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东科尔寺及其活佛系统在蒙藏关系中的作用

藏传佛教格鲁派自明朝万历年间开始传入蒙古各部后,为了将其永久性地传播和植根于蒙古民族和蒙古地区,历辈东科尔呼图克图作为达赖喇嘛派往蒙古地区的代表,为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格鲁派之所以能够在明末得到漠西和硕特蒙古部首领顾实汗的军事支持,也与东科尔活佛在漠西蒙古各部弘传佛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片石大战:多尔衮巧胜李自成

正20世纪90年代初,文物部门对九门口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先后出土了铁炮、石炮、青花瓷碗、大缸等大批文物。这些文物反映了明代军事防御和军士驻守长城的生活情况。据文物部门介绍,九门口长城拥有一个严整的军事防御体系,在历史上有"京东首关"之称,因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明末,李自成就是在这里与吴三桂决战时,遭遇清兵……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十三日,李自成、刘宗敏率大军赴山海关。随行的有明朝太子朱慈烺和吴三桂父亲吴骧等人。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的大顺军与吴三桂于一片石进行     

柳条插出"长城"来——《我从龙河走来》选载

如果有人告诉你: "中国有一条用柳条插出的长城."你信吗?但记者的确在辽河流域看到了这样一条长城,只不过它不是用来防御外敌侵略的军事长城,而是用来避免垦荒的"生态长城".     

论科尔沁蒙古对满族形成的影响

科尔沁蒙古是明朝末年游牧于东北西北部地区的蒙古族部落。在满族形成过程中,科尔沁蒙古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军事上,科尔沁蒙古归附后金政权,改变了其孤军奋战的被动局面,为后金统一女真各部和漠南蒙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政治上,科尔沁蒙古的归附,既壮大了后金政权的政治势力,又扩大了后金政权的政治影响,使之发展成为当时与明王朝抗衡的最强大的政治势力。在经济上,科尔沁蒙古是后金政权战马及牲畜、粮食的供应地,对后金政权的发展强大给予了重要的经济支持。科尔沁蒙古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影响,促进了女真族的统一和满族的形成。     

从“英国小弟”到“美国小伙伴” 加拿大的跟班之路充满坎坷

正孟晚舟事件严重损害了中加关系。其实孟晚舟事件发生在加拿大一点都不令人意外,这要从有"美国小伙伴"之称的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说起。加拿大人总爱说"美国是我们最亲密的军事盟国",美国人也经常这样说。这两个国家同在一个军事联盟(北约),经常在国际军事干预行动中"出双入对",而且拥有世界上最漫长的共同边界。但这种"亲密的军事关系"并非"古已有之"。恰恰相反,美国和加拿大诞生之初,曾是不折不扣的"你死我活关系"。     

长城的内涵及其相关问题

长城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建筑工程,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长城的内涵是涉及长城研究的重大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模糊不清。长城的本质是绵亘不绝的城墙,并不包括附近的军事设施。长城的内涵应是人工修筑的以土、石、砖为墙体的连续性高墙,系古代边防御敌的军事工程。     

评《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

近读吕一燃先生所著《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书,获益良多。全书收入了作者关于新疆、蒙古、东北等北部边疆地区历史的论文２６篇,内容涉及上述地区历史上的疆域、边界、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人物、对外关系和革命斗争等许多方面,可以都是...     

明朝在朝鲜之役前后的军事情报活动论析

朝鲜之役是明朝君臣在前期情报工作不力、军事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迫且仓促展开的一场国际战争,福建巡抚赵参鲁因早期情报工作处置失当,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朝鲜之役爆发以后,明朝君臣出于稳定东北亚封贡防卫格局的战略考虑,暂时搁置了对战前朝日关系的查勘,入朝抗倭.在长达七年的和战过程中,明军的情报来源显然是多元化的:对于福建巡抚许孚远在任期间所派遣赴日的两批情报人员的间谋活动、反间活动,应该结合情报科学的原理加以具体的辩证分析,不宜过度拔高;在朝明军从多种渠道获取情报的努力总体上值得肯定,功不可没,但亦留下了若干沉痛的历史记忆,平壤之役、尉山之役明军先胜后败皆与明军在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中,无法完全贯彻情报互证的原则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朝鲜之役结束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日本以及朝鲜、琉球都曾成为明军海外情报侦控的重要对象.明朝情报工作的这种持续性、广泛性与着力点,既肇源于明朝君臣强烈的忧患意识,更是明朝军力、财力长期积弱不振、其封贡防卫体系墓于地缘军事关系的变动趋于圈层性收缩的外在表征.     

桓仁“封禁史”

1644年,清顺治皇帝即位,分段修筑一条名为盛京边墙的柳条边墙。边墙挖壕、筑埂,埂上栽植柳条,后人称之为"绿色篱笆"。边墙上每200华里左右设门,驻兵把守。盛京边墙南起今凤城西南沿海之处,向北至今本溪县碱厂,向东北至今新宾的旺清门,再向北至今清原的英额和开原的威远堡,由此转折而向西南,直奔山海关与长城相接。这条边墙至1661年     

明人私撰日本图籍及其对日本的认知

明朝人突破以往主要由官方垄断记述日本国情的传统格局,纷纷私撰记述,其数量之多,所述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这反映出明朝民间人士对日本认识、了解的内容从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进入了中国古代认识、了解日本的一个新时期。之所以如此,这与时代、社会的发展和客观现实需要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俄东部边界近距离观察与思考

中俄东部边界长约4 300公里,由于种种原因,直到21世纪初两国才最终划定并勘界完毕。2015年8月中下旬,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周边安全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组成调研组,亲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以及中俄边境城市漠河县、抚远县、虎林市、密山市和绥芬河市等边境地区,围绕边境协定的执行,东部边界是否安泰,边境地区的边贸情况,政治社会发展变化,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初步落实情况等问题进行专题调研。我们的初步印象是中俄东部边境地区的安全状况基本良好,双边的边贸关系发展面临挑战,两国民众特别是边民间的认知尚待深化,"一带一路"建设的落实情况还须因地制宜。     

抗战时期边区农村合作运动的中国化——以晋西北边区为例

认为受革命和战争的影响,边区的经济环境已不再是纯粹的自然经济,特别是在合作社建立以后,准确地说应该是组织经济.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规模经济的信赖,也保护了边区经济的"政治安全",但合作化在实际管理运行中难免会出现一些不足和问题.为此,边区合作社开始不断提高社会化经营和强化公关服务,政府也突出强调合作社的革命化方向,使舶来的合作社形态呈现出从"经济型组织"到"组织式经济"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对合作社政策进行了适当调整,无论合作社的发展路径还是管理机制都出现了合作社在西方经典理论中社会生产"主体化"向党领导下根据地经济生产"载体化"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边区乡村这种结合本土特点的合作社形式的"嫁接"相较于恪守西方原则的"移栽"更具有强大的适应性和生命力,由此不难窥见战时中国在革命中经济新陈代谢之一斑,并预示着未来一个以组织化集体生产的"新中国"的到来.     

在"枢纽"与"限界"之间的边缘人 民国时期边地汉人形象构建论说

民国时期,边地汉人在研究者的笔触之下被赋予了不同的形象。吴文藻、陶云逵等较早地接受了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提出的“边缘人”理论,并从宏大国家叙事着眼,阐释了边地汉人的“枢纽人”作用。不过,李安宅、梁钊韬、费孝通等基于微观“边地日常”的观察表明,作为“限界群”的边地汉人的图利动机及其行为有时对边疆建设来说是一个“问题”。两种相互矛盾的形象表述直接或间接地与罗伯特·帕克的“边缘人”理论发生对话,揭示了民国时期国内社会知识精英所持边疆社会改造方法论的分歧。回到历史现场,无论是“枢纽说”抑或“限界说”,均表达了研究者对边地汉人的关怀和期待,同时亦反映了历史经验和现实利益交织下边地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复杂性。     

论中国利益边疆的当代困境与安全建构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经济一体化现象日益突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在全球化的裹挟之下,中国经济结构由"传统农耕性质的内向型经济"转型为"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海洋对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意义与日俱增,以海外利益聚积区和利益攸关区为核心的利益边疆逐渐凸显。利益边疆的浮现,迫切要求中国调整军事战略,尤其是海洋战略要从"近海防御"走向"近海防御与远洋护航相结合"。然而,中国军事战略的转型,又导致西方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战略误判和战略围堵,进一步掣肘中国利益边疆安全的建构。鉴于此,我们必须突破利益边疆建构中的安全困境,不断创制中国风格的利益边疆安全理论,确保中国利益边疆安全的实践建构。     

Love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Navigating on the Border Between the Ideal and the Real

In the psychological literature, love is often seen as a construct inseparable from that of clos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s a result, it has been often assumed that the same motivational factors underlie both phenomena. This often leads researchers to propose that love does not exist in itself—that it is an emotion which stems solely from a need for attachment, fulfillment of reproductive aims, or for social exchange. The popular cultural imagination, however, perceives love as a unique, mysterious, altruistic, ever-lasting bond between two people—a vision of love which is at odds with its supposed psychological origins. We propose that an ideal of love and its enactment in our culture is a result of two intertwining factors. Within the last few centurie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love have replaced religion as islands of existential comfort. Toward this end, lovers project illusory meaning on their partners. The laborious and turbulent process of withdrawing these projections can lead to what many thinkers think "love" is: bestowal of value on another, and consequent respect for, and care for that person, unmotivated by one's own needs, within the context of a real relationship.     

从和亲看玄宗朝东北边境问题

历来史学界认为唐代的边患主要存在于西北,其实玄宗朝更关注东北边境问题。玄宗朝公主和亲主要是联姻东北的奚、契丹。同时,考察当时节镇的设置、调整、兵力分配等,均可发现唐政府对这一地区的的关注与防范程度。     

毛泽东和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经济建设

陕甘宁边区时期,毛泽东在指导边区经济建设过程中,不仅确定了以农业为第一位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还提出和制定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各项具体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不仅对支持抗战胜利,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对今天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浅析传统疆国理念的演变及其遗产

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作为东方文化根基的儒家文化,为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发展和特有的东方国际关系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此之下产生了具有东方特点的疆域与国家观念和边疆治理思想。它不同于以国家主权、边界条约为核心的近代西方国际关系思想,是一个完整而独立的体系。在倡导新型安全观的新世纪里,作为东方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仁、义、礼、智、信”,依然具有一定的哲学价值。但是,今天我们回顾古代中国疆国观念的演变,还要警醒,看到“大一统”的不足之处,看到东方文化历史遗产中的糟粕性一面。特别是在新世纪转折前后,周边国家出现了所谓“中国威胁论”,并为之寻找历史文化或理论依据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