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哈剌?传》献疑及其史源探讨

《元史·哈剌?传》是研究元人哈剌的基本史料,但多有缺误,元人碑传资料可以补正《哈剌?传》的若干问题。一般认为元人碑传为《元史》列传的一个史源,但具体到《哈剌?传》,经比勘后发现本传史源并非《巩国公谥武惠合鲁公家传》及《巩国武惠公神道碑铭》,而有可能出自现已失传的元代《后妃功臣列传》。     

《民国人物碑传集》后记

《民国人物碑传集》后记卞孝萱几十年来，我搜访聚集近现代名人碑（含墓碑、墓表、墓志等）传（含启、行状、家传、事略等）的经过，章开沅教授为《辛亥人物碑传集》所撰写的“序言”中，述之已详，兹不复赘。这几年，我与唐文权教授合作，将我所收藏的两箱碑传，进行筛选...     

元“耶律公神道之碑”考

内蒙古四子王旗乌兰花西照四十顷地村东北方,在当地居民称做“王墓梁”的陵园内,有许多挪亚方舟形的景教墓顶石,远望宛如白羊群,在墓顶石群中,有一石碑跌,其上原立有石碑。其上石碑是解放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员法人马定发现的,其后拉赫曼博土将北碑照片寄给陈垣(援庵)先生,陈先生为此撰文并附有照片发表于1938年《华裔学志》3卷1期。以后又将可识读碑文录入《绥远通志稿本》卷58。后原碑被当地居民运至墓地附近的乌拉太村,1965年运回内蒙古博物馆,现存内蒙古博物馆内。     

北宋王道宁墓碑志探讨

近日，在名城歙县太白楼一新安碑园内。博物馆工作人员意外发现了一块北宋碑形墓志。其墓志的主人是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徽州人王道宁(讳承裕)。此墓志呈圭形，石质，长118厘米，宽84厘米，高为6厘米。是采用碑的形式和志的内容做成，碑有圆额，上刻篆文，墓志正文则为楷书，志文以自右而左，自上而下的方式刻成，且字体规整，刻工精美，共计560个字。墓志铭全文大致如下。     

读《“龙城飞将”之我见》后

《社会科学》(甘肃)八三年六期载司俊、司俭所撰《“龙城飞将”之我见》一文,对“龙城”之解,颇具灼见,值得重视,兹不具论。唯于其中小有失实之处,略申鄙见如次。该文说:“少年时代,在家乡北乡五里铺路西口尚看到过《西凉武昭王李公讳嵩之神道碑》。”(按:“嵩”当为“暠”之误,该文所引数处均误。)按所说此处之碑,系李镜清之神道碑,而非李暠之神道碑罹登寮蠢罴?以其为清末拔贡生,故临洮人称之为李拔贡。民国初期在任相当于省议长职务时,惨遭军阀马福祥杀害,其墓在碑     

金完颜希尹碑史事考辨

金完颜希尹碑,全称为“大金故尚书左丞相金源郡贞宪王完颜公神道碑”。它是吉林省境内的三大金碑(大金得胜陀碑、完颜娄室碑与完颜希尹碑)之一,历来被中外学者所注目,但对完颜希尹碑的研究,远不如前二碑之盛。完颜希尹碑不仅是研究其家族的重要资料,而且对考订金朝史事亦有重要价值。     

陵县平原君墓考

<正> 陵县县城城里有座古墓,墓前石碑高约二米,碑正文为“平原君基”四个大字,落款是:大清嘉庆十六年岁次辛未孟夏,知陵县事浙湖沈瑊重立。墓碑既为重立,则此前当有平原君墓之石碑立此;另外,七十年代陵县修环城河从墓前通过,地下出土有一雕石卧虎,据此推断古墓属真古墓,非后人假托。墓主是谁?部分志书如《长河志》、《陵县县志》推断是战国时期的赵国公子赵胜。《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记载,赵胜“相赵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复位,封于东武城”。东武城《史记》正义注     

一块发现于滇西北的藏文石碑——格子石碑

1992年,在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的格子村,发现了一块吐蕃时代的藏文石碑,该碑由碑文、“臣服图”及碑饰图案等几部分组成。本文认为,该石碑是当时吐蕃经营南诏、远交唐朝的又一历史见证。碑文记载了龙腊塔部落臣属于吐蕃的历史事件。由8人组成的“臣服图”表现了神川节度使吐蕃君臣正在接受归顺者龙腊塔及其随从进贡的场面。石碑的碑饰图案反映了唐朝、吐蕃、南诏几种文化在当地相互汇集、交往与融合的历史。     

大理五华楼元碑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

一九七七年三月,昆明师范学院副院长王云同志因事路过大理,在县文化馆看到几块元碑,经探问,知为一九七二年拆除五华楼时所出,且得悉新出的碑为数颇不少,大半用以砌修了球场的看台,部分流散在民间。当即跟踪迫寻到球场,得见看台最下面两层垫作阶梯的石碑有的表面所涂水泥已经剥落,显露出字迹,多有元朝年号,约有十来块,根据情况判     

拉萨的纪念碑

拉萨作为一个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古城,多次成为全藏的首府,经历了许多政治事件,自然有不少值得纪念的事。历代统治者总喜欢为自己树碑立传,但作为历史资料,作为永久纪念,倒是很有价值的。拉萨的纪念碑为数不少,光是大昭寺门前便有石碑二块。古的,从吐蕃时期赞普所立的著名的甥舅和盟碑;近的,是清朝政府驻藏大臣立的劝人种牛痘碑。其次,在布达拉宫前面有达扎陆贡记功碑,布达拉山下无字碑;在龙王潭有康熙碑与乾隆碑。而离拉萨稍远的墨竹工卡东北拉萨河旁的协拉康碑和拉萨河南岸、与拉萨河隔河相望的噶回寺碑等等。这些碑是研究西藏历史和藏汉民族关系的可贵资料。对于这些石碑,自有科学研究工作者进行专门考证和论著,本文只是列举有重大意义的甥舅和盟碑、拉萨雪碑,以及康熙碑和乾隆碑,作简单的介绍。     

陆游碑志文史料价值辨正

陆游是南宋著名爱国诗人,其卓越的史才也为时人所重视.陆游撰写了不少碑志文,他对碑志的认识是站在史学高度的,历代史志对陆游碑志持接纳态度;陆游创作的碑志文中亦有隐讳和虚褒之处,前者可从史料中得以证明,后者囿于碑志实用性,往往难免.但是陆游碑志创作体现了一定创作技巧和家学渊源,并非一般的谀墓之文可比.     

白龙珍珠城古碑考

明洪武初年 ,在白龙 (今北海市铁山港区营盘镇白龙村公所 )筑城 ,设官镇守珠池。南门外尚存《宁海寺记碑》、《黄爷去思碑》和《李爷德政碑》。白龙城是广西文物保护单位。 1988年 ,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兴建珍珠碑亭一座 ,将这三块石碑保存下来。 1998年 ,北海市文物管理所组织力量对白龙城遗址和保存的石碑进行考察。因年代久远 ,风雨侵蚀 ,碑文多已漶漫难辨。经辨认 ,初步整理出石碑上残留的文字 ,并对这些文字作出注释和分析。     

世谛文字中的华严楼阁——论苏轼文与《华严经》之关系

关于苏轼文与《华严经》之间的关系，钱谦益提出的“苏文有得于《华严》”说关注到了一个前人未曾注意的问题，即苏轼《司马温公行状》《富郑公神道碑》这类看似与佛教绝无关涉的史体文在文章形式上与《华严经》的相似性。他因此十分推崇苏轼此类文字，其同乡后学也有不少人继承了这一观念，并认为此类文字乃苏轼“大文章”。但在传统评价中，苏轼长于策论而短于叙事。钱谦益的观点与苏文的传统评价产生了分歧，因而并未被时论所接受，他效法苏文而作的碑传文也颇受后人诟病。     

大明李将军碑考释

本文以考古调查资料为基础,结合文献考证认为:青海省湟中县田家寨新村大坟滩湾发现的李将军碑为明代最后一位西李土司李洪远墓地的神道碑。     

宋人笔记中之包公

包公人也,而经传奇、戏剧之涂饰渲染则几于神。当时京师“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语(见《宋史》本传)因其面黑而峭严也,后世遂传为实任阎罗。戏剧如《游五殿》、《探阴山》、《铡美案》则大显神威于阴曹地府,又传曾主东岳速报司(见元好问《续夷坚志》)。更有以讹传讹者则包字希仁与范仲淹之字希文相混,戏文中往往自称“名拯字希文”,又自称“包文正”,则并连范谥,实则包谥孝肃不谥文正也。范之宦历,知开封府、龙图(《宋史》本传称以龙图阁直学士副夏     

关于永宁寺碑

此碑位于元代征东元帅府和明代奴儿干部司的设治地点。 曾建有两座石碑,一座是明代永乐十一年(1413年)敕修的永宁寺碑,另一座是宣德八年(1433年)的重修永宁寺碑,距此东北方三十步开外,便是早已倾颓的永宁寺旧址,寺前有一座辽代砖塔。光绪三十年(1904)两座碑被先运到海参崴博物馆,后又     

后突厥汗国末期史事新证——基于史源学的考察

两唐书《突厥传》对后突厥末期政局的叙述存在很大差异,这一差异主要是因为二者的史源不同。《旧唐书·突厥传》关于后突厥末期史事的叙述最初应是来源于颜真卿所撰《康阿义屈达干神道碑》,这一记录多有不确之处。《新唐书·突厥传》的史源则较为复杂,涉及后突厥末期汗位更迭的一段来自《唐历》,史料价值较高,其他部分则多是编者对已有史料的重新删减、编排,需要谨慎使用。后突厥末期诸可汗的活动地域一直在漠北,而非漠南,唐朝北伐突厥的态度远比我们此前认知的要积极,九姓部落和唐朝在消灭后突厥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国人物碑传集》序言

《民国人物碑传集》序言汤志钧《民国人物碑传集》在《辛亥人物碑传集》出版不久，也已编校成册，刊行在即了。两书的出版，是学术界的大事，也是中国近代史、民国史研究者期望已久的资料书。我国史学源远流长，品类繁多，从传记而言，“正史”之外，私家撰述又有碑（墓碑...     

南宋文学家蔡戡小传订补

南宋名臣、文学家蔡戡,《宋史》无传。《全宋词》小传因属草创,故较简略,且有讹误,兹予订补。要点有:戡,常州武进人。以门荫入仕。尚曾任溧阳县尉、江州察推、敕令所删定官、知随州、广东提举、广东运判、湖南提刑、京西运判、尚书省郎中、太府少卿、知温州、左司员外郎、浙东提刑、司农少卿、广西经略安抚使兼知静江府。以宝谟阁直学士致仕。开禧二年以后卒。尚著有《易解》、《贞观谏录》、《本朝名臣懿范》、《典故类说》、《鸡肋编》、《忠惠年谱》、《白乐天年谱》、《静江府图志》等。     

从千年墓志铭看高力士重大历史功绩

1.关于高力士千年墓志铭的出土有关高力士的存世石碑,原先仅有墓道碑一块,由肃宗之后的代宗根据玄宗遗旨所立。奉旨撰文者为唐代尚书驾部员外郎潘炎,书写人是太中大夫将作少监翰林张少悌。此碑可谓关中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