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的“山寨”与“恶搞”:李蔚然电影的创意模式

当下新锐导演李蔚然的电影实践和艺术风格呈现"山寨文化"、"恶搞"特色,尤其是他的电影处女作《决战刹马镇》呈现了导演对喜剧片的特殊理解,如把恶搞、山寨等后现代喜剧元素淋漓尽致地运用到剧情和演员的表演中。这种将商业、创意、戏仿等完美结合,实现了"尽皆癫狂,尽皆过火"的游戏喜剧效果,为喜剧电影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模式,同时从电影的角度为大众文化的审美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网络恶搞"的后现代意蕴

从后现代哲学视角看,"网络恶搞"不是偶然的,不会因为网民的欢呼而被每个人所接受,也不会因为网民的厌恶而消失.在今日,它的影响早已超出了网络,成为社会和文化的一部分."网络恶搞"不仅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也成为一种潮流.这实际上反映了哲学的现代性向后现代的转向.对待"网络恶搞"态度就是对待后现代的态度.     

"和谐""盛世"说"山寨"

"山寨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2008年逐渐流行,它保留了"山寨"古义中与正统、主流、中心相对的非正统、非主流、边缘的内涵.山寨与朝廷之间既有对抗也有妥协、合作,"山寨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同样也潜在着谈判与妥协的可能,市场的加入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山寨文化"的兴起与主流文化对盛世想象的建构之间,形成了颇具反讽意味的张力结构,然而二者能够在当下中国并行不悖,遮蔽着的是主流话语通过对传统与现代盛世概念的置换,造成了盛世想象与现代民族国家内在精神的错位."山寨文化"采取滑稽模仿的艺术手段,目的并不在于学习,而在于颠覆与消解,这是一种既不同于对抗也不同于屈从的抵抗方式,本质上是弱者的艺术.     

说"恶搞"

"恶搞"是最近在网络上非常流行的一种创作方式.本文把考察点放在对"恶搞"的解释来源和解析上,并具体辨析了"恶搞"和其他两个相似概念"仿拟"和"戏仿"的异同,对不良恶搞一定要坚决抵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构建的必由之路——对"山寨"现象的伦理学解读

对"山寨"现象除抄袭、克隆、盗版等伦理攻击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山寨"现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构建中所表现出的积极的一面."山寨"现象体现的是主体经过长期的分裂所作出的走向自身统一的主动性努力,是主体在自我确认和自我实现过程中对自我对外关系的拷问和再审视,它所体现的对经济伦理话语权的追寻必将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体系中的积极力量.正确引导和积极培养这些力量的成长,在实践中探索经济伦理体系的整合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体系构建的必由之路.     

从“恶搞片”的传播看受众的接受心理

2005年底,网络上兴起了一种"恶搞"短片.随后,这股"恶搞"之风愈演愈烈,"恶搞"对象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以至蔓延到了红色经典、英雄人物.广大受众对"恶搞片"的接受心理也从开始的"一边倒"到后来的渐趋理性.分析这种变化的原因,应明确两个观点一是不能把红色经典等同于历史事实;二是对历史事实的记载、传播方式应与时俱进.     

论"纯电影"理论

从理论渊源上说,"纯电影"理论与"上镜头性"理论有师承关系,同时在理论和实践上有其突破之处,对电影艺术发展有过历史贡献,但用自然科学的相关理论分析,"纯电影"理论与实践有一定的误区,这就决定了其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的命运.     

发展先进文化 构建和谐网络媒介环境——关于网络恶搞现象的思考

"恶搞"是一种以文本、声音和视图为表达方式,以消解取材对象元价值为指向的当下流行于网络的特殊现象.一段时间以来,网络恶搞带着伪"文化时尚"的面具,利用了网络媒介丰富的表现形式,并借助Internet的交互性、快捷性、广泛性,在Internet上大行其道.通过对当今人、事的恶搞、对流行、热门元素的恶搞、对古典名著的恶搞、对红色经典的恶搞,对道德、传统、法律的庄严进行了解构和消解.本文从网络恶搞现象的存在、认识及判断入手,提出加强网络文化的规范化管理、立法和监督;坚持先进文化方向,唱响主旋律,构建和谐的网络媒介环境,使网络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集聚地和传播地的主张.     

网络恶搞：仪式下的狂欢与抵抗——基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分析

恶搞是当前流行的网络文化.文章通过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和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理论,从内、外两个维度分析了恶搞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从内在维度看,恶搞运用戏仿的技巧,体现了浓厚的狂欢色彩;从外在维度看,恶搞运用了拼贴的手法,表现的是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抵抗.但是,无论狂欢还是抵抗,都仅仅是一种仪式而已,网络恶搞的实质是在解放的旗帜下宣泄生命的冲动.     

"恶搞"的符号政治学阐释

在符号政治学视阈里,“恶搞”是一种符号实践。“恶搞”以方言为策略,抵抗共同语的同质化运动,以确保文化的多元性、多样性和差异性。“恶搞”对人本主义美学的原创幻觉失去了信心,只相信拼贴。“恶搞”将拼贴到一起的符号去历史化、去语境化,在一个共时性的文本空间里重新缔结一种新型的语境关系,另建一种不同于原初语境的新意义,与原初意义形成反讽关系。“恶搞”在精神维度上是对人的自由存在状态的回忆和怀念,是对人的日常生活中森严的秩序感及其无处不在的压抑感的颠覆。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