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五口之家”述略

根据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分析，习惯上将战国秦汉时期的个体小农家庭称为“五口之家”是可信的。这种家庭结构大部分是夫妻子女型，即社会学上所说的核心家庭。三世以上同居的大家庭虽然受到统治者的提倡，但数量极少。个体小农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单位，由于封建国家的残酷剥削和天灾、战争等原因，个体小农家庭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由于个体小农家庭的存在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个体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所以，它一直存在于整个封建社会中     

中国化“资产者公共领域”:从民间商会到市民社会的路径选择

学界对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之概念工具存在理解歧义与混用,“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两者均超越了中国化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特殊国情,“资产者公共领域”可能是更实际的学理研究路径。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领域中间,是一个广泛、深邃的市民社会转型地带,并呈递进式状态,朝着市民社会的终极方向演进。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学理研究角度应是民间商会基础上的“资产者公共领域”,而非公共领域甚至市民社会。     

农民的行动逻辑：社会理性抑或经济理性——关于“小农理性”争议的回顾与评析

有关传统小农具有何种理性的争论,存在两派对立的观点,即传统农民是社会理性还是经济理性。这两派观点分别持“实体经济学”与“形式经济学”的立场．在各自的形成中涌现了一系列的代表性人物和著作。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两派的对立争论之外,也不乏出现调和的“第三条道路”．认为现实中的小农是两种理性的综合体。重新梳理、反思这一经典小农理论的最大意义．在于构建本土方法论以及对当下中国“三农”问题的启示。     

论秦汉文化的时代精神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与巩固的重要阶段。与之相适应,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也呈现出崭新的特色,体现了独特的时代精神。概括地说,这种时代精神表现为:“大一统”理念作为秦汉文化的灵魂,贯穿于当时的思想文化建设的整个过程,确立了秦汉文化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阴阳五行思想作为秦汉文化的哲学基础,起着联系、沟通秦汉文化方方面面精神纽带的重要作用;而学术上的兼容博采、融会贯通,则成为秦汉文化得以顺利发展并创造辉煌成就的不竭动因及显著特征。     

权界意识的生长:中国个体化社会的形成与国家转型

本文从社会心理结构角度探讨中国个体化社会形成的历史社会进程,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有个体意识、家族意识而无权界意识,这是一个家族制社会;革命后,中国国家建设的逻辑是用国家意识去铲除个体意识,从而形成了一种集体社会;市场化改革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界定产权,将人从集体庇护关系中解脱出来,确立权界意识,这种社会心理结构的转型,为中国个体化社会的成长提供了深层的心理基础.相应地,现代国家的成长,也意味着从传统的家族式统治、计划时代的单位式控制向对公民个人的法治化治理转型.     

压力与诉求——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关系的讨论

以国家与市民社会间关系的学术争论为出发点,从理论上探讨中国国家与市民社会两者互动关系中,“正和博弈”的可能性及其意义,特别强调“新人民主权论”在新型关系模式构建中的积极意义.以期待形成一种社会与国家间的非对称性的权力制衡.     

浅论传统社会文化中的兵

秦汉以后，中国社会存在一个游离于“四民”之外的“兵民”群体，他们在以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础，宗法家族为纽带，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社会文化中，缺乏合理定位，以至兵民阻隔，结构失调，使军人难以获得“四民”社会的认同。     

作为审美形态的内美在美学史上的形成、确立及意义

“内美”是一个兼具内修、审美和道德的多义性概念,其含义及其发展与“气”、“象”、“道”等中国审美形态范畴相关联.中国文艺美学史上,内美观念经历了秦汉的发展,到魏晋六朝以重视和强调“神”、“意”、“气”而得以确立,形成了重视内美的传统思想.从与内美相关的许多审美形态范畴以及近代美学理论的发展来看,重视内美可看作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结构性特征.     

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关系的讨论

本文以有关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学术争论为出发点，从理论上探讨中国国家与市民社会两者互动关系中，“正和博弈”的可能性及其意义，特别强调“新人民主权论”在新型关系模式构建中的积极意义。以期形成一种社会与国家间的非对称性的权力制衡。     

略论汉初的士大夫

中国古代通称为“士”的社会属性在先秦秦汉时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春秋战国前之“士”是贵族的一个等级，春秋战国时期是为游士，秦汉时期，尤其是汉初方正式形成一个士大夫阶层。汉初，由于高度集权的中央君主专制体制的确立，士人的社会角色也基本被确定为入则为官、出则为士，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阶层及其社会功能由此基本形成，并历经两千多年而无本质变化。汉初士大夫的社会功能或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积极入世，投身于社会政治，为新兴的汉王朝反思历史，拨乱反正；规划政权，制礼定制；亦官亦师，教化民众等，对汉政权的确立和巩固、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和文化学术的繁荣倡盛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二是继承和传播文化，在这一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

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以西学东渐和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为其思想渊源,但无论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某些异质音响,还是洋务派的富国强兵战略,都与五四启蒙思想相去甚远;近代维新派思想家严复、梁启超等人提出“开民智”、“新民说”,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一致把“新民”看做是强国建国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五四一代启蒙思想家借助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确立了以“立人”为目的的启蒙思想,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化启蒙树立了“人学”标志,并由此确立了国家与个人的新型关系原则。这种关系准则是现代社会关系最本质的标志。     

“以礼入法”法律文化微探

一、引言“礼法”二字是描述儒家传统思想与中国古代法律彼此之间关系的点睛之语。“以礼入法”,始于战国末期,形成于秦汉之际,确立于汉武帝时期,成熟于隋唐时期,完备于宋明时期,一直延续到近代,经历了上干年曲折渐进的发展过程,最终积淀成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形态。今天,“以礼入法”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一种整体的文化形态已不复存在,但由于文化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和当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它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发生着深刻的影响。所以,对“以礼入法”的价值观予以重新反省和准确把握仍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小农经济与传统农耕社会的有机运行

从现代政治理论和经济视角来看,传统农耕社会的管理是有序的。小农家庭经济是农耕时代政府财政最大化的选择,小农经济有效地抵制社会运行中的经济和社会风险;历史上“人多地少”并不是农业的问题;农耕社会丰富的国家调节手段,采用了行政、财政、社会结构、文化等的手段来维持社会的平衡,这些都表明建立在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农耕传统不能简单地与“落后”、“愚昧”联系在一起,它的社会运行是相当有机的。     

论礼的起源及其转型--一种法文化学的视角

学者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的礼最初起源于原始图腾祭祀仪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作为图腾崇拜祭祀仪式的礼逐渐从单纯的宗教仪式上升为一种以血缘为基础的国家制度以及维护这种国家制度(礼)起辅助作用的暴力工具——法(刑),两者一起构成中国古老的法观念,亦即“礼—法”。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背景对这种“礼—法”观念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孔子则适应形势对其加以改造,孔子“以仁释礼”的仁学建构为中国传统法文化确定了伦理价值基础,并为礼与法的融合开辟了通道,为秦汉以后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和法制建设实践奠定了思想基础。     

关于传统租佃制若干问题的商榷

中国过去认识传统乡村社会的模式,影响最大为“租佃关系决定论”与“乡村和谐论”。前者强调租佃关系的作用,后者则把传统乡村看成一个非常和谐的、温情脉脉的大家庭。但这两种理论皆属一种理论虚构,难以考之史实。事实上,传统中国土地并不那么集中,租佃制并不那么发达。小农自由交易导致严重分化的说法不成立。历史上朝代际和朝代内土地趋向于集中的“规律”并不存在。当时的社会不公与社会危机另有原因,与租佃制关系不大。把地权问题说成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首要问题、把地权不均说成是传统中国社会弊病、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的主因,从而把平均地权说成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手段,都是没有根据的。     

中国社会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制度框架

中国社会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制度框架的确立是传统与现代化不断冲突与矛盾的过程。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不能割断的“连续体”。只有正确处理好其他国家、民族的现代化经验与我国的社会文化传统 ,才能确立起适合本民族发展的现代社会制度的框架     

社会化小农：解释当今农户的一种视角

农户是认识农业、农村、农民的钥匙,是理解和分析小农社会的基础。理论匮乏和现实需求呼唤对当今中国农户进行“再认识”,并以此为基点建构分析框架。从经营规模看,中国农民本质上仍然属于小农,但已被卷入或融入到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化体系中间,社会化水平之高史无前例。传统的经典小农学派已难以充分解释现代农民的动机与行为模式,需要建构新的小农理论范式。当今中国农村和农民处于一个社会化程度高、经营规模相对较小,且将长期存在的“社会化小农”时期,它有别于传统小农、商品小农和理性小农。这一时期是农户内部急剧变化,农民打破思维定势、突破身份歧视、冲破地域束缚,演化成为社会化、公民化的国民体系成员,荻取国民待遇的关键时期。“社会化小农”的性质、时期、形态定位,将为政府对农民国民待遇的制度安排、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政策选择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     

试论中国传统法文化在现代法制中的意义

一现代化离不开对传统的利用和改造,最现代的法制也有古代法的影响。中国传统法文化关注人生,重视社会实践,它的主导价值功能在于强调社会个体的道德自觉。这种重道德自觉轻个体权利的法文化价值观并不完全与现代法制相悖逆。从整个历史进程看,西方法文化重视对个体权利的保护,中国则偏重于强调社会个体的道德自律。中国人对法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如何通过礼的引导与法的惩戒来提高社会主体的道德自觉性;二是如何置个体利益于家庭、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之中。因此,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看来,法与礼都不应该首先考虑社会生活中“小我”之权利,而应该把“小我”融汇于社会、国家乃至整个宇宙的相互关系之中。个体价值的实现应以家庭、国家、     

中国传统社会汉民族的宗教观与宗教信仰——历史与文化的考察

中国传统社会系指中国从秦汉到清末大约两千年的社会历史阶段。“王权社会”、“儒教中国”的特点造成中国传统社会汉民族淡泊的宗教价值观 ;“宗法社会”、“巫术残余”的状况导致汉民族痴狂的宗教情绪 ;而中国哲学的政治化与人伦化特点和中国文化的“小传统”直接影响了汉民族的宗教信仰素质。     

农户经济理性问题的理论争论与整合

西方农民学研究中形成了实质主义“道义小农”理论、形式主义“理性小农”理论的争论及“综合小农”的理论综合,对中国小农经济研究影响深远.社会转型期,中国的小农经济处于一种“过渡状态”,处在从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变过程中,其经济理性行为能力逐渐增强.这些变化对中国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