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意义在于高尚的追求--读路遥《人生》的启示

《人生》是著名作家路遥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写的一部中篇小说,它通过对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还相对闭塞、贫瘠、落后的西北高原农村的几个青年的爱情故事的描写,较为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生活的某些新特点和存在的矛盾。小说创造了高加林这样一个处于人生岔道口的农村知识青年的典型形象,通过高加林对理想生活的向往、追求及失败的描绘,揭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     

浅析于连和高加林人物性格的异同

通过对于连和高加林人物性格的比较分析,从他们面对生活和命运的抗争,爱情和理想的冲突,自我实现与自我丧失的冲突中,看到他们性格中的二重性,即善良与虚伪,自尊与自卑、反抗与妥协。于连的性格表现为“以人为梯的独登高者”型,而高加林的性格则表现为“以己为梯的合登高者”型。同时,于连的奋斗目标是“英雄”,而高加林的奋斗目标是城里的脑力劳动者。于连是主动的追求爱情,高加林则是被动的接受爱情,他们对待爱情的态度不同,造成情感体验的差异。高加林对待爱情是认真的,对性是大胆的。而于连对待爱是随意的,对性事大胆的。     

中国大陆流散文学中城市对乡村的文化殖民——重读路遥的《人生》

本文通过对流散文学的关注以及高加林悲剧人生的介绍,引出了我们对大陆流散文学的研究。高加林是处于城乡交叉地带的典型知识分子形象,城市对乡村的文化殖民作为中国大陆流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塑造了他复杂的性格,并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人生。     

浅析《人生》的爱情悲剧——兼评高加林、刘巧珍的形象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坏给人看”。在《人生》中,不论是高加林和刘巧珍,还是高加林与黄亚萍,抑或是周克南与黄亚萍,他们的爱情都可算是悲剧。当然写爱情(更不要说悲剧爱情),并不是路遥的初衷。作者怀着极大的同情关注青年的命运,因为“从一条坎坷的生活道路上走过”的他能够理解那些遭受痛苦与挫折而仍然顽强地追求着的青年,即使在他为“他们的某种过失而痛心的时候,也常常抱有一种兄长般的宽容态度”。作者用心展现了这一悲剧发生的时代——“四人帮”刚刚覆灭,中国的改革还没有大规模展开,新的生活尚在酝酿、探索之中,而长期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处于最复杂最深刻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生》既是青春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城乡之间的艰难抉择——从格雷马斯方阵角度分析《人生》的符号意义

《人生》讲述了主人公高加林在事业、爱情上的曲折经历,反映了主人公在一次次人生抉择面前的矛盾和两难。然而,通过格雷马斯方阵分析我们却发现,作者路遥的潜在深意并不在抉择,而是着力体现命运背后的人情,尤其是颇具暖意的乡土人文情怀。作者借高加林命运的起伏,表达了对故乡的热爱和对故乡农民质朴情怀的崇高敬意。     

好书超市

《人生》路遥著 《人生》是路遥的一部中篇小说．发表于1982年，它以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时空背景，叙述了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的变化过程。高加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也正是体现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     

背叛之上的人生超越——高加林形象分析

路遥的作品《人生》曾在文学界乃至全社会引起巨大的反响和争议,其中,主人翁高加林的命运成为争议的焦点。许多研究者认为,他的失败源于对黄土高原的背叛。然而,笔者认为,高加林虽然失败了,但他却是一种对自我的超越,一种打破农村闭塞落后的超越。因此,我们不应当只关注失败的结局,而应当看到失败所带来的新的血液。     

两个不同时代的悲剧英雄——于连与高加林比较研究

法国大作家司汤达的批判现实主义力作《红与黑》中的于连与中国当代作家路遥的《人生》中的高加林虽处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在历史文化和时空背景上有着巨大的差异，但他们都是出身于底层的敢于同命运和社会抗争的知识青年，他们的人生道路与悲剧结局有着深刻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属于两个不同时代的悲剧英雄。     

自尊自强的高加林--浅谈路遥《人生》中高加林形象

本文论述了路遥<人生>中主人公高加林自尊自强的性格特征,剖析了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新一代农村知识青年的形象.     

于连和高加林悲剧的文化思考——兼与张华商榷

<正>自欧洲启蒙文学以来,法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一系列平民青年“向上爬”(权且使用文学史家惯用的这一字眼)的形象:吉尔·布拉斯,于连·索黑尔,拉斯蒂涅,杜洛瓦等;而中国新时期文学中,也走出了一队“进城的农村青年”:高加林,李德兴,隋见素,金狗等。有趣的是,他们虽生活的时代、国度不同,性格气质各异,却有着相似的生活历程:农村—→城市。更有趣的是,按国度别,他们的人生路程又有着不同的归宿:法国,农村—→城市;中国,农村—→城市—→农村。这种偶合现象,恐怕与不同国别作家的不同的情感倾向和民族文化心理不无关系(此乃后话,暂不赘述)。而在这两组形象系列中,唯于连和高加林在性格、气质、爱情经历、生活遭遇及作品出版后人物所承受的微词等诸方面颇为接近,因而有着一定程度的可比性。两个形象的比较,对于研究人类心理,中西民族精神,道德价值观和文学创作规律等文化现象若有启发,就是本文的最高目的了。     

论20世纪80年代青年农民的奋斗形象——以《人生》中的高加林、《浮躁》中的金狗为例

高加林与金狗是20世纪80年代乡土中国青年农民的典型代表,有知识、有才华、有追求,不想走父辈的老路,渴望达到更高的人生境界,有着一番从农村到城市、再回到农村的人生经历。他们为了实现个人价值而不懈地奋斗,但现实却让他们与理想失之交臂,只能在城乡权力空间的挤压下进行无奈的抗争。他们的爱情选择也具有时代的特点,＂滑行＂在功利...     

走向现代文明的心灵历程——黑娃、高加林、金狗人物系列分析

本文选取了新时期文学作品中三个有代表性的艺术形象:黑娃、高加林、金狗,通过对他们的分析,来探索映照当代农村知识青年走向现代文明的心灵历程。     

双重认同、自恋与三角爱欲范型的固着——《人生》中高加林爱情悲剧成因的解析

具有自恋人格特质的高加林对刘巧珍的爱是即时之爱、自恋之爱,对自身农民身份之爱;对黄亚萍的爱是情境之爱、自我贯注之爱,对自身知识分子角色认同之爱.同时,高加林自始至终固着于童年俄狄浦斯情结所建构的三角爱欲范型,潜意识沉溺于对被伤害的第三者马拴和张克南的情感袭扰的心理满足之中.在双重身份的虚假认同、病态的自恋以及充满矛盾的三角爱欲的悖谬中,其情爱游移不定,心理冲突绵延不辍,并最终酿就了一幕爱情悲剧.     

同样的孤独异样的归宿——对高加林、于连形象的比较分析

路遥在创作《人生》之时,或许怀有一种"欲与名著试比高"的"野心",但同时也难以摆脱一种"影响的焦虑"。将《人生》中的高加林与《红与黑》中的于连相比较,我们便会发现这种"焦虑"的存在。当路遥试图有所超越之时,高加林和于连便成为两个"同又不同"的形象:他们拥有同样的孤独、相似的奋斗,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归宿。正是这种不同,使路遥陷入了某种失败,这样的失败又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这本身就耐人寻味、引人深思。     

浅谈《人生》中高加林形象的性格特征及其意义

本文通过多角度、多侧面分析《人生中》高加林这一"立体形象"的复杂性格特征,揭示其社会的、自身的性格成因,挖掘出人生的深刻内涵.     

高加林的“无为”与路遥的“选择”

细读路遥小说《人生》,从主人公高加林的悲剧中,深思其“无为”的行为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源于农村时代政治话语下的隐在的政治性;另一方面源于作家的“选择”,路遥纠结于政治和道德话语的挣扎,呈现出道德性倾向。     

寒门才俊两难选择的尴尬与困惑——对《栀子花开》与《人生》爱情婚姻描写的反思

高秀山、高加林分别是戴吉坤长篇小说《栀子花开》和路遥中篇小说《人生》中的主人公,他们出身贫寒却富于才华,由于农村的落后、封闭和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使他们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从而影响到前途事业和爱情婚姻的选择。作品真实生动地表现了他们在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碰撞中两难选择的尴尬与困惑,有着深刻的认识价值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浙江海洋经济转型发展研究》简介

宁波大学马仁锋、李加林、庄佩君三位博士合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     

苦涩的中年再婚

阿静离异多年,为了孩子一直未再婚,等孩子成年有了归宿,再次走进了婚姻。然而再婚带给她的更多的是苦涩。以下是她的讲述。2010年5月,我和55岁的徐加林在一次业务活动中相识了。从相识到相知,渐渐地我对他有一种无法自拔的依赖感,而在我身上,离异已久的徐加林也找到了久违了的轻松。经过半年多的相处,我们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婚后,我们心里     

艰难的进城:从高加林到孙少平 ——兼论路遥与1980年代改革语境的关系

在新时期城乡二元结构日益固化之际,路遥的小说《人生》与《平凡的世界》为我们揭示了一个社会性难题——如何进城.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高加林与孙少平在1980年代的进城动机、进城方式、进城结局迥然不同,前者的进城流露出路遥在乡村伦理和现代文明之间的徘徊与痛苦,后者的进城是路遥在"劳动美学"于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实践宣告失败后的最后一次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