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孙中山历史观之比较研究

梁启超与孙中山都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活动与斗争实践都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不同派别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某些特点。比较一下他们的历史观,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他们政治思想的理解,而且有助于认识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孙中山稍长于梁启超,而在历史舞台上,梁启超却捷足先登,历史观的形成也是梁先孙后。他们在阐述社会历史发展、特别是如何解决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危机时,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围绕“民”来陈述自己的历史观和政治主张。“民”是他们的历史观的出发点和核     

立于两个不同的历史层面和思想层面上——鲁迅与梁启超的文化思想和文学思想之比较

“中国近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因为社会变动的迅速,它必需在极短的时间走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几百年来发展的全程”.在这急遽发展着的社会思想史面前,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特别是那些卓越的思想家,往往只是在历史提供给他们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的层面上,才做出了为前代人所不及而又为后代人所无法代替的伟大贡献的.不同的历史层面,在这里又具体表现为不同的思想层面,而在不同的思想层面上,形成的文化思想或文学思想也是各有不同的.前代人把后代人推到新的思想层面上,而自己却主要停留在自己的思想层面上,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梁启超和鲁迅的关系,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证.     

文学疗治:鲁迅与沈从文比较研究的别一种视角

鲁迅和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有着一个共同的主题--文学疗治,但他们两人的文学疗治活动却有着不同的命运.文章从文学与治疗的视角切入,比较了他们两人文学治疗活动的异同,认为他们的"文学疗治",基于他们对现代中国人精神生存状态的诊断和对中国传统文化及现代文化的深刻反思.     

钱钟书与清学

大学者大艺术家尽管有超越前人的地方,但用历史的观点看,他们又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置身于其中的文化传统的恩泽。对于钱钟书来说,我认为有必要将他的研究特色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范围内加以考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个概念,为梁启超所提出。据梁氏说,他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是“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①梁启超这个划分,颇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只是他说“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却未免有一点轻率。大凡一种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学术传统,很少会在仅仅“十来年”间就“结束”了。而且梁启超也是这段历史中     

崇高之美:铸造中国文学新质的起点——以20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鲁迅为中心的观察

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文学观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发生期。因应救困图存的时代需要和文学自身变革的要求,梁启超、王国维、鲁迅殊途同归,标举"崇高"这一审美理想,以此推动传统审美意识由偏重"优美"向推重"崇高"的转变。三人以对中国固有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的批判和反思为起点,以对西方文学所体现的崇高美的认同为归趋。他们对"崇高"的关注点和现实关怀有异:梁启超关注的是文学风格,心系"新民";王国维关注的是审美,心系国民美育;鲁迅关注的是主体品格,心系"立人"。民族主义是三人共同的思想基础,但他们尚存在其他思想意识的差异。三人为铸造中国文学新质所进行的探索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其中也存在一定的认识偏颇。     

“新民”与“立人”:梁启超与鲁迅启蒙思想之比较

鲁迅"改造国民性"和奴性批判的思想与梁启超"新民"和反奴性的思想一脉相承,都把奴性归为中国国民性的病根,进而批判造成奴性之根源的专制主义。但维新派政治家梁启超与批判知识分子鲁迅的启蒙思想又不无分歧:梁启超的"新民"以英国式公民为典范,旨在以中等阶级为基础而陶铸公民;鲁迅的"立人"则以尼采的"超人"式审美乌托邦为理想,旨在以"天才大士"为桢干而达致个性解放的"人国"。与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之拥抱民主的启蒙主义相比,无政府个人主义者鲁迅对民主之以多数压制少数的"多数暴政"和平庸化的批判,则使其启蒙思想具有"反启蒙的启蒙"色彩。梁启超追寻之现代文明的"社会现代性"与鲁迅崇尚之精神自由的"审美现代性",表征着一个现代化改革者与一个现代性批判者、一个启蒙政治家与一个启蒙文人深刻的思想分歧。梁启超之民族自由主义的政治启蒙与鲁迅之浪漫主义的精神启蒙,相映成趣。     

探寻历史的通解——评《中国历史通论》

我曾经慨言 :当今之世 ,通史越编越多 ,而通史家却越来越少。近日 ,得读王家范先生的《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 0 0 0年 11月版 ,以下简称《通论》) ,不觉双眼为之一明。这是历史学界近年来在中国历史通论方面不多见的独创之作 ,其中凝聚着作者数十年来全面而深入地对中国历史进行思考的理论结晶 ,蕴含着一位真正的通史家对中国历史独到的体认和深刻的反思。一自从 2 0世纪初叶历史学的现代意识确立以来 ,历史的通解 (马克思主义史家曰历史规律 )即成为历史学界众目仰望的哥德巴赫猜想。尽管提法各有不同 ,但从梁启超到郭沫若…     

论鲁迅与梁启超的启蒙主义思想

论鲁迅与梁启超的启蒙主义思想张全之与鲁迅相比，梁启超是中国启蒙运动的先行者。１８９８年＂百日维新＂的失败，使梁启超充分认识到：＂凡一国之强弱兴废，全系于国民之知识与能力，而知识与能力之进退增减，全系于国民之思想，……而欲转变国民之思想，不可不于其所习...     

旧时代“奴隶”之二型——祥林嫂与子君性格的比较

近年来,对鲁迅与外国作家、思想家的比较研究,与同时代作家思想家的比较研究,与中国古代作家思想家的比较研究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还出版了这几方面的专著,这标志着鲁迅研究的深入与拓展。但对鲁迅自己作品之间(如小说之间、杂文之间等)的比较研究,却似乎被忽视了,这是不应该的。本文就是试图以鲁迅小说《祝福》和《伤逝》中的祥林嫂和子君为例,进行比较分析,来探讨两个人物形象的异同。 我们知道,《祝福》写于1924年,《伤逝》写于1925年,两篇小说都是鲁迅“彷徨”时期的作品。其中的主人翁祥林嫂和子君,虽然地位不同,经历各异,但细心分析观察,不难看出她们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是,她们都是旧中国封建思想和伦理道德的受害者和牺牲品,都有着共同的悲惨命运和相似的奴隶性格,以及方式相似而实质不同的反抗意识和举动。     

开拓期的中国现代美学

王国维、蔡元培、鲁迅都是跨越时代的人物,他们在晚清就开始了具有特色的学术文艺活动,五四以后,其成就和影响愈来愈大。他们沟通了中西文化,完成了古今嬗变;由于他们各自的贡献,共同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说蔡元培、鲁迅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者,这不难理解,而王国维则是国学大师,封建遗老,他与新文化、新美学何干?但历史的情况是很复杂的,政治思想与文化思想常常呈现出反差状态。王国维就陷身于这种矛盾之中。他在政治上忠于满清封建王朝,不肯     

罗素访华缘起

罗素是西方最后一代百科全书式大思想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中国思想界千载难逢的五四时期来华讲学,本是中国知识界的盛事,也是现代中西文化交往史上的盛事。但是,以往国内学术界却一般认为,罗素只不过是当时中国政治上反动或思想上保守的某一党派的客人,是梁启超等人将罗素请来为他们助威。这是一个大误会。造成这一误会的原因很复杂,但主要是因为在五六十年代那种特定的政治和学术氛围中,学术界形成了对罗素、梁启超等人的政治成见,并以这种成见为前提来评判罗素的中国之行。今天,我们才有机会去揭示历史的真实。     

由崇高到滑稽--论《故事新编》的英雄悲剧

《故事新编》是鲁迅唯一的一部历史小说集,收录8 篇小说,其中5 篇涉及到中国古代各式英雄,但他们却有着大致相同的结局。5篇小说均在悲壮崇高的氛围中拉开帷幕,但又均以滑稽无聊而告终,这正是英雄的悲剧,它是鲁迅在反思中国历史文化后得出的结论,也是他切身的生命体验。     

在场者言说在场的绝望——浅论鲁迅小说中儿童形象的塑造及其命运的书写

我们常说“儿童是未来的希望”,那是把“儿童”当作一个“客体”来认识,以主体的视角来看待客体。如果超越“主一客”关系,让他们置于共同的视界之中,让所谓的“主体”成为“在场者”,那么对“儿童”的认识会更接近于本真。鲁迅就是以“在场”的形式,来塑造儿童的形象、叙说儿童的命运,他们有些“毫无价值地死亡”,有些成了“毫无意义的看客”,有些成了“无意识的杀人者”。以“在场者”的视角来看,这些“儿童”身上无法存在“希望”。鲁迅在叙说儿童命运的同时,儿童也在言说着鲁迅的绝望。但鲁迅的伟大之处在于：说出了“绝望”,却在“反抗着绝望”。     

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探析

梁启超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他不仅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而且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尽管由于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和文化背景不同,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存在很多认知局限,但他对于中国社会主义...     

在历史进化的链条上──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中梁启超鲁迅的贡献与启示

在历史进化的链条上──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中梁启超鲁迅的贡献与启示陈健回眸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梁启超与鲁迅是两座崛起的奇峰：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带来了中国小说理论的深刻变革，他对小说改良群治的强调，赋予了小说庄严的社会使命，也改变了人们视小说为壮夫不...     

浅谈鲁迅的创作活动与信息反馈

鲁迅的创作活动是否受到来自读者的反馈信息的影响和调节?它对我们有何启示?这是值得我们重视但过去却多少被忽略了的一个问题。我们一向对鲁迅的创作引起的社会反响、产生的社会效果很重视,这当然是正确而必要的。但如果仅满足于此,就会忽略掉读者给鲁迅创作上带来的影响。其实,鲁迅与读者理应是双向性的关系,即具有作用于读者与反馈于作者的对应关系。     

梁启超作为“保皇派”报人的新闻史辩伪

传统新闻史通常认为,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一度堕落为"保皇派"报人,但这恐怕是一个历史的误解。通过梳理梁启超先生在戊戌政变之后的思想理路,我们很容易发现,梁氏虽在名义上成为保皇党的领袖,但其思想却与"保皇"思想大异其趣。在这一时期,他积极鼓吹自由主义、倡导民智民权、主张"破坏主义",放弃保教思想,而与康有为在政见上龃龉不断,乃至分道扬镳。梁启超从未与正宗的"保皇"思想和光同尘,他始终都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卓越的思想启蒙者和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新农村建设与“乡村建设运动”之比较

当历史迈进21世纪时，社会主义中国的新农村建没正在全面展开，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循着历史的足迹，回眸发生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对二者进行比较性研究时．我们发现，尽管七八十年过去了，但他们之间却依然有着深刻的联系，既有着许多不同的地方，也有着许多相近或相似的方面。     

毛泽东与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鲁迅的理解,是按照"六经注我"的方式,从自己革命家或政治家的价值立场出发而进行的。在毛泽东的视域中,鲁迅并不是周海婴心目中以"立人为本"、"独立思考"、"拿来主义"、"韧性坚守"为基点的启蒙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的"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毛泽东与鲁迅,两者对于中国历史、现状和出路,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等方面的看法和主张,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鲁迅所谓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但毛泽东却充分借重了"鲁迅"这一思想资源,并按照自己的话语方式,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了新的阐释,从而掌控了对于鲁迅及其作品的话语权,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对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主导地位的占领。毛泽东之选择鲁迅,是为了"神道设教"、统一思想的历史需要。无视这一基本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及存在,把毛、鲁视为一体,认为鲁迅是"通向毛泽东的独木桥",从而对鲁迅恣意拔高或大加挞伐,都是非历史的,更非理性的态度。     

历史主义与现代性

中国的历史主义者都认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历史是超越道德价值的 ,并将此观点归结为黑格尔的发明。但黑格尔却不是这样的历史主义者。在辩证法大师黑格尔看来 ,抽象地从道德观点来判断历史行为 ,或者将道德与政治完全分开来判断历史 ,都是片面的 ,都陷于一种恶的循环。作为普遍性 ,世界历史不作纯属私人的道德判断 ,但它决不是一个非道德系统。而中国的历史主义者将历史主义与道德主义作为对立的命题加以提出时 ,却是以进步主义的历史发展必然性观念为前提的。这种观念使他们不能不实际上相信历史会终结 ,不能不幻想彼岸的乌托邦总有一天会成为现实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