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至民国时期西藏地震研究

文章根据已整理出版的《西藏地震史料汇编》,在统计清至民国时期西藏震灾(M≥4.75)数量的基础上,与同时期水、雪灾害作了比较分析,认为震灾虽然数量较少,但其社会危害性不容忽视;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清至民国时期西藏震灾的地理分布特征、损失、危害,以及政府的灾后赈济措施。     

古丈笔记:我们一起走过这个冬天

<正>一今年1月,一场50年一遇的特大冰雪灾害袭击了茶城古丈。我居住的那栋楼里住着三户人家,一户是我家,另外两户均为70多岁的老人,分别姓彭和姓田,儿女都在外地工作。冰雪灾害到来的时候,两户老人的儿女们每天都要跟我通讯,询问老人们的情况,拜托我照顾好老人,我满口答应。     

3·11日本大地震中社区的文化回应及人类学分析——以《应对海啸破坏的社区——大槌町避难所的地域原理及与他者的关系》为中心

灾害人类学关于社区应急研究迄今为止较为薄弱,竹泽尚一郎通过对岩手县大槌町在3·11大地震后的回应研究发现即使在同一町也存在三种风格迥异的避难所。这种情况的形成与地方团体、乡村祭祀、行政区域变迁等社区活动有很大联系。《应对海啸破坏的社区——大槌町避难所的地域原理及与他者的关系》一书既是对社区回应更为细致和具体的补充,也为日本的防灾减灾提出了可行性方案。     

环境脆弱性、生态系统恢复力与泥石流灾害——以云南省东川区的泥石流灾害为例

本文通过人类学的方法对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的泥石流灾害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东川区的环境脆弱性和泥石流灾害的发生有自然和人为因素,自然因素是东川地处小江断裂带的核心地区,地震灾害多发;人为因素是矿业开发和过度损害环境,森林覆盖率下降,泥土砂石长期裸露和风化,造成了生态系统无法恢复,并长期发生严重的泥石流灾害。文章建议,东川区的泥石流灾害应坚持短期、中期和长期治理相结合的方法,短期治理以工程防灾为主,中期可以考虑搬迁、工程等相结合,而长期治理应坚持综合治理方式,即保护生态系统,退耕还林,增加生态系统恢复力,从根本上保证生态系统处在安全的范围之内。     

清代广西蝗灾研究

文章根据广西 65种方志资料 ,研究了该地区清代蝗灾的发生情况 ,纠正了正史中记载的不足 ,考察了清代广西两次蝗灾多发期、蝗灾区域分布和成因以及广西的治蝗措施等问题。并在文末对一些问题提出作者的不同看法     

众志成城抵抗冰雪 齐心协力重建家园——湖南省民族地区抗击冰雪灾害专题报道

<正>雨雪、冰冻、低温、严寒。2008年1月12日始,一场持续大半个月50年不遇的特大冰雪灾害,袭击了湖南。风雪显大义,患难见真情。雪压冰冻的城市干道、货物卖场,客流拥挤的汽车站、火车站,交通大动脉京珠高速、京广铁路等等,到处都有党中央、国务院与地方政府、各家传媒的持续关注与关怀。     

灾害与文化遗产关系研究

由于近段时间在文化遗产地频繁发生的灾害,使得灾害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变得尤为重要.灾害不但对文化遗产地的传承与保护造成极大的破坏,在对文化遗产地重建的过程中也相应带来许多问题.因而,从灾害的视角进行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不但可以有效地预见与防范文化遗产地的灾害风险,也能丰富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应用领域.同时在文化遗产地进行灾害人类学的研究,也能进一步扩大该学科的研究范围,对灾害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变迁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因而,在灾害人类学中引入文化遗产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自然灾害与唐初东突厥之衰亡

唐贞观初年漠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东突厥的各种社会矛盾都在这场空前的灾害中被暴露和激化。灾害使东突厥社会陷入全面危机 ,并最终导致东突厥的衰亡。从东突厥的衰亡 ,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古代社会中灾害对游牧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影响和维护民族团结对于游牧民族抗御自然灾害的重要意义     

浅谈雷电的一般防御方法

结合工作中的实际问题,阐述了雷电的防御措施,旨在使防雷减灾工作能够引起社会各界的足够重视.     

关于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以云南省哀牢山泥石流为个案

本文通过对云南哀牢山泥石流的研究,认为自然灾害的发生和治理过程不是一个纯自然的过程,它与人类社会的行为和文化密切联系.灾害能够导致人类文化的变迁,而人类文化也能够回应灾害并形成应急机制和预防手段.灾害后果、救灾过程和预防方法能够改变村民的生活方式和居住条件,改变原来的族群关系,使人类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反思乡村发展模式.     

人类学的灾害研究如何呈现——兼评《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

以民族志的方式,对地方层面的灾害场景和灾害感知进行完整呈现和系统转述,是人类学灾害研究的关键。《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一书基于特定灾害场景的系统考察,来呈现人类社会与环境系统的复杂互动过程,并就不同人类群体如何借助社会文化资源来认识和应对灾害的经验图景加以辨析,这代表了灾害人类学研究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郴州民宗局:到冰灾最严重的民族地区去

<正>1月14日上午,刚刚迎来新年第一场雪的福城郴州显得分外美丽,没有人会想到,往年在冬天难得一见的雪花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让整个郴州成为一座"孤岛",与世隔绝。冰雪晶莹剔透的美丽一旦泛滥,便爆发了它无穷的破坏力。很快,在持续的低温和冻雨的影响下,冰雪压城,千里冰封。这场自1954年以来最为严重的特大冰雪灾害几乎席卷了整个中国南方地区,影响地区的人口之多、造成的损失之巨,世界罕见。     

灾害场景的解释逻辑、神话与文化记忆

神话是社会和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对于人类学家来说,神话记忆不是遥远的产物,而是与当下有着密切的联系.研究灾害神话就是研究隐藏在神话后面的“史实”及其对当代社会的功能和价值.西南少数民族神话中有很多与灾害有关,如洪水神话、干旱神话、风雨雷电神话、火神话等,它们通过口传和民族文字的方式得以传承,具有防灾减灾的价值.灾害神话揭示了跨文化对灾害认知的异同,反映出灾害文化在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演进方式.灾害神话是确立一种因果关系的认知模式,它以传统知识、历史和文化记忆、宇宙观为基础,形成灾害场景的解释逻辑.     

治理理念下的西部民族地区自然灾害应对转型研究

在西部民族地区,灾害应对效度与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息息相关.我国既有的灾害应对模式是由政府主导的“行政区行政”管理,灾害管理体制的系统性和能动性体现不足.“汶川地震”以来,在治理理念的推动下,西部民族地区的灾害应对启动了社会治理的新思路,出现了由关注应急救灾到重视重建发展、进而到加强防灾减灾建设的策略转变.实现从应急管理到多元治理,将治理与灾害发生周期耦舍,创新行政协调机制促进府际合作,推动制度建设,倡导多元主体有序参与,可以降低灾害风险,形成区域灾害综合治理网络.     

灾害的人类学研究述评

本文从理论、研究重点、学术流派和发展趋向等方面对灾害的人类学研究进行了详细梳理和研讨。灾害不仅是一种自然事件,还是一种社会和文化事件。灾害的发生是环境脆弱性和人类群体脆弱性相结合的结果,即生态系统中潜在的破坏性因素与处在较为落后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人口状况是其产生条件。灾害的人类学研究,内容广泛,形成了多种解释方式及理论流派,核心是对灾害进行文化构建,与其他学科共享研究的问题及调查方法是其总的趋向。     

灾害人类学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对2020年“新冠”疫情的思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新时期,该任务面临着各种挑战,2020年发生的疫情就是其中之一。人类学对灾难的研究视角可启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灾难中的构建路径:将灾难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重要场域,通过灾难记忆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认同,挖掘抗灾精神以升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在灾难治理过程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认同。     

“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理论方法研究”研讨会召开

2010年9月11日~12日,由国务院扶贫办灾后重建办公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主办,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和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承办的主题为“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理论方法研究”的研讨会在我校召开。参加此次会议的有国务院扶贫办灾后重建办领导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项目官员,部分高校及相关机构的专家学者。专家们分别就四个议题展开了讨论:“‘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暨灾害风险管理计划’综合评估项目”报告;“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重建案例经验”;“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理论方法研究框架”;“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经验总结及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理论方法研究行动计划”。“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理论方法研究”研讨会召     

防疫救灾的社会自组织建设与韧性培育

从“社会脆弱性”视角看.武汉爆发的疫情因社会的存在方式而传播,“封城”等防控措施对切断人际传播、控制疫情具有积极作用.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会伤及社会本身,呈现“疫情-社会”的存亡悖论。防疫救灾要依赖社会的活力被调动起来,防疫又会在某种程度上伤及社会,构成了两难困境。通过各种途径提升培育国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等社会组织能力能够有效减轻传染病疫情对社会的伤害,培植社会韧性,使社会本身能够以主动方式在维护自身的时候战胜疫情灾害。     

空间生产与应灾文化表征——对震后章村住房重建的案例研究

居住空间重建是震后重建的重要内容之一.灾害情境下村落边界的开放与多元主体的介入,使得居住空间成为国家、社会组织以及村庄等多元主体共同的干预对象.在这样的背景下,居住空间生产表现出重建主体的外部化、重建目标的公共化以及重建主导知识去地方化的特征,国家叙事征用个人空间,生成了整齐划一的震后居住景观.而重建空间作为新的空间文本,又进一步表征着当下的国家式应灾文化.     

草原牧区灾害的人类学研究——新疆阿勒泰哈萨克社会的田野调查

本文基于新疆阿勒泰地区长期的田野调查,以草原牧区灾害为主线,主要探讨了哈萨克传统生态知识在规避和应对灾害中的作用,并揭示了这些生态智慧至今依旧在牧业生产中发挥着抗灾保畜的功能.同时也发现,在诸多强大外力的影响下,哈萨克社会传统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其应对各种灾害的传统策略和力量日益被消解,即传统的灾前预警和抗灾策略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