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建立了一个以人的眼界来理解世界的人类学世界观.由此建立的哲学是以人类世界为对象的人类学唯物主义哲学.它虽然强调实践,但实践不过是"人的感性活动"而已.据此,实践也不过是人类学视界的活动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不是固守其唯物史观或实践观,而是要适应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要求,弘扬人类学唯物主义的哲学精神,才能在当代促进马克思极为关心的"世界历史"与"人类解放"事业的发展.     

"经济决定论"批判——论科西克的"经济"概念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经常被理解为经济决定论,这种观点将"经济因素"看作唯一真实的实在,它决定其他社会因素的产生,是社会存在的最终根源.科西克针对这种庸俗化的理解,他提出了"经济结构"的概念对之进行批判."经济结构"概念要回答的是"经济本身的起源问题",认为社会实在是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性展开过程中生成的.而经济之所以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据首要地位,并不是因为人的这种造物比其他造物更真实,而是因为实践与劳作构成经济的本质.因而经济就不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因素,而是以劳动和实践为本质的社会经济结构.     

唯物史观理论形成与构成中的哲学因素

唯物史观被马克思恩格斯指认为"真正的实证科学"。但是,在唯物史观的理论形成和构成中,哲学并非可有可无而是不可替代的。唯物史观阐述现实的起点是经过唯物主义中介后的"我思",因而其作为起点的必然性和确定性得到了笛卡尔以来的近代西方哲学的支持。黑格尔的辩证法为唯物史观提供了考察社会历史的方法和整理资料的概念框架。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提出了主观自由与客观自由和解的时代使命,这一使命也突出了实践的重要性。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形成了自己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解,并使之成为唯物史观考察的终极目标。反过来,此目标也赋予唯物史观以批判性。因此,唯物史观并不是对于社会历史现象的单纯经验总结、描述和抽象,而是基于哲学所形成的对于经验的人类社会历史及其产生过程的概念式掌握。     

“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的文化哲学解读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唯物史观的解读往往侧重于强调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必然性,淡化甚至忽视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多样性。阿尔都塞的"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偶然性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重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中内在的历史偶然性逻辑,为我们重新理解唯物史观提供了一种文化哲学意义上的解读范式。在阿尔都塞看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不是单纯受普遍性和必然性约束的"自然历史过程",而是一个充斥着诸多偶然性和可能性、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真正的历史是属人的历史,是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交互作用、共同创造的历史,是各种偶然性因素相互作用的历史。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的解读,我们不仅要关注历史规律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更应重视历史规律的偶然性,重现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化、丰富性和差异性的特征。     

恩格斯"合力论"再探讨

恩格斯的"合力论"是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机制的认识论概括,它是一个具有辩证张力的理论表述:第一,"合力论"直接描述的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现象,因此是一个古典政治经济学模型.在其中,盲目性构成历史进程的主要特征,历史的必然性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第二,它同时是历史进程的"内在的一般规律",在其中蕴含了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趋势的自由(即合目的性的实现).恩格斯表述的张力源自辩证思维,这种思维本身也提出对经典作家理论表述进行历史理解的要求.从这一要求出发,我们必须反思恩格斯借助"合力论"所回答的社会历史问题,其前提是否仍然存在,因此结论是否仍然有效.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党的领导人将唯物史观与全球发展情况相结合而得出的结论和判断,是解决世界发展难题的"中国方案"。要想真正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考察其历史依据、客观条件以及将会面对的现实阻力,并以此探讨这一"中国方案"给世界发展带来的价值指向及现实意义。     

人本主义是马克思早期的“不成熟思想”吗?——对我国学界一种学术观点的质疑

我国学界有一种学术观点认为,人本主义是马克思早期的"不成熟思想",与唯物史观是根本对立、界限分明的,他后来抛弃、超越了早期的人本主义思想,创立了唯物史观。这种看法不符合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实际情况。有充分的根据表明,人本主义是马克思哲学中一以贯之的基本思想,他在后来的"唯物史观成熟著作"中继承而不是抛弃了早期人本主义的基本思想,其前后期著作的人本主义思想就其理论实质而言具有一致性。马克思早期人本主义与唯物史观之间并不构成"对立"或"冲突",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支持、有机结合的。澄清上述事实,有助于科学评价马克思早期人本主义乃至其早期著作的历史地位,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     

唯物史观视阈中的"中国问题"

在唯物史观视阈,每个国家和社会都有属于自己的"总问题".如果说"资本统治"属于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总问题",那么,传统社会形成并作为残余遗留下来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及其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方式",则是属于中国特有的"中国总问题".哲学作为在思想中把握的时代,内在要求当代中国的哲学家们要有深邃的问题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提升"中国经验",建构"中国理论",破解"中国问题".     

论唯物史观之"物"的现代形态

"物"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词,也是它的基石,但要站在变与不变的立场上对待唯物史观,不变的是它的基本理念,变的是"物"的具体形态.而就"物"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作用而言,也不是单一的和绝对的,尚有人类的精神及其外化形式渗透其中.要在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择,这本身就是成问题的思维,因为人类社会的构成方式和维系过程是极为复杂的,绝非单一的质料与精神所能决定的了的.即便在对"物"的研究上,也应该把分析的规定与规范的要求结合起来,在"是"与"应当"之间寻找其相互过渡的内在逻辑,把事实逻辑与价值逻辑结合起来.既然"物"是流动的,那就要深入而全面地分析现代性语境中的"物"及其流动形态.总之,要在变与不变之间(态度)、"心"与"物"之间(原则)、分析与规范之间(方法)和现代与后现代之间(语境)看待、对待和引领流动的"物"和唯物史观.在原则指引下、在方法指导下、在现代与后现代语境中见出唯物史观之"物"的诸种形态.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认知演化图景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本质上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看作是人类提升认知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手段,其具有"交往行为"特征的认知演化过程可以被分为三个阶段:"兴趣"为其导向阶段,其中三种"理性兴趣"分别引导着交往的三个方面;"理解"为其发展阶段,理解是交往的目的,要达成这一目的需要满足"交往性资质",即"语言的有效性原则":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理性"为其深化阶段,仅满足"语言有效性原则"的交往并不能达到真正的相互理解,只有将理性融入交往的工具和背景中,才能真正实现交往的合理化。上述三个阶段紧密关联,最终形成一个"兴趣-理解-理性-兴趣"的循环认知过程,唯此才能达成哈贝马斯构建"带有实践意向社会理论"的理想。     

从“感性对象”到“感性活动”:人的重新理解

费尔巴哈诉诸感性直观,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结果使人陷入了另一种形式的抽象;马克思则立足于人的实践,把人理解为"感性活动",最终找到了通向现实的人的道路。从人是"感性对象"到人是"感性活动",马克思实现了哲学史上对人的理解的革命性变革,即在理解人的逻辑前提上从"抽象的意识"转向"现实的个人"、在把握人的思维方式上从现成论转向生成论、在考察人的理论态度上从直观态度转向实践态度。     

中西“游”和“游戏说”的对话

中西对“游”和“游戏说”都有着丰富的理论探讨,且存在诸多的共通性,但两者毕竟植根于两个相距遥远的文化,它们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特别是表现在中西不同的人生态度和思维方式上、不同的审美体验方式上、不同的话语体系上。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两者便没有任何对话的可能：（一）思维方式,对于西方的“游戏说”而言,应当淡化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提倡人物融合的诗化之境;而对于中国的“游”而言,既要引入西方的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但又不能重蹈西方文化的覆辙,真正的道路或许便是于中西思想的边界处的冒险。（二）审美心态,海德格尔的“诗化之思”或许为中西“游”和“游戏说”之审美心态的融合和对话提供了某些指引。（三）语言,自从“语言转向”以来,西方传统的语言观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不再是那种表象一工具型的现成性的语言观,而成了一种生成性的语言观,这似乎与我们中国的“道言”观有着某种契合之处。     

"白话"与"文学":胡适文学改良主张再认识

要准确评价胡适文学改良主张的意义,充分理解其深远持久的影响,乃至深入认识新文学的性质,就必须对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概念之基本内涵加以仔细认真的辨析。白话的上升与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国语运动的深入和"现代"意识的萌发有着内在联系,白话本质上是一种现代语言。对白话作为文学语言的地位逐步自觉的确认过程,也是文学观念、价值取向发生深刻裂变,文学格局进行重大调整的过程。由对"白话"概念的整体考察可以感知"五四"文学革命的丰富内涵。     

初论萨丕尔语言“沿流”之简化流向

从分析萨丕尔的语言沿流观入手,进而考察语言过去的历史,从而论证萨丕尔所指“语言沿流是有方向的,这个方向大体上可以从语言过去的历史推断出来”,得出语言过去的历史即为不断趋于简化的历史,进而推断出语言沿流是朝简化这一方向发展的。此外,对萨丕尔《语言论》中关于语言沿流的论述进行详细剖析,发现萨氏在论述英语三大沿流的表层背后,实则是在强烈暗示语言沿流之简化流向。这样,以语言过去简化的历史和萨氏在语言沿流论述中精心暗舍的关于语言简化的言语论据相互印证,所以,论断萨丕尔言及但未明确表明的语言沿流之总方向——简化。     

"女性文学"还是"性别文学"--"女性文学"及相关概念辨析

与“女性文学”相关的概念有“妇女文学”、“女性写作”、“女性主义文学”、“女性意识”,它们既相互联系,又有各自的特定内涵。目前批评界对“女性文学”的理解存在狭隘化倾向,不能涵盖批评对象的范围,因而应在“女性文学”之外再加上“性别文学”。“女性文学”以女性作家创作、作品为对象,探寻其审美特性。“性别文学”则不管作家的自然性别,用社会性别理论对文学中存在的社会性别权利关系进行清理。     

第一次"文代会"与新文学传统的规范化阐释

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文代会"),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史观,确定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文学史叙事线索,派生出一种新的文学史系统。"文代会"对纷纭复杂的文学史现象作了梳理,其中许多重要的观点和结论对现代文学史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中国文艺生产与管理体制的形成,是以"文代会"为发端,并由此获得理论支持。"文代会"显示了一个特殊年代对于文学传统的理解力,同时也表现出难于超越的历史局限性。随着时代变迁,"文代会"的思想、观念和概念有些已被摒弃,有些则在文学史书写中延续下来,甚至存留在"集体意识"之中,至今还影响着人们对新文学历史的"想象"。本文试图从几个最有影响的概念作为切入点,考察这一带有界碑性质的史事。     

错误的“意音文字”文字类型观及其辨正

国内语言文字学界提出"意音文字"说的学者,由于常把汉字中的"字"与表音、意音文字中词的书写形式对等,所以常常混淆字符的内在构形类别与字符记录语言的功能类别,造成对"意音文字"类型理解与分类上的偏差;否定"意音文字"说的学者则把文字的字符类型错误地等同于文字的体系类型,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意音文字"类型的文字。实际上,文字的字符类型应该是文字表达语言的基本符号类型,"意音文字"应该是由表意、表音两种类型的字符构成的文字体系类型。     

善概念的普遍定义如何可行--从人的意识的先天内在结构出发演绎善概念

一种彻底的伦理理性不能回避善的定义。但伦理学史中所进行的定义善的努力都因存在重大缺陷而屡遭挫败。它们的共同缺点在于没有充分认识到善是最高的伦理范畴,在逻辑上应该超越伦理论域来寻求定义方法。本文根据善的主观认识本性而把它的根源回溯到意识存在的普遍形式,然后用精心设计的纯粹普遍思维路径尝试打破摩尔制造的善概念不可定义的神话。     

论左翼文学运动的政治精英意识

“左联”时期的文学运动,它的本质意义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启蒙运动。“左联”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革命学说,左翼作家描写了如火如茶的阶级斗争场面,这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早已成为了定论。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左翼革命作家基本上都是游离于中国现代政治革命的具体实践之外,他们所倡导的新型价值观,也只是一种流行于知识分子阶层的理论观念,是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精英意识。因此,它的历史局限性也就在所难免。     

魏晋言意观与西方语言观之比较——以海德格尔、加达默尔为例

语言与意义生成之间的关系是东西方哲学界共同关心的话题。在中国,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堪称对这一问题的集中讨论;在西方,海德格尔、加达默尔的语言本体论对此问题作出高度思辨性的解说。双方看法相去甚远,但均以各自文化背景为依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简单套用任何一方的模式评判另一方,均是对对方的蔑视与歪曲;只有在相互承认对方理论价值的基础上,双方才能够进行平等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