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8、19世纪英国郊区兴起的道德推动力

在18、19世纪英国郊区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中产阶级的家庭理想和宗教理想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中产阶级希望使家庭与工作相分离,希望女性可以完全投身于家庭事务当中,远离城市的公共领域;另一方面,他们又服膺福音派的主张,认为城市充满诱惑和罪恶,而乡村有利于宗教美德的培养.中产阶级日益倾向于在城市中心区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同时,居住在环境优美、道德纯净的郊区.因此,中产阶级的家庭理想和宗教理想成为近代英国郊区兴起的重要道德推动力.     

论18世纪后期英国福音派对城市郊区化的影响

18世纪后期。英国福音派提出了关于城市、乡村、家庭及妇女地位等方面的思想理念．并且试图将这些思想理念付诸实践。他们的思想和实践不仅对英国社会各阶昙形成了强烈的冲击。而且也是一部分中产阶级人士向郊区迁移的重要动因之一。福音派在实践中创建了早期郊区．而且对18世纪后期英国城市郊区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英国中产阶级与19世纪城市发展

19世纪英国城市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城市社会中新型中间阶层的不断发展壮大,预示了英国社会由两极型社会向着橄榄型社会演变的趋向。而中产阶级的茁壮成长,反过来又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促使城市功能形态发生变化,出现工业区、商业区、居住区的功能分区。从交通方式到居民居住模式都发生了变化,中产阶层及社会精英迁居城郊或郊区的独立、半独立式住宅,使城市发展出现了郊区化趋势。此外,中产阶级的壮大,还促进了城镇管理走向民主,从城镇寡头统治向选举产生的市政机关演变。     

美国现代城市郊区化原因再探

推动美国现代城市郊区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除了技术进步、经济结构的演变、联邦政府政策和民族矛盾以外 ,还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 :2 0世纪美国白领阶层的扩大及其对中产阶级地位的追求、家庭主义和儿童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花园城市”理想向“花园郊区”理想的嬗变等 ,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美国城市郊区化进程     

论中产阶级对城市郊区化的推动作用——以18世纪后期的伦敦为例

18世纪后期,英国伦敦的中产阶级上层逐渐向城市边缘地区迁移,开始了城市郊区化的过程.其原因主要有:经济结构和家庭功能的变化;中产阶级对责族阶级的模仿和对劳动下层人民的鄙视和排斥;福音派思想的影响下,中产阶级对各种城市问题的恐惧和述避.     

中产阶级白人的纠结抗争——20世纪美国小说与郊区简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20世纪美国社会面貌与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重大改变,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中产阶级白人的生存状态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随即以文字的形式体现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读者在小说中身临其境地体会到了从城市转移到郊区的中产阶级白人的生活现状和心路历程。郊区作为中产阶级白人的首选居住地,以无可争议的主导框架将一群迷茫恐慌、纠结抗争的人物形象圈进了20世纪的美国小说。这类小说的显著特征体现在标志性的住所、纠结抗争的心态和模糊的种族和阶级问题等几个方面。     

英国维多利亚初期中产阶级女性角色再界定——从《北方与南方》谈起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家庭意识形态规定了中产阶级女性对家庭的义务,反对她们参与政治经济领域事务,将其活动领域限制在家庭中。维多利亚时代著名小说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认同家庭意识形态规定的女性的家庭义务,但又注意到这一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引发了一种趋向,即女性在自身道德感和社会现状二者合力作用下不可避免地偏离其被规定的活动领域。在小说《北方与南方》中,作者以此社会趋向为背景,以家庭意识形态为出发点,再次界定中产阶级女性角色,拓展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活动领域。     

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家庭文化探析

独具特色的家庭观念、家庭角色分工、物质生活方式以及娱乐生活方式等方面构成了英国19世纪独特的中产阶级家庭文化,这种家庭文化是其阶级文化、社会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后世也影响深远.     

《郊区佛爷》中的新型郊区叙事和文化身份塑造

伦敦郊区在传统英国文学中常被视作贬义的空间.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流散族裔的纷纷涌入,郊区的文化景观开始发生变化.小说《郊区佛爷》中,作家哈雷夫·库雷西通过描述主人公克里姆的文化身份寻找之旅,打破了英国小说中郊区的固有形象,解构了郊区和城市的二元对立模式.他试图用郊区来塑造一种新的文化模式,不仅证明了郊区在全球化背景下已经成为多元文化的生产地,也揭示了流动、多元的文化身份观念.     

从小说《霍华德庄园》看英国的新型中产阶级

E.M.福斯特是20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他的主要作品多发表于20世纪初到"一战"爆发之前,这个时期也正是英国城市化如火如荼的阶段.作为一个人文主义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所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英国中产阶级内部的关系.他的小说<霍华德庄园>用自成一格的语言,极富表现力和洞察力地再现了当时英国中产阶级的社会生活情况.通过解读<霍华德庄园>,本文旨在重新审视英国城市化进程中新兴的中产阶级.     

论职业女性形象的现代重塑

长期以来,职业女性因为害怕被淘汰,努力将自己装扮成一个坚强、刚硬可以跟男人们比肩的中性人。事实上,不管在心理、外形、兴趣和职业喜好上,女人和男人都有着明显的差别。现代的职业女性应该旗帜鲜明地坚持女性的特质,在事业上扬长避短,充分展示女性独特的魅力,重塑现代女性新形象。     

论苏童小说女性悲剧命运的依附意识根源

对女性悲剧性的命运,苏童注重从女性自身的问题中探寻根源。人身依附意识是女性悲剧命运根源的突出表现。自轻自贱是女性依附男人的主观潜意识表征;女性间的自相残害是依附意识的曲折和激烈的反映。依附男人的实质是对金钱的依附,女性经济自立才能人格独立;文化视野的局限也是女性走不出依附男人怪圈的重要因素。     

日本当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论《新宿分子》中形塑者的“第四种态度”

本文以日本当代小说《新宿分子》为例,围绕着异国形象的形塑者态度类型中的第四种态度进行了分析。形塑者通过将作品中的中国人吴友礼塑造为与希一、敏行等日本人境遇相似却又具有鲜明异质性的介体,而得以陈述真正的主体———全民中产社会崩溃后逐渐贫困化、离散化的日本下流群体———的故事。正是依赖吴友礼这一介体的出现,才促使日本的下流群体能够反思既往的自我认识,获得重新崛起的力量与信心。     

十九世纪美国的语文经验：文学的类型学表达

文学类型学在美利坚十九世纪的语文经验中扮演过重要的文化角色。彼时的美国文人通过这种类型表达抒发了自己的民族理想,从而不仅使美利坚民族的行为有了合法性,而且也让这样的语文经验成为该民族区别于世界其它族类的识别特征。     

以"五四"爱情神话为背景谈张爱玲的小说

“五四”爱情神话的浪漫激情与理想欢悦的美好书写,在张爱玲笔下变成了势利卑微的俗世追求,男人“为谋欢而谋爱”的经济操控,女人“为谋生而谋爱”的经济依附,彼此为各自利益而较量盘算的情场游戏。爱情不再纯洁、崇高,它充满了欲望杂陈的世俗气息和无爱的“爱情逐求”。张爱玲拆解了神性的爱情,将它还原成千疮百孔的俗世人生的本来面目之一。     

凌叔华小说：与时代精魂异构而同质

中国的女性自古就受到男性话语的塑造,她们自身也认同并自觉担起了这种强加在她们身上的霸权话语。直到五四时期,在西方女权思潮的吹拂下,女性才意识到了自身的主体性和独特性。凌叔华小说以其细腻、平和、不动声色的女性叙事视角,异于同时代女作家的叙事策略,为我们展现了那一时代女性如何被塑造为“女人”的事实和她们部分人的觉醒、困顿和挣扎,呈现出与五四时代精魂异构而同质的个性。     

时代际会与局限中的自我写真——“五四”到20年代末女性创作的主观性问题

新文学最初十一二年 ,女性创作的主观性明显重于男性创作 ,是时代际遇与局限共同作用的结果。同处新文化运动 ,共同反封建 ,女性多出了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妇女解放 ,多出女性个人幸福与个性解放追求以及女性理想与期待、苦闷与感伤。但另一方面 ,由于她们方介入社会 ,所感所知难免更多自我的真实 ,对客观现实的真实把握则尚较为有限     

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三大情结

20世纪中国的历史学家既背负着沉重的传统文化包袱,又力图在新时代里汇入前所未有的变革潮流。在传统扬弃与时代创新的艰难磨合中,他们身不由己地形成了许多自身难以摆脱的人文情结,其中政治情结、道德情结、洋人情结是诸多情结中最重要的三大情结。这些情结对于20世纪中国的历史科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的总结和反思。     

“文化落差”中身份认同的吊诡——从《我爱比尔》看王安忆潜藏的身份意识

《我爱比尔》讲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浪潮中第一世界的男性与第三世界女性之间的故事。第三世界女性极力向第一世界谄媚,他们趋同于西方的同时也丧失了自我。然而,西方优越论意识则使他们视第三世界为劣等民族,极力排斥第三世界的人。即便如此,西方人却仍不由自主地被笼罩着神秘光环的东方文化所吸引。第一世界人的优越感、第三世界人的自贬意识让他们都忽视了"他者"的存在,忽视了民族个性的存在。其实,无论是第一世界还是第三世界,他们都需要依附"他者"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