的体会。     

楷模伦理与完美心态：以儒释道共有之伦理特质为例

儒释道三教的伦理特质可谓以“心教”为核心,把圣人效仿天,其“心与天交”的模式延伸到现实世界中庶民大众对于三教圣人道德的模仿,视之为世间最完美的楷模伦理。从“天生德于予”的孔子,到“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的神圣差异,被《白虎通》总结和定义为“上行下效曰教”,因此促成儒释道三教借助于圣人行而众生效仿的模式强化了“心教”所固有的价值秩序,实现了圣人楷模和现实底线伦理间的总体整合功能。依此,圣人之心及其道德模仿便能很轻松地抹去“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建构、呈现为天地人浑然一体和所有人成圣、成道、成佛的完美心态。     

从“心之良知是谓圣”到“万物一体”--小议王阳明的圣人观

从“心之良知是谓圣”到“万物一体”,体现了王阳明圣人观的两个核心。“心之良知是谓圣”回答了“成圣何以可能”的问题;“万物一体”则进一步指出了圣人必然要达到的精神境界。王阳明赋予了每个人以成圣的可能,大大提升了普通人成圣的信心,体现出人性平等的思想。但作为儒者的圣人,并不是与日常百姓等同,而是应当履行儒者的社会责任,将一体之仁施行于天下。     

关于董仲舒“性三品說”的几个問題——与呂振羽、沈灌羣、侯外廬諸先生商榷

一西汉著名儒者和教育家董仲舒,从他的神学世界观进到天人合一论,繼承孟、荀性说并加以补充修正,提出“性三品说”: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天令之謂命,命非圣人不行;質朴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节。”(《天人三策》) “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善与米,人之所繼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民之号,取之瞑(眠)也。使性而巳     

郭象成圣观再探

先秦时期产生了天生圣人和积学成圣两种观念。汉代受谶纬与王权因素影响，天生圣人观成为主流。曹魏时期王弼基本延续了汉代以来的观念。西晋郭象则不单认为圣人之迹可学，还提出了具体的为学方式，这与以往学界基于其“圣人无迹”说推论出郭象持天生圣人观的结论存在一定差异。可以说郭象对汉代天生圣人观进行了一定调整，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具备圣性之人也需要通过后天积学才可成圣；另一方面不具备圣性之人通过后天努力也有可能达到与圣人相似的境界。这些调整重新凸显出后天积学的重要性，对之后成圣工夫论的完善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王弼圣人观源流——从易学“寂感”说看魏晋孔、老、玄、释之会通

“孔老之辨”最初产生自《庄子》内外杂篇,表现为扬老抑孔,而魏晋玄学认为老不及圣,其代表人物王弼更以易会通孔老,以易学“寂感”说为圣人观,使得孔、老、易三系的不同圣人观统一于玄学.此后,玄学发展趋势由易入佛,以易学“寂感”说为特征的圣人观影响了六朝庄学、佛学、易学,乃至影响于理学.     

论圣人与圣王神话——古代政治神话论纲之二

“圣”或“圣人”的范畴,可以说包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部分要义。它不仅意味着传统的人格理想,同时也是伦理理想及政治理想等的集中体现(“内圣外王”)。古代思想中有多少内容各异的“道”,几乎就有多少种与之相应的“圣人”形象。圣人是体道者,因而圣人观肯定是传统文化研究中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将传统的圣人观理清了,也就近乎理清了传统文化。但这远非本篇所能达到,在此,只对有关政治神话的圣人观作一初步的清理与阐释。     

王充效验论探索——四评台湾学者对王充的研究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后,学术界产生了带根本性的变化。在先秦时期愿为诸子百家之一的儒家学说,一时跃居于诸子之上,成为经学。儒家的几本著作成为学术界的经典,作为判别是非的最高标准。扬雄的说法具有代表性,他说:“众言淆乱,则折诸圣。”这就是说,大家都以圣人的说法作为衡量自己说法的标准。如果圣人死了怎么办呢?“在则人,亡则书。”即。圣人活着,就以圣人的说法为准则;圣人死了,就以圣人的书为准则。这样,人们的思想就会“统一”于圣人的思想。儒家的书那么多,汉人就从中选出五本作为经典,称为“五经”。“五经”     

儒教形成之原因考略

<正> 儒教教主孔子,在生前是极不得志的,他周游列国,被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累累若丧家之犬”,这已是信史。“亚圣”孟子的“仁政”、“德治”之说,亦被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终不见用。然而在他们身后,儒学却逐渐成为封建伦理纲常的正统真传,被推崇备至达两千多年;孔孟其人亦被不断神化而终成至尊的“圣人”。这样的命运,恐怕连他们自己也远出所料的。因为孔子自己就曾说过:“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其实,以两汉神学、宋明理学诸形式出现的后儒,在其政治、伦理学说     

儒家人格说评析

一儒家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人格理论。为了便于评析,我们首先对儒家的人格理论作一概略的说明。 (一)关于人格的分类儒家的人格分为五个等级类型:①圣人人格;②贤人人格;③君子人格;④节烈人格;⑤小人人格。圣人人格带着一种神圣、神秘的色彩。“圣”的原义是聪明之士。儒家把“圣人”概念发展为人文智慧和德性人格的象征。     

儒家圣人观念的承继与开新--论王弼圣人性、情新观念及其思想史意义

王弼圣人“应物有情”的观点 ,实是他“圣人体无”思想的应有之义。圣人“体无而有情”的观点 ,上接孔孟的“凡间圣人”的观点 ,对汉儒“神化圣人”的观念作了根本否定。在“贵无论”和认定名教源于自然的前提下 ,将儒家之圣人的性与情统一于“自然”之中。这种观点以隐晦曲折的途径 ,启开了宋儒“孔颜乐处”的圣人境界之说 ,儒学终于在现实的世界中 ,找到了“至乐”灵魂的所归之处。     

人何以成圣?——明清《濂溪志》中的周敦颐

在孔孟儒学中,圣人乃生而知之,不学而知,不学而能,天性纯然至善,完满自足。周敦颐主张"学以成圣",认为"圣可学",其要在"一","一者无欲也"。何谓"圣",圣就是"诚",与天地与本体合而为一。圣人之道,无非仁义中正,乃至公之大道。以"诚"为中心,周敦颐建构了一套缜密的圣学工夫论系统。士与贤通过立志、立诚、致中和、惩忿窒欲之工夫可上达圣人之道。周敦颐何以成为圣人?在明清八种《濂溪志》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周敦颐自己的答案,也看到了宋代先贤自觉地把周敦颐纳入道统谱系,上承孔孟,下启二程,传《太极图说》《通书》与二程,重构儒学本体论与价值论,周敦颐被塑造为接续孔孟道统之圣人。自宋元至明清,周敦颐的圣人形象进一步被强化,也进一步被再塑造、再建构。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人口众寡利弊的辩论

《庄子外篇·天地篇》载:“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尧曰:‘辞。’‘使圣人富。’尧曰:‘辞。’‘使圣人多男子。’尧曰:‘辞。’封人曰:‘寿、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独不欲,何邪?’尧曰:‘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故辞。’封人曰:‘始也,我以汝为圣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万民,必授之职。多男子而授之职,则何惧之有?……”     

王夫之的注释学思想初探

<正> 儒家历来主张“述而不作”。古代以“作者曰圣,述者曰明”。“圣人”当然只能是少数,而历代的明白人阐述自己的思想,又往往是通过给圣人作注。名为作注,实际上是讲述自己的学术主张,甚至借注释前人而创立新的学术体系。如乾嘉硕儒戴震著《孟子字义疏证》,就是以疏证为名,系统地阐述自己“理存于     

古文《尚书·说命》与傅圣思想研究

古文《尚书·说命》历来被认为是“伪书”,因而它所记载的商朝武丁时期有着“圣人”尊号的一代名相傅说的事迹和思想,往往被人们所忽视。通过深入论证,可以看出古文《尚书·说命》是先秦流传下来的真古文献,有着极其珍贵的学术价值;《说命》所载傅说的治国思想,不仅在当时对商朝的复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今天看来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从《说命》记载的一系列言行来看,傅说不愧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圣人”。     

老子的理想人格说

一中国哲学,一向不为知识而求知识,主要的在求做人。春秋战国之际的老子哲学,虽以天道自然为宗,但深究起来,本意仍在于人生,即欲求得一个理想的人格。老子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是一个极为深奥幽深的境界,他称之为圣人。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亦是圣人,不过,儒道两家对圣人的阐释却相去甚远。儒家彪炳的圣人是“人伦之至”(孟子语),荀子解说为“圣也者尽伦者也”(《荀子·解蔽》)。把圣人视为人类伦理道德的最高体现者。老子所追求的圣人品格是“尊天道”、“法自然”、清静无为。庄子解说:“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故道之所在,圣人尊之”(《庄子·渔父篇》)。可见,老子心目中的圣人是自然无为的道的最完满的体现者。所以老子认为,天之道,即人之道,即圣人之道。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以下引文只注章次)。人是天道自然的产物,应当服从于道,故道的本性怎样,人的本性亦该怎样。可是,普通人为私欲所蒙蔽,失去了道的本性,唯有圣人尊天道以明人事。他说: “天之道,利而不害”,故“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第八十一章);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第七十三章),故圣人“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六十六章); “天之道,……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第七十三章)“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二章)。老子以“天之道”和“圣人之道”——对应的用心,就在于为人生确立一个不容怀疑的最高标准,即“无为”。无为就是顺其自然,如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第五十一章)。圣人的基本品     

有关孔府罪恶的几份档案材料

二千年前,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孔丘是“鲁国之巧伪人”。“巧伪人”,就是伪君子、两面派、政治骗子。二千年来,这位“圣人”的孝子贤孙即所谓“圣裔”“衍圣公”们,一个个都得了祖宗的嫡传,他们嘴上讲的是“仁义道德”,实际干的是杀人害人。下面几份从“孔府档案”里选摘来的材料,就是证明。从这几则反面教材中,可以看出所谓“儒家的原理”,就是维护反动统治,实行复辟倒退;就是对人民进行血腥的镇压和阴险的欺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