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两个理论缺陷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一生学问的立言宗旨.知行合一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从知上说,良知之心无善无恶却知善知恶;从行上说,良知之心无动无静却能动能静.良知之心知善知恶,但为什么会有恶而不知、"好心办坏事"的现象?良知之心能动能静,但为什么会出现知而不动、"好心不办事"的现象?其原因在于知行合一的两个理论缺陷,一是以良知覆盖认知,轻忽认知之心的逻辑分析功能;二是道德情感交待不明,对道德的内在动力认识不清.     

荀子论德性如何向善

荀子的性与知、义、礼、伪等核心概念之间有一定的联系。虽然荀子将"凡以知"归之于"人之性",但并没有对"知"作一个或善或恶的价值判断,可当与物相接时,却赋予人一种向善的可能。伪是对人类之性由恶转善的人文规导、价值导向,在荀子的思想中,无论是"仁义法正"之质具,还是义辨之德能,其本身都是与"知"或"智"相关联的两个不可分离的概念,"质具"是指"心以征知"的先天具有的道德逻辑推理能力,"义辨"是人"生而有知"的对于心所接之物的感知、判断、辨析的道德认知能力。从"质具"到"义辨"本身反映了从知善到行善的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内在统一。     

王阳明仁德修养过程论及对现代道德建设的启发

人如何达于至善,是儒家思想从孔子到王阳明的主题。王阳明认为,人皆具“无善无恶”之纯善本心,并认为这是人皆可达于至善之前提和基础;但大多数人要长期经历在实事上磨练之“为善去恶”过程,才能达到 “物来顺应”、自在快乐的至善境界。阳明关于道德修养如何不断提升的思想对我们今天如何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康德的“理知世界”解析

“理知世界”是康德根据理性的理念所形成的实践法规而设定的一个道德世界,它只能从“超验理念”的角度而不能从“先验理念”的角度来理解。“理知世界”在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第三部分论证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时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第一,“理知世界”使康德走出道德律和自由相互归因的恶循环;第二,“理知世界”论证了“定言命令”何以可能。     

论灰色道德

"灰色道德"是一种不求善不避恶,抛弃善恶两极,而走中间道路的道德中立观,它把妥协作为价值标准,容易导致人们同情邪恶,反抗美德,因失去道德标准、原则和目标而变得麻木,进而导致一个非理性社会的产生.崇尚选择灰色道德的人,不是不能够选择完全善和完全恶,而是不愿意选择完全善和完全恶.他们在心理上存在一种逃避心理,即追求道德责任的逃避,怕被烙上道德"黑"的污名.     

至善与趋恶：康德人性论下的意志选择

关于人性是善、是恶还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争论古今有之。其中,康德曾就“人性善恶”问题作出了深刻探究。他将人性细化为三种向善的原初禀赋和三种不同层次的趋恶倾向,并认为“善的禀赋”与“恶的倾向”共居于人性之中,故“即使是在最好的人这里,都提出了恶的倾向”。他对于“人是什么”这一问题从宗教的角度加以阐述,旨在让宗教理性化、纯粹化和道德化。康德强调“道德的宗教”,以“命令”的方式要求人们与恶性斗争,并努力成为一个更加完善的人,并将道德基础之上的“德性”与“幸福”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一种“至善”。于是,“德性”也被康德看作“一切我们对幸福的追求”的终极条件,是终极的善。因此,康德关于人性在善恶上的倾向不是凭借神启或信仰来解决的,而是依靠自身的努力,让“人性”服从“德行”,通过对法则的敬重和遵从,使之成为至上动机从而指导人们找到“向善”的归路。     

论灰色道德

“灰色道德”是一种不求善不避恶，抛弃善恶两极，而走中间道路的道德中立观，它把妥协作为价值标准，容易导致人们同情邪恶，反抗美德，因失去道德标准、原则和目标而变得麻木，进而导致一个非理性社会的产生。崇尚选择灰色道德的人，不是不能够选择完全善和完全恶，而是不愿意选择完全善和完全恶。他们在心理上存在一种逃避心理，即追求道德责任的逃避，怕被烙上道德“黑”的污名。     

净土三经的伦理思想研究

作为佛教净土信仰的基本经典,净土三经伦理思想的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一是离恶向善的价值取向,表现为离三毒之恶而向三善,离五恶而生五善,离浊世之恶而向净土之善;二是慈爱悲愍的弥陀愿力,即阿弥陀佛四十八悲愿,包括拔苦之愿和与乐之愿,体现净土伦理的他律解脱特性;三是兼顾各类修习特性的道德修行方法,特别是三品往生方法;四是体现快乐安隐、纯善无恶、清净庄严的极乐至善的道德理想之境。由此也体现了净土系伦理的基本特色。     

从历史观的维度看道德价值的本质

从历史观的角度与从价值观本身的角度看道德价值的本质存在层次上的差异,后者只说明善与恶的分界,前者是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进一步说明.判断善恶的历史标准又源于所谓的"历史必然性",而带有历史必然的东西不一定表现为"客观的善",这需要正确理解社会进步、道德进步、道德合理性等概念,以求对道德本质的科学理解.     

论人性善恶的阶段性简

人性是善还是恶,已经争论了几千年了。其实,性善论和性恶论都不准确,因为善与恶是基于一个道德标准做出的判断,而道德标准又是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变化的,因而同一人性在不同时代的不同道德标准下得出的善恶结论是不同的。所以,人性的善与恶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判断结果。这个结果会随道德标准的变化而改变。作为个人而言,其人性的善恶也往往是有阶段性的。     

现代技术伦理的“知行合一”问题

“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伦理中行之有效的规范,在传统技术发展中有重要影响。现代技术活动同样应强调“知行合一”,但贯彻这一规范有许多困难。单靠个人的“知行合一”并不能解决群体或组织的“知行合一”问题。过于狭隘的专业教育可能使某些关键岗位的技术人员缺乏伦理责任意识,企业家的道德自律时常在利益冲击下难以坚持到底。为此,必须建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完善的道德制约体系,逐步建立伦理监督的社会保障系统,在理工科教育中加强技术伦理教育,培育技术人员的技术良知,形成良好的舆论监督氛围。     

正义的困境

正义问题是伦理学中重要的论题,也是现实社会生活中必须解决而又难于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关于经济领域中的分配正义的问题更是如此。在西方,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分配正义中的伦理困境一直困扰着历来的伦理学家,他们都力图走出这一困境。著名伦理学家罗尔斯在这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在我国现实生活中,这一伦理困境却仍然困扰着我们,找到解决这一困境的办法仍然是我们的一大难题。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伦理精神

思想政治教育的伦理精神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学科意义、实践意义。是精神性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始终遵循一定的伦理道德标准,按照一定的伦理道德原则塑造人、培养人,把伦理作为一种生存生活的方式,促进人性的完善和人的价值的提升,最终的旨归是追求向善。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形而上的伦理探究和考量,体现的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伦理观照。注重人的伦理存在的方式,尊重人、关心人,在“人”的活动中、在“生活”的实践活动中、在“正义”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伦理精神。     

人本楼市的幸福消费观

安居乐业是民众的一种基本需求,民众通过安居乐业可以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并体验居住条件改善所带来的幸福体验。住宅消费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伦理问题。构建人本楼市,需要广大消费者能够成为人本楼市中的伦理主体。因此,应当通过了解幸福的内涵,树立幸福楼市消费观,自觉进行楼市的合法消费、适度消费和绿色消费。     

孝养为主、慈善为辅、政府为助——农村养老方式的社会学思考

农村养老牵系亿万农村家庭和数以亿万计的农村老人；在21世纪的今天，农村养老不仅仅是一个个农村的家庭的家庭经济、伦理道德问题，它关系着社会主义的全面小康社会能否建成、社会能否实现和谐稳定的社会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解决好农村养老，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采取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以孝养老、政府调控、社会力量辅助多条腿走路，保证我国农村老人衣食无忧、精神愉悦，安度晚年。     

邓小平执政伦理思想探究

邓小平执政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超越,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为民谋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执政伦理思想可以归结为:立党为民,执政为民。其中以民为本,执政为民是邓小平执政伦理思想的基石与根本出发点;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它的制度保障;共同富裕是它所追求的最终目的;“三个有利于”则是它的价值判断标准。它们共同构成了邓小平执政伦理思想的完整体系。     

伦理理由可通约吗？

通约性作为思考伦理理由问题的切入点,它不仅是消解各种伦理理由观点之间争论的关键,而且还是探寻伦理实践问题的重要维度。伦理理由是否具有通约性是伦理学界关注的基本问题。从伦理动机理由和后果理由的层面来看,二者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们不可通约。尽管伦理理由不可通约,但它却为人们研究伦理问题提供新的契机,促使人们不断思索伦理实践问题。     

论行政道德建设的德性追求

行政道德的规范功能是权力的应然设置,它直接的消极后果就是行政主体的工具化。行政道德的最终目的价值是成就人、塑造人,惟有德性才能实现之,因此,德性培育便成为行政道德建设的主要问题。制度安排与市俗关爱是培育德性的重要内容。     

大学生自杀问题的社会伦理思考

近年来,青年大学生的自杀现象屡见不鲜。透过这些自杀现象我们可以发现自杀不仅仅是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更多的是社会伦理价值观深层次的问题,文章对大学生自杀原因进行了伦理思考,并提出了伦理教育的相关对策,以期为社会各个方面对大学生自杀进行早期干预提供参考。     

《化书》道教伦理思想探究

《化书》乃五代时期道教之经典,其中颇为丰富之伦理思想竟为学界所忽视。它视角独特地从生物学上寻找人类伦理之源;痛斥当时道德堕落之状况;认为伦理教化之根基在于帝王无为寡欲,清正爱民;其实施策略即为与民同甘共苦,倡导平均,厉行节俭;其伦理理想则为由人人平等而至天下大治。这是融儒家、佛家思想于道家之中的伦理创新,是中古道教伦理思想之重要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