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与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之始终,浓缩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历史演进过程,从《原道醒世训》、《天朝田亩制度》到《资政新编》,太平天国的思想甚至比稍后的洋务运动的思想还要先进。这代表了客家民系从历史的“自在”走向了“自为”,第一次在中国近代革命中崛起。     

“大一统”思想的缘起、重识与重构

“大一统”思想的提出有其深厚的历史缘由，在其发展与变革的过程中，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本文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分析方法从历史必然性的视角回顾“大一统”思想的缘起，从“大一统”思想的变革与实践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以及对“大一统”思想的反思与重构等三个方面予以分析、阐释。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逻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可追溯自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观,历经“建党—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新时代”百年积淀,其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传承与发展,很好地实现了党和国家大政方针与习近平“正定—福建—浙沪”地方实践的协同“共振”,在“问题+目标”导向和“制度+规划”路径下,实现了在生态文明思想、理论、制度与实践上自觉性、能动性和有效性的有机统一,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历史使命、基本路线和政策方针而变,不变的是人民性宗旨和初心。     

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延续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起源于前国家时代的宗族性协作农业，夏商周“王权”时代确立了中央集权制政体，秦至清“皇权”时代，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日益强化。由“王权”向“皇权”演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央集权体制也随之加强。“大一统”思想作为主导性意识形态，为中国古代集权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石；中国古代集权体制为“大一统”思想的官方地位提供了制度保证。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赓续不断，与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极好的相适性，并与“大一统”思想观念相互为用，为中国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延续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制度保障。“大一统”思想和中央集权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理念，可以为当前的现代化之路提供有益的借鉴。     

"尚贤尚同"到民主集中制的辩证继承

作为中国共产党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的民主集中制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依据，强调发扬民主与善于集中的辩证统一。而作为墨子重要思想的“尚贤尚同”同样强调民主意识与统一意志的有效结合。二者之间的相似性体现了制度思想的古今传承。在树立文化自信、发扬优秀传统的今天，回归历史既可以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寻求制度内生性的依据；又可以在时代变化中批判继承，让民主集中制更好地落实，从而加强党的建设、维护党的领导。      

论明清之际“复封建”旗号下的分权反专制思想

明末清初一些思想家提出的“复封建”论,冲破了传统王朝窠臼,超越传统“封建”与“郡县”的讨论,寓反君主集权专制思想于其中,而具有突破性的进步意义。同时代的英国即是以封建诸侯起而平衡君主权力,制定国会宪章,从而实现了制度创新转型。在政治“大一统”的传统中国,以“复封建”来分权制衡专制君权不具可操作性,制度创新历史转型的出口在哪里则仍需探讨。意识形态政治泛化的“封建说”,脱离中国历史实际解释不了历史而没有学术价值,蕴藏于“封建”制下的明清分权反专制思想,则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屈原社会理想与儒法两家的关系

本文从屈原“美政”社会理想与儒、法两家思想关系入手,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屈原社会理想的性质、内容和意义,指出“美政”的主旨在于以先王盛世为蓝本,恢复领主贵族制度的秩序之“礼”。这种思想具有鲜明的儒家色彩,而与法家则是基本对立的。文中还揭示了这一主旨与其社会批判精神的内在联系,及其倡导廉洁政治、主张举贤授能的历史意义。     

伟大的思想指导更伟大的实践

从“三个代表”所蕴涵的制度变迁来判断,它是邓小平理论与实践的必然逻辑结果;从性质上看,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从而完成了从“传统党”向“现代党”的转化。中国经济特区应在“制度创新”与“扩大开放”上“走在前列”,这是深入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思想的应有之义、总体方向和使命所在。     

教学论研究实践转向和理论创新的历史自觉——兼谈“教学论就是教学论史”

教学论研究在转向与回归实践、变革与创新理论的过程中需要立足于已有的实践成就和理论成果.从教学论研究历史自觉的意义上而言,教学论就是教学论史,教学论与教学论史是“历史性的教学思想”与“教学思想的历史”.这一命题的意蕴不是以教学论的“历史”冲淡乃至替代对当下教学实践与教学理论的探索,而是基于“历史性的教学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教学思想的历史”,从而实现教学实践和教学理论的持续发展与不断创新.     

宫省制度与秦汉政治

本文通过分析宫省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探讨了宫省制度与秦汉政治的关系，揭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月关即国家”思想泛滥，家政、国政不分状况对秦汉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     

新中国法治历程:民法56年

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92年十四大为界,中国民法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从1949-1978年是破而未立的萌芽时期;1978-1992年是抗争僵化的理论教条、重新探求法学自身正当存在权利和发展规律的过渡时期,出现了《民法通则》这一基本立法;十四大后至今民法科学得以重建,从《民法通则》走向起草中的《民法典》,民事立法也空前繁荣。从民法基本理论和立法实证的变迁中可清晰地读出新中国经历“人治”转向“法治”的基本历程。     

反不正当竞争民事诉讼面临的困难及改革建议

反不正当竞争民事诉讼中的权利人一般是赢了官司输了钱,其损失很难得到赔偿,原因是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与现实情况不相适应。应当实行反不正当竞争民事诉讼制度改革,建立知识产权诉讼管辖上移制度。     

论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构建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程序在纠正错误判决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该程序实际作用的发挥还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和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推进,有必要对我国的民事再审程序进行重构,构建再审之诉的相关制度,以规范再审之诉,建立起符合诉的一般特点的民事再审制度。     

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民法视角

近几年,我国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不仅损害了社会与经济利益,而且影响了社会发展和稳定。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出台,我国已基本上建立起食品安全监管体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体系等多个法律体系,使食品安全有了坚实的法律保障。我国在食品安全监管中进一步强化民事责任追究制度,并将惩罚性赔偿纳入其中,提高了消费者遭受不安全食品侵权时的保护力度。评析我国食品安全事故的民事责任制度和民事赔偿制度,建议保留综合立法模式、增加民事责任章节,并针对惩罚性赔偿等具体内容提出完善建议。     

大学生择业中“公务员热”的调查分析——以集美大学为例

“考公务员”已成为时尚话题,也是大学生走向社会面临如何择业时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基于对抽样调查的结果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公务员考试受到广泛关注,许多大学生为此作了充分准备;（2）公务员“热”的是福利待遇和职业稳定,就业压力是报考公务员最主要原因之一;（3）“公务员热”得到认可和理解,大学生报考公务员时首选行政机关。以上启示我们,要使“公务员热”得以降温：建立分级分类考录公务员制度,完善公务员内部流动机制;正确认识公务员考试,鼓励应届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机关锻炼;增强大学生综合素质,引导大学生理性对待公务员考试。     

论中国民航销售代理业务管理法制之完善

2006年后,民航销售代理管理方式已转变为协会认可、自律管理,但协会认可实为＂行政认定＂,自律管理实为＂行政管理＂。民航局应行使规章制订权、行业组织监管权、纠纷解决权,并推动附属于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销售代理人委员会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独立机构,由其实行行业自律。而减少非法代理的办法是放宽认可条件、减少收费项目和降低收费标准,或改为注册制,只收取少量注册费并由航空公司来控制销售代理。     

民法理念的形成与我国现代民法制度的建构

制度健全、完善的民法对民事主体非常重要.而制度健全、完善民法的形成又依赖于完美的民法理念.西方文明以古希腊为初始,并因地理环境的影响自然生成平等、财产私有、意思自治等民法理念,具有内生性,并体现人文价值关怀.以此为指导,最终使得西方国家民法典成为典范.我国的地理环境导致我国古代不平等的人身依附关系形成,并最终形成政治国家,强调权力意识.建构我国完善的民法制度,需要建立现代民法理念所依赖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借以弘扬现代民法理念;贯彻平等、私权优位、利益等意识,正确处理民法移植和符合国情的关系.     

论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及立法完善

执行和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特殊制度,但其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和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执行都存在着诸多争议。梳理了不同学者在该制度上的若干观点,并在总结、评论的基础上,提出执行和解协议不构成对既有法律文书的违背,但不能具有执行力和可诉性;认为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应适当介入执行和解程序,而不应只做个简单的记录者。     

市民社会伦理精神与和谐伦理精神的构建——基于黑格尔、马克思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伦理思想的启示

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和谐文化为基础，和谐文化以和谐精神为灵魂，而和谐伦理精神是和谐精神的价值内核。市民社会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起基础性作用，市民社会是现代性的伦理实体，塑造了现代人的交往方式和存在方式，也孕育了现代社会特有的伦理精神，市民社会伦理精神是构建和谐社会中“价值理想”、“秩序伦理”、“政治伦理”和“交往伦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资源。     

事实与权利——占有性质分析

占有制度的法律性质之争由来已久,主要有三种学说:其一为事实说,其二为权利说,其三为权能说。占有的性质应从占有制度的起源及历史发展中探究。古罗马法和日尔曼法因各自经济基础的不同,确立了不同性质的占有制度。它们的立法理念对近代民法的继受产生深远影响,而近代民法对占有性质的不同的立法选择,使占有的性质在发展中日趋明晰。依据现代法学的发展趋势,应当选择将"占有"与"占有权"相分离的路径,区分事实与权利,在此基础上构建占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