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的狱中斗争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与实行亲苏政策的新疆主政者盛世才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批中共党人应邀赴新工作。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人遵守"三不"原则:不公开党员身份、不发展党的组织、不宣传共产主义。然而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剧变,1940年代初盛世才转而投靠国民政府,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盛世才将在新的中共党人投入监狱,"三不"原则已不适用。在狱中,中共党人相继建立党小组、党支部等党的组织。在狱中党组织的领导下,通过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斗争,在新狱中中共党人取得最终胜利,集体返回延安。     

试论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性质

纲领与社会历史背景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彼得堡参政院广场集结了三千多名军官和士兵,持枪实弹,举行起义,被刚刚登上沙皇宝座的尼古拉一世所绞杀。史称“十二月党人起义”的这一历史事件,在俄国历史上影响深远,至为重要。这次起义的性质,一般称之为贵族革命运动。苏联专门研究“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涅奇金娜,在为纪念这次事件一百五十周年而写的《十二月党人》一书中,即持此见。在我国,有的同志论述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性质,也说:“按其     

东汉党人与士大夫精神

东汉党人是中国政治舞台上首次出现的官僚士大夫群体形象.党人实践了儒家"士志于道"的教义,极大地弘扬了时代精神,充分昭示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特质,不仅推动了社会的文化进程,更给后代士人以深远的影响.     

《联邦党人文集》思想探源

联邦党人是高度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在面临国家解体的关键时刻建立了联邦制,拯救了美国,而《联邦党人文集》正是他们建国思想的集中体现,它的四大原则也是当今《美国宪法》的核心。因此,研究美国建立联邦体系的原因及文集所体现的思想内涵,将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美国宪法》。     

武昌起义谁先发难

辛亥武昌起义首先发难于何处,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并无定论。一说是城内工八营,一说是城外坛角辎重兵十一营,前者在史学界较为流行。本人同意后一种说法,现根据躬与其事的首义老人的回忆为主要依据,试作考辨。一、“工八营首义说”不足信回忆说是工八营首义发难的,是三部分人:一是工八营党人,一是城内其它党人(三十标,三十一标,测绘学堂)。一是城外南湖炮八标、三十二标党人。这三方     

康梁党人刊布“光绪杀袁遗诏”的历史背景——兼论“遗诏”的真伪问题

光绪帝死后,载沣摄政。康有为梁启超等全力以赴推动载沣杀掉袁世凯。载沣以足疾为名将袁世凯罢免回籍后,康有为梁启超党人为了推动载沣对袁世凯采取进一步的惩治行动,大力制造攻击袁世凯的舆论,在其掌控的新加坡《南洋总汇新报》和上海《时报》刊布了"光绪杀袁遗诏"的内容。"光绪杀袁遗诏"说流行甚广。康梁党人刊布的"遗诏"出现最早。其后流传的各种"遗诏"版本,或照抄康梁所刊布的遗诏,或在内容上与其相似。康梁党人的"遗诏"是有目的地炮制出来的。"光绪杀袁遗诏"没有实物为证,不可信。     

自利及其正当性:立宪设计的前提——以联邦党人的理解为中心

联邦党人相信"自利"是进行立宪设计的基本前提,他们提出的规范性原则是"使各人的私人利益可以成为公众权利的保护者"。自利既可以促进经济生活中的效率,也因其与平等和民主价值的内在联系而获得正当性。要利用自利的正当性,必须注意到个人在私人选择和公共选择中存在的差异,以通过优化制度规则将个人私利引导至有助公益的方向。通过考察联邦党人制度设计的若干描述性定理,我们也发现,他们是基于对人的行为特征的一般性假定,而不是对人进行道德区分来进行制度设计的。所有这些,都体现了联邦党人政治理论的制度主义特征,这与那种徒劳地通过谋求人性改善来实现良好政治秩序的方式形成了对峙。     

蔡锷是改良派、立宪党人吗?

一、从蔡锷与梁启超的关系谈起 蔡锷与梁启超的关系,是评价蔡锷时最引人注目的关系之一。有的同志正是从这个关系中引出了蔡锷是改良派、立宪党的结论来的。张振鹤在《民国人物传》第一卷《蔡锷》一文中说:“蔡锷在政治主张上,是梁启超的追随者,但他的表现又不完全象梁启超。他站在立宪党人一边的同时,又较敏锐地看到革命的潮流不可抗拒,力图与革命保持联系,对革命党人的活动他也常给予同情和赞助”。而周发增在《中国近代史知识·反对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则直接说“立宪党人蔡锷”,把蔡锷完全看成是立宪党人。     

论布尔什维克党人对俄国资本主义的“源头否定”及后果

20世纪初的俄国整体上仍是一个前资本主义关系占主导的国家。按照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其历史任务只能是大力发展资本主义而非进行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没有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分析俄国的国情,而是事实上同民粹派一样,并不希望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起来。布尔什维克党人的一系列理论活动都是为了尽快在俄国消灭资本主义服务的,并最终通过暴力革命铲除俄国的资本主义幼芽,导致了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逆转。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人在新疆的活动及其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

本文翔实地叙述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人在新疆的活动,并对其在促进新疆社会进步、经济文化发展及和平解放中的作用贡献作了充分的肯定.     

论“元祐党人案”

元祜党人案是北宋末年的重大案件,历经神、哲、徽、钦、高宗五朝。持续时间之长,卷入人数之多,在历史上实不多见。激烈的党争加剧了政局的动荡,导致了北宋的覆亡。 一、哲宗朝的党争 元祜党人之名虽出现于哲宗期,但党争却始于神宗之时。神宗为革除弊政而起用王安石变法,一开始就受到司马光等人的反对和抵制。由于变法未能尽善尽美,王安石依靠的某些人品行不端,加上吕惠卿的中途倒戈,遂给反对派以口实,纷纷抨击王安石,安石退居金陵,变法宣告失败。元祜元年(1086年)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整顿新疆税收的历史考察

税收是维系政府财政运转的基石。民国建立后,历届新疆地方政府曾多次整顿税收,以期实现财政的收支平衡,却效果有限。全面抗战爆发后,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立。在盛世才的邀请下,中共党人协助新疆整顿税收,通过提升税政能力,加强税收征稽管理,提高民众纳税意识,实现税收负担合理化等举措,不仅扭转了新疆财政状况持续恶化的局面,更确保了抗战大后方社会经济的稳定。整顿税收是中共党人贯彻统一战线方针在财税工作上的反映,亦折射出新疆复杂的斗争形势对基层治理工作的影响与制约。     

汉末政治风暴与“处士”的文化表现

汉末社会的激烈动荡中,处士作为"党人"的对照,在历史记忆中保留了鲜明的文化形象。这一情形,可以看作儒学群体分流的迹象之一。与激进的"党人"不同,"处士"对政治取全面回避的态度,坚守平民立场,以纯正的在野方式始终保持和执政者的距离,始终不与当权者合作,不为最高执政集团服务,表现出"崛然独立"的风格。历史文献称他们彻底的"独立"意识的表现为"绝迹"。他们与"党锢之祸"受害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消极倾向,研究者也有探索其心理背景的必要。后世对汉末"处士"的评价各有褒贬,亦表现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人等、不同文化倾向的差异。     

试论宪政与民主之间的张力——从美国立宪争论到罗尔斯的理论回应

自美国立宪时期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围绕“宪政还是民主”产生争论以来,两者之间的张力即成为现代(特别是美国)政治法律思想史的一大主题.罗尔斯后期的宪政理论,一方面继承了“二元宪政民主”理念这个美国宪政模式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基于“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对其进行了独树一帜的发展.他通过来源于政治传统的社会共识这个中介,将变动不居且具有“多数暴政”倾向的“民主”纳入到相对稳定且保障“宪法根本”的“宪政”框架之中,从而较为有效地弥合了宪政与民主之间的张力.     

英国辉格史学的演进、特征及其局限性探析

英国的辉格史学始于17世纪末期，在19世纪成为主流的历史编撰方式。它强调英国17世纪宪政斗争以来自由、议会统治和宗教宽容的发展，颂扬辉格党人对英国宪政与自由的贡献。从19世纪末期开始，随着英国霸权地位的逐渐衰落、辉格党人(自由党人)政治力量的没落以及历史学的专业化，再加上辉格史学自身的局限性，曾经盛极一时的辉格史学遭到诸多批评，逐渐式微。然而，广义的辉格史学并没有消亡，而是体现在各种历史书写之中。     

一部矛头直指保皇派首脑康有为的清末小说——关于黄世仲《大马扁》的几个问题

本文对和黄世仲长篇小说《大马扁》有关的几个问题进行辨析,认为:《大马扁》初版时间不是1898年,而是1909年;《大马扁》的原刊本不是《党人碑》,而是节取《党人碑》中叙写保皇派首脑康有为的若干回文字加工修改而成;《大马扁》艺术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但绝不可一笔抹杀,简单地认为其是一部失败之作,客观效果与作者的意图适得其反.     

桂林石刻《元佑党籍》

一九八二年我写过《流放岭南的元祜党人》一文,论述北宋绍圣、元符以及崇宁年间,先后被作为“元祐奸党”流放岭南的一些历史人物,他们历尽艰苦流离的情景,以及他们在贬所生活中传播了中原文化,对促进岭南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则继前作,路述“元祐党籍”和几个《元祐党籍碑》的历史发展,桂林石刻《元祐党籍》的历史价值,并及与它互为补充的融水《元祐党籍碑》。一、“元祐党人”之称元祐党这一党名,不是自称的,而是被强加的。北宋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死后,哲宗继位,是年方十岁的孩子,由太皇太后高氏,他的祖母,垂帘同听政,实际     

独具神州的革命摇篮——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1922年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旗帜下创立了上海大学,但最终中国共产党控制了学校大权,使它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独具神舟的革命摇篮。因为1923年大量中共党人进入上大后,成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就是：途径上让理论讲得出,方法上让大众听得懂,效果上行动做得到。     

谣言政治与文化运作——以上海光复前后的《时事新报》和商务印书馆为例

作为清末立宪政治团体预备立宪公会机关报的《时事新报》,在张元济、汪诒年的带领下,原本是为了灌输国民政法知识、预备立宪而创设的。但是在武昌首义的革命风潮影响下,随着张謇、张元济等人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立宪党人内部的分裂,它与沪上其他报纸一道积极投身革命宣传以激荡风潮,尤其是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编辑出版了《革命文牍类编》《中国革命记》《革命党小传》等大量的书籍、期刊,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而考察这些文化生产背后的种种因素,除了与立宪党人思想倾向革命、沪上政治氛围浓厚有关之外,时事新报馆和商务印书馆当时面临革命党人的谣言政治的压力,是必须要予以充分考量的。在谣言充斥的革命压力铸就的舆论生态中,时事新报馆和商务印书馆通过自身的文化生产不但证明了自身的政治立场和革命倾向,而且化解了革命党人的谣言政治带来的巨大压力。     

开赦党禁案与清末政局

清末“党人”主要是指以康、梁为首的立宪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他们因遭清廷的通缉,长期流亡海外。在是否开赦党禁这一问题上,立宪派、革命派、清政府及清末各种政治力量曾进行过多次错综复杂的较量。开赦党禁案是观察清末政局的一个窗口。